1645年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牺牲于当地地主团练之手后，大顺政权实际上已处于瓦解状态。一、曾经统治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江、淮地区的大顺政权管辖区由于清军追击和地主官绅的叛乱已经丧失殆尽，尚存的东、西二路大顺军虽然还拥有大约数十万兵员，却回到了崇祯十四年以前的情况，没有立足之地；二、李自成的牺牲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生前没有指定明确的继承人，在大顺军将领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大将刘宗敏在李自成牺牲以前就已经被清军俘杀，跟随李、刘南撤的东路大顺军各部将领在屡遭失败后，原来的领导体制被打乱，很难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指挥核心；三、大顺政权的文职官员纷纷降清或脱逃，如牛金星以丞相之尊在撤至襄阳时同他的儿子襄阳府尹牛佺一道向清军投降，军师宋献策被俘后也腼颜降清，重操旧业以占卜取悦于满洲贵族。大顺朝廷不复存在了。
史籍中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大顺军从陕西撤退的时候是全部兵马都随同李自成取道商洛、河南进入湖北的。实际上跟随李自成从西安撤退的只是潼关之战后集中于西安的主力，到达湖北襄阳一带时会合了镇守这一地区的白旺所统七万大顺军，他们遭到清英亲王阿济格的穷追猛打，连续失利。李自成、刘宗敏直接率领的就是这支军队，我们称之为向南撤退的东路大顺军。毫无疑问，李自成的妻子（大顺朝廷皇后）高氏也在这支队伍当中，从一些史料判断，她秉性软弱，不是一个能够继承丈夫遗志、在关键时刻重整残局的人。另一路大顺军是清军占领西安以后，由李锦（李过改名）、高一功带领的陕北榆林、延安地区的驻军会合宁夏、甘肃、青海的驻防军，经汉中南下四川，顺江而下进至荆州一带，形成西路大顺军，即后来的“忠贞营”前身。
东路大顺军主要将领有泽侯田见秀，义侯张鼐，绵侯袁宗第，磁侯刘芳亮，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将领郝摇旗、王进才、牛万才等。他们在李自成牺牲以后，乘清阿济格军东下随即返京之机，先后进入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如刘体纯在五月间即自湖北武昌南入平江，吴汝义、田见秀、张鼐等翻越九宫山，经江西宁州（今修水县）进入平江县。由于史料残缺，我们不十分清楚李自成牺牲后，东路大顺军当中发生的变故。只知道在1645年五、六、七月，这路大顺军大抵均集结于湖南平江、浏阳地区，总兵力多达21万余名。然而，这样一支庞大的部伍在屡经挫败之后，已无复当年部署西安时期，地位与刘宗敏相等的田见秀，曾以“为人宽厚”得众将心，这时仅有部卒7000，泯然普通一将，几无威信可言。原右营制将军袁宗第，仅辖部卒3000，他的老部下刘体纯（曾为右营右果毅将军）却有部众3万，其弟刘体统也有兵2万。原先的裨将郝摇旗拥众4万，王进才更多达7.6万千。曾独当一面的左营制将军刘芳亮所部也不过1万。这说明东路大顺军已失去统一的指挥系统，名义上大将们还保存着侯、伯爵位，实际上却是各部为政的松散同盟。
在大顺军进入湖南前一个月左右，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正是从武昌左良玉军中脱逃后取道宁州、平江到达长沙。当时湖广北部（后来的湖北省）已沦入清方之手，何腾蛟即在长沙设置行辕，安官设吏，准备以湖南为基地恢复湖广全省。东路大顺军将领到达平江、浏阳后，由于领袖新丧，基地全失，决定同何腾蛟会商联合抗清。
六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大顺军迫近长沙，意在同何腾蛟联络。不料，何腾蛟情报不明，以为进入湘东的大顺军，只是些不成气候的“土贼”“山寇”，派长沙知府周二南会同原驻攸县燕子窝的副总兵黄朝宣，领兵2000前往“扫荡”。大顺军意在和好，主动退让以表诚意，周二南却误以为“草寇”不堪一击，懵懵懂懂地“乘胜”直追。大顺军忍无可忍，于浏阳官渡一举反击，周二南被击毙，“官兵将佐杀伤无算”。何腾蛟得到败讯，才如梦初醒，知道对手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他曾备受挟制的宁南侯左良玉一听说大顺军入楚，即望风而逃，这时他手下只有黄朝宣、张先璧等为数不多的杂牌官军，根本无法迎敌，在一片惊慌失措之中“婴城为死守计”。幸好，东路大顺军将领本意是通过何腾蛟，实现联合南明共同抗清，并无攻灭何腾蛟之意。何腾蛟“猝闻平江、浏阳间有贼野掠，意为土寇，遣长沙知府周二南率黄朝宣部兵二千人往击之。过、一功既欲降，无格斗志，按兵徐退。二南误以为怯，麾兵进薄其营，刃数贼。贼乃合战，俄顷披靡，二南坠马死之。贼追溃卒，呼欲与通语，皆益丧精魄，骛走归长沙。腾蛟知为大贼，惴惴惟婴城守。过等敛兵不欲迫长沙，执土人纵之诣腾蛟所道意，土人得释即走，亦不为通。久之，稍传闻至腾蛟所。腾蛟乃募人持白牌赍手书往。过等大喜，遂举军降，腾蛟以便宜各授总兵官……”
王夫之的叙述大致反映了当时东路大顺军将领主动提出联合南明抗清的情况，但他对大顺军内部情况缺乏了解，错误地把李过和高一功视作东路大顺军的首领。
大约在七月间，何腾蛟同东路大顺军达成了“合营”的协议。然而，何腾蛟和他一手提拔的北抚章旷、偏抚傅上瑞，对大顺军怀有深刻的敌意和猜忌，合营后“骤增兵数十万”，他们并没有诚意依靠这支久经战阵的抗清队伍。相反，在驻地和粮饷上处处加以刁难。尽管当时湖北绝大部分地方已被清军占领，但湖南全境还在明朝廷有效管辖之下。何况，清英亲王阿济格获悉李自成死讯后，以为大功告成，在这年六月间就率领大军回北京避暑了。阿济格凯旋前委任了梅勒章京佟养和（即佟代、佟岱、屯代）为“总督八省军门”，带领少量军队驻守武昌，湖北各地的驻防清军主要是刚刚投降过来的原明朝官军和大顺军叛徒，兵力十分有限。换句话说，在武昌的清朝湖广总督佟养和与在长沙的明朝湖广总督何腾蛟，处境相当类似，都没有多少实力。然而，佟养和比何腾蛟更能面对现实。他在六月间到任之后，派出使者对尚未归附的明朝文官武将和大顺军余部，广行招抚，委以重任，力求稳定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唯一对他不利的是，清廷严厉推行的剃发改制遭到汉族军民的抵制，使他的招抚政策未能取得更大效果。何腾蛟、章旷之流却因阶级偏见目光短浅，看不到弘光朝廷覆亡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他们是主张抗清的，对农民军又怀有深刻的敌意，只是在自己的官军打不过大顺军的情况下，才被迫达成联合抗清的协议。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利用湖南全省的地盘和物力，给大顺军以充分的休整和补给机会，然后凭借这支武装收复湖北等地区，而是对大顺军实行分化和排挤。在东路大顺军中，郝摇旗、王进才原来地位较低，他们乘大顺军兵败混乱之时，各自掌握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难免同大顺军封侯封伯的老将产生隔阂。何腾蛟充分利用了这种矛盾，把郝摇旗、王进才收为亲信，郝摇旗被委任为督标副总兵，不久升任总兵，加封南安伯。至于田见秀、袁宗第、张鼐、刘体纯、吴汝义等大顺政权所封侯伯则备受歧视，何腾蛟既不为他们安置驻地，也不供应粮饷，这些农民军被迫就地打粮，又立即被加以掠夺的罪名。何的目的是使他们在湖南站不住脚。这年八月间，田见秀、张鼐、袁宗第、吴汝义、刘体纯、郝摇旗等在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的招罗下，曾派使者至武昌同清方联络，要求安置地方供应粮饷。因清方坚持剃头，没有达成协议。不久，除郝摇旗、王进才二部留在湖南外，田见秀等东路大顺军将领都率部北入湖北，在荆州地区，同李锦、高一功等九大头领率领的西路大顺军会合。
从当时形势来看，东路大顺军进入湖南之时，显然缺乏一个坚强的核心，提出联明抗清的策略是正确的，但过于软弱。在遭到何腾蛟、章旷等南明顽固派官僚的排挤时，本应以抗清大局为重，发挥自己的主力作用，一面迅速接管湖南全省地方，安抚军民，征派粮饷，休养整顿队伍；一面迫使隆武朝廷及其地方高级官员承认其合法地位。这样，在清军主力北撤、何腾蛟等实力极为薄弱的情况下，东路大顺军可以把湖南经营为抗清基地，取得人力、物力等后方保障，再同由四川东下荆州地区的西路大顺军会合，湖广局势以至整个南明局势必将大为改观。可是，田见秀、张鼐、袁宗第等计不出此，局促于浏阳、平江一隅之地，受到排挤后又移师北上，动摇于明、清之间。这不能不说是方针上的重大失误。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未能做出较大贡献，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具有相当人力、物力的后方基地做保障，长期在南明顽固派势力和清方的夹缝中勉强支撑。这说明在李自成牺牲以后，东路大顺军组织的混乱和领导人的缺乏魄力。
清军入关后的天下形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1645年（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李锦（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由陕西汉中南下，四月间经四川太平（今万源市）、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进入湖北西部山区（西陵峡一带）。经过短期休整后，于六月间率兵东下，占领荆门州、当阳二城。七月二十日，李锦、李友、贺篮、高一功、刘汝魁、马重禧、张能、田虎、杨彦昌九营会攻荆州，“填壕搭梯，扎棚挖窑，百计攻打”；清镇守荆州副总兵郑四维据城顽抗。大顺军围攻了半个月，未能攻克该城。这支大顺军把老营（指随军家属和辎重）安置于松滋县草坪，兵马分驻在湖北荆州府境到湖南澧州一带，“横亘三百余里”。
八月间，原先跟随李自成东下的大顺军余部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营，虽然同明督师何腾蛟达成合作协议，却得不到粮饷供应，处境相当困难。吴晋锡当时担任南明衡永郴桂团练监军，曾经向何腾蛟建议：“此辈久在行间，动则奋，静则玩，及其锋而用之，分路进击，可以大有功。”何腾蛟表面上赞成他的意见，实际上却采纳了长沙道傅上瑞的主张，“以饷绌难之”。田见秀、袁宗第等部大顺军既然在湖南站不住脚，又听说李锦、高一功等部已由四川东下湖北，于是决定移军北上。除了郝摇旗、王进才二部留在何腾蛟麾下外，东路大顺军主力都移营北上。“袁宗第及田、高诸部落夺舡而行，长沙之舡顿尽”，在驻于岳州的马进忠部接应下转入荆州地区。这样，东、西两路大顺军终于会合，李锦、高一功等人才获悉了李自成殉难的详细情形，自成的妻子高氏也转入李锦（自成和她的侄儿）、高一功（高氏之弟）营中。两路大顺军会师后，实力有所加强，但是显然缺乏一位众望所归的领导者。东、西两路大顺军将领在推举李自成的继承人上出现分歧。李自成的三弟在大顺军战史上从未有过战功或其他作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可靠记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从未成为大顺军的领导核心，更谈不到恢复大顺政权了。大顺军内部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直接影响了这支颇具战斗力的队伍发挥作用。当时，湖北清军主力已经北返，湖南明军远不是大顺军对手，完全可以以大顺军为主体，迫使南明当局合作，凭借湖广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抗清斗争中重振雄风。然而，由于大顺军各部的离心倾向，使他们彷徨失所，在明清之间举棋不定。明、清双方鉴于自身兵力不足，又担心大顺军危及自己的辖区，都想加以笼络。清朝湖广当局多次派人招抚，大顺军也虚与委蛇，以“受抚”为名讨荆州、湖南为安插之地。清湖广总督佟养和（佟岱、佟代，也就是下面说的“梅勒章京屯代”）因兵力有限，“招抚心切，即为应允，将田、刘、吴等安插江南；袁、刘、张、党、蔺、王、牛、马安置荆州”。顺治二年十一月，佟养和奉调即将离任，以梅勒章京屯代的名称，报告九月至十一月的情况说：“职差新附移文招抚一只虎李锦六次，人信不还。伊因罪恶深重，不敢就抚。复差兵备道屠奏疏谕以我清□不念旧恶，仍加升赏。该道止差官承二员赴一只虎营。相遇时待以优礼，似有招抚意。伊令先陷去郝总兵具报，请讨地方安插，并请旨封爵数语。职又差副将杜弘场、贾一选将并前恩诏书札盟状复去，仍许以尝德、澧州地方居驻，令其前来。近日闻彼与百姓公买公卖，并不杀掳。又据驻防荆州总兵马进忠数报，皆有归顺之意；兼以伊母（即自成妻高氏）再三劝谕归服。俟差官回日再报。”“一只虎李锦投札到省，似有归顺之意。其中指取湖南，不肯剃头。职谕以我朝新制，为臣子能遵奉顺从，方见归顺之诚。先发副将杜弘场，次发副将贾一选二次招抚，候回再报。”清方坚持要李锦、马进忠等人剃头表示归顺的真心，李锦等人却坚决拒绝。“招抚”与“受抚”的表面文章，再也掩盖不了互为敌国的严酷立场。李锦等一大批大顺军将领出于民族大义，终于同南明隆武政权达成了共同抗清的协议。李锦、高一功等决策联明抗清，同隆武朝廷新任命的湖广巡抚堵胤锡有密切关系。堵胤锡原任长沙知府，崇祯十六年赴京朝觐时长沙被张献忠占领，大西军撤退后他回任长沙，很快被提升为武昌兵巡道，还没有到任又改为湖广提学副使。隆武初立，何腾蛟已升任湖广总督，湖广巡抚一职由堵胤锡接任。何腾蛟驻于长沙，堵胤锡则驻于常德。按体制而言，堵胤锡应受何腾蛟节制。但由于政治眼光不同，两人在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区别。何腾蛟在长沙、浏阳、平江一带，同东路大顺军达成“合营”协议是被迫的，“合营”以后就想方设法加以排挤。堵胤锡却从大局着眼，认识到只有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中兴之望。当他得知大顺军各部屯集荆州、澧州一带时，就亲自赶赴湖北荆州地区的草坪李锦等的大营中，谈判会盟事宜。隆武帝决定封李锦为兴国侯，诸将封伯有差，改李锦名为李赤心，高一功名为高必正，所部称“忠贞营”。
大顺军同南明隆武朝廷的联合，在清方文书中也有反映。顺治二年十二月清湖南巡按宋一真揭帖中说，何腾蛟“奉隆武正朔，通联闽、粤，阴结闯孽一只虎，助以糗粮”。次年正月，清招抚湖广兵部右侍郎江禹绪也依据署道唐大成的塘报奏称，何腾蛟“与一只虎等贼结为心腹，资之粮饷”。这两件文书中说的何腾蛟都是指南明湖广当局而言，清朝官员并不清楚何腾蛟同堵胤锡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张家玉的奏疏充分说明主张全面联合大顺军的是堵胤锡，而不是何腾蛟。隆武帝采纳了堵胤锡的建议，派马吉翔为使者前往湖广颁诏。分析上下文，可以明显看出文献的缺略，颁给自成妻高氏的敕中明说李锦业已挂印封侯，上文却只写挂龙虎将军印，未提及封兴国侯。按情理推算，封李锦等以侯、伯肯定在1646年三月以前。高一功改名必正也是在同一时间。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南明史上第一个同农民军联合抗清的是隆武朝廷。它反映了南明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国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客观事实。在南明官僚中，首先同农民军联合的是何腾蛟和堵胤锡，然而这两人的政治眼光却大有高低之分。何腾蛟的同东路大顺军合营是兵力不敌，实逼处此，在联营之后他给隆武朝廷呈上的是从大顺军将领口中得知消息而写成的《逆闯伏诛疏》，吹嘘自己如何事先布置道臣傅上瑞、章旷“联络乡勇以待”，致使李自成“误死于乡兵……为千古大快”；接着完全隐瞒自己派周二南、黄朝宣去扫荡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事实，把东路大顺军的主动提出联合抗清说成是：“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何腾蛟对大顺军的高级将领拼命贬抑，义侯张鼐仅授参将、郝摇旗授副总兵，其他如袁宗第、田见秀、刘芳亮、刘体纯（疏中作刘体仁）等一概斥之为“伪侯伪伯”，根本不向隆武朝廷请加封赏。他同亲信湖北巡抚章旷沆瀣一气，先是收罗湖南境内的那些害民有余、抗清无心的黄朝宣、曹志建、张先璧、刘承胤等军阀，后来又不惜代价招兵买马拼凑自己的“嫡系”，借以扼制和排挤大顺军。堵胤锡却不愧是南明官员中最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深知明朝官军虽多，将领和士卒都腐败已极，要支撑抗清大业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农民军，使之纳入己范。史籍中常见描写堵胤锡同何腾蛟、瞿式耜等大臣的龃龉不和，而且诸书作者的阶级偏见常导致赞扬何、瞿，贬低堵胤锡，这是很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能够较为客观地考察整个南明史，那就不难看出：弘光一朝地域辽阔，物产丰盈，兵员及后备力量最大，结果却为“联虏平寇”方针所葬送，数十万官军叛降清朝，反过来为满洲贵族征服江南各地效犬马之劳。隆武以后，朝廷改变方针，由“联虏平寇”转为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但在南明隆武至永历朝廷中的官绅，大多数是把联合农民军作为权宜之计，内心里往往对农民军深怀敌意，私下甚至在某些公开场合仍斥之为“贼”。每当形势危急之时，他们把农民军推到第一线，喘息方定就以种种借口支开农民军。有限的财力都用于培植杂牌“官军”和召募“亲兵”。堵胤锡着眼于民族大义，始终不渝地奉行联络农民军共同抗清的政策。1645年秋，他赴松滋草坪同李锦、高一功等谈判，能够以明朝巡抚之尊拜见李自成的妻子高氏，这种诚意表现了他的高瞻远瞩。堵胤锡在前期同何腾蛟的矛盾，后期同瞿式耜等人的隔膜，主要根源都在这里。
来源《南明史》（顾诚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