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我看来,音乐是我能够自由表达的唯一途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帅的决定。可当我真的成了一名全职音乐人以后,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扑街的决定。
大家好,小弟vyan,又叫刘万里,又叫刘长发。
小弟是一名说唱歌手、音乐制作人,今年是我从事Hip-Hop的第22年,我有幸见证了中文说唱的发展史,并且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在过去说唱音乐是一种不被理解的音乐形式,如果有人玩说唱会被认为不务正业,而现在说唱音乐潮流新锐酷炫,它已经从一个边缘的青年亚文化,变成了大众流行文化,也成了很多潮爆青年、个性男女,以及中小学辍学青年的就业首选。
感谢一席的邀请,让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我这22年的说唱故事,这个故事我更愿意称之为一个旅程。
第一首歌《高考》
这趟旅程的开端在2001年,那时我读高一,喜欢听流行音乐,主要是周杰伦,以及香港的偶像女团 twins:“男生们是非,我细细声讲给你,我坐你隔篱,像对孖公仔报喜”。
在各种因缘际会下,我接触到了说唱音乐,比如Eminem、Dr. Dre,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如果我说听得懂他们在唱什么,那我肯定是骗你的。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香港说唱乐队大懒堂LMF的音乐,当我把他们的光盘放到CD机里,把音响的音量给扭大,我听到音响里面传出这么一段东西:
我心里面真的是I know what the f**k you're saying。后来我又听到了台湾的MC Hotdog 热狗的音乐,我彻底被这种简单粗暴直接的表达方式吸引了,彻底迷上了这样的音乐,从那时候开始这趟旅程就出发了。
后来我开始自己写歌词,我在每一堂数学课上写非常多的歌词碎片,第一首成型的歌曲叫《高考》。这首歌是我在我爸的破电脑上面录的,用一个盗版的Cool Edit录音软件,在家楼下的电脑店里买了一个十块钱的QQ语音聊天麦克风。就这样在我爸的书房里,我把这首歌给录了下来,没有混,直接发,给大家听一下吧。作为一个37岁的中年人,现在听我十来岁写的歌,真的太搞笑了。
我把这首歌发给了我QQ上所有的好友,得到了一些反馈。由于这首歌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一个不太喜欢学习的中学生对于高考制度的批判,非常有幸地得到我们学校众多语文老师的青睐,他们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朗诵我的歌词,然后无情地鞭挞我的歌词。
但这个时候我是第一次体验到了创作的快感,正因为语文老师们的推波助澜,学校的很多同学都知道原来我们学校有哥们是搞说唱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红了,我有点飘,然后我决定乘胜追击,参加了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我唱的就是这首《高考》。
结果非常显而易见,我被无情地淘汰了。在我还没有唱完这首歌的时候,评委直接把我赶下台去,翻了我一个大大的白眼。但没有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最伟大的说唱歌手——之一——诞生了。
好玩的旅程
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复杂的旅程,这个旅程到今天依然在继续。今天我决定从两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一趟说唱之旅。首先这是一个好玩的旅程。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创立Hip-Hop文化的先驱们就定义了Hip-Hop文化的精神内核,Peace 、Love、Unity and Have fun,关于peace and love,我觉得我不需要多说了。
Unity,其实是美国的黑人为了对抗生活不公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精神工具,创立Hip-Hop文化的先驱们有一个组织叫 Zulu Nation。美国黑人在美国是饱受种族歧视的族群,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当时所有Hip-Hop先驱们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嘻哈艺人,有跳舞的舞者、说唱的MC、DJ、玩涂鸦的graffiti writer等等。他们团结在一起,举办各种线下活动,派对、音乐会、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得到的收益全部用于改善美国黑人贫民窟的医疗以及创办社区大学,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知识让黑人摆脱生活的贫困,摆脱贫民窟里面无处不在的帮派生活。
至于Have fun,是1973年Hip-Hop诞生时就有的文化DNA:1973年,DJ Kool Herc把他家的音响设备全部搬到楼下去,为他的妹妹庆祝生日而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所有人都可以过来玩。
好玩这件事也贯穿了我的整个旅程,在这二十多年里面,我深刻地体会到Have fun对于做好Hip-Hop音乐有多重要。Hip-Hop本身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我们可以通过Hip-Hop的魔法把跟它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东西——比如张学友的歌——也变成Hip-Hop音乐。我举两个例子让大家理解,首先我们来看这首歌的制作方法。
▲ War by Low Rider(1975) 建议点击视频👆
这本来是一首跟Hip-Hop没有任何关系的音乐素材,当使用了其中的一部分素材,也就是蓝色的部分,把这一段给截取出来,拆散重组,再加上别的东西,就成了说唱歌手Flo Rida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热单。下一个例子来自日本著名的已故的音乐人DJ Nujabes。
▲ Dirty Feet by Daly-Wilson Big Band(1975) 建议点击视频👆
首先从一首爵士音乐里面截取一些素材,还有前面的一段钢琴,并从一段鼓点里面截取一部分,然后就变成了现在听到的这样。
把所有跟Hip-Hop没有关系的东西,通过拆分重组,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东西,让它变成Hip-Hop的beat,说唱歌手就可以在上面自由地flow,自由地发挥,这种方法叫作采样。采样这种制作方法现在除了在Hip-Hop音乐里面会用以外,基本上已经出现在大家能够听到的很多流行音乐里。在Hip-Hop里面有一个词叫digging,是挖掘的意思,制作人会去挖掘唱片,去采样唱片。当你在全世界的唱片堆里面去搜寻素材时,你会听到海量的音乐,不知不觉中,一个更加宏大的音乐世界就呈现在你面前。我对这种制作方法的游戏乐此不疲,基本上我所有的歌曲都是这么制作的。
云南采样之旅
2018年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如果我采样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呢。于是我和我的制作人搭档史家汝,香港的说唱歌手Heyo,加上三个摄影师朋友,我们二话不说就去了云南。在云南当地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得以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寨子,他们的部落。在澜沧我们拜访了一个拉祜族的村庄,叫老达保。这个村庄很有趣,他们信仰天主教,他们的音乐听起来就像是教堂里的福音音乐,那种唱诗班唱出来的多声部合唱的音乐。更有趣的一点是他们这个村庄有400多人,250多把吉他,基本上男女老幼都会演奏吉他。他们平日里是在山上种地的农夫,回到村庄换上当地的服饰,又为客人表演弹吉他、唱歌、跳舞。在村庄里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叫扎努,他是一个音乐人,他有一个组合叫达保兄弟,就是村庄里几个年轻人组成一个组合。▲ Vyan一行人与扎努一家
达保兄弟上过几次央视,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他的爸爸妈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我们一起围坐在炉火边,给我们讲拉祜族的故事,讲他们的神话,唱他们的音乐。大家听听,是不是跟大家印象中的民族音乐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又去了红河州的元阳,拜访了两位彝族的老人,他们是当地著名的唱跳组合,经常去商演。找他们商演的人是他们的县文化局,他们说起这个的时候非常自豪。知道我们要来,他们就骑三轮摩托车把我们载到他们的梯田上面。梯田的旁边有一个小木屋,小木屋里面用土砖砌了一些墙,他们平常除了在小木屋存放农具,还存放他们自己的乐器。他们在梯田边上为我们唱他们的民族音乐、弹奏乐器,我们就在旁边把这一切东西录了下来,他们弹奏的三弦,节奏和旋律都非常简单,但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魔力。我们当天回到酒店后,直接用他们弹奏的三弦做了这首歌,这首歌是用粤语来创作的,里面还采样了这两位唱跳组合的歌声。叫《马骝精》。接下来我们到了建水县,这里比较出名的是豆腐,我们在这遇见了非典型的广场舞大妈。她们不是用着便携式的音响播放着百度Top100土嗨舞曲来跳舞,而是用现场乐队伴奏。给她们伴奏的全是当地的民间艺人,他们拉奏着阮,三弦,各种民族乐器,她们跳着广场舞。
然后我们到了西盟,这是一个边境小城,是佤族的聚居地,我们拜访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叫岩兵,他号称佤族乐王、佤族音乐博物馆。他为我们演奏了非常多他们的民族乐器。墙上挂的全是他的民族乐器,他自己手工做的。他家里面有一只猴子的标本,头上戴着棒球帽,他说那个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死了,他觉得很伤心,为了让他的朋友能够长期陪伴着他,他把那只猴子做成了标本放在他家里面。
当我们回到广州,马不停蹄地把在云南收集到的所有的素材做出了一张专辑,叫《老表大奔走》。如果懂粤语的朋友应该能get到我这张专辑的名字里有一些比较低俗的恶趣味。我从小就想写小说,但无奈我自己本身的文学造诣实在是不咋的,但有一天我也是突发奇想,能不能用我熟悉的Hip-Hop音乐去演绎一本经典的文学著作呢?于是我跟史家汝用了大概两周的时间做了《动物农场》这张专辑,我们把乔治·奥威尔的这本名著用Hip-Hop的方式演绎了出来。▲ 专辑《动物农场》
希望之地
硬币总有两面,这趟旅行一面是好玩的,另一面是一趟惊心动魄的。或者我换一个说法,这一趟旅程充满了危险,首先是生存的危险。
我大学是学传播学的,毕业以后干了几年媒体工作。我当过报社记者、杂志编辑、电台主持、网站编辑,我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但这些工作使我压抑。
所以我决定辞职,当一名全职的音乐人,在当时的我看来,音乐是我能够自由表达的唯一途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帅的决定。可是当我真的成了一名全职音乐人以后,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扑街的决定。那一年我的全年收入是六千元。
在2006年,我当时的团体自资制作了一张专辑,这是我们的第一张专辑,从作词作曲编曲录音混音到母带到封面设计,全是我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CD的生产是在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那一带的盗版CD工厂,销售渠道仅仅在广州市越秀区越富广场一楼的一个CD店里面,还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石路校区门外购物商场里面二楼的一档卖打口碟的摊档,老板叫老段。这一张专辑的面世令我们感到很开心很骄傲,但是这种骄傲没有持续多久,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来自广州市文化稽查大队。他给我打电话:“你现在涉嫌制作非法出版物”,请你来我们单位协助调查。我挂了电话那一刻心中充满了恐惧,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涉嫌制作非法出版物”是什么样的罪名。我当时在想我会不会坐牢,我这辈子应该是完了吧,我要怎么跟我爸妈交代。那几天我寝食难安,到了约定的调查的那一天,我庄重地洗了个头,刮了胡子,换上我学校的校服,我希望无知的大学生这样一个身份能够为我减轻一下惩罚。当天发生的故事大约是这样的:1.我战战兢兢地去到了文化稽查大队
2.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
3.他们叽里呱啦跟我说了一堆我听不太懂的官话
4.告诉我说你现在涉嫌制作非法出版物,要在我面前把没收的非法出版物销毁(所谓的销毁就是当着我的面掰断了我几张CD)
5.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认罪
6.我可以走了
我怕了那么多天,我现在就可以走了?我反复跟他们确认,我真的可以走了吗?没事了吗?
负责接待我的那个执法人员,他年纪并没有比我大很多。他跟我说:其实你这张东西我们都听了,我们觉得做的都不错,歌写的挺好的,但是下次你要再做的话,我教你,你印一张非卖品的贴纸贴在CD封面上,这样我们就拿你没办法啦。惊心动魄,顺便获取了一些冷门的知识,从此以后我们就真的这么干了。其实这种事情在近些年也时有发生,比如说我的歌无端端地会下架,还会因为一些无厘头的原因,被平台方发行方要求改歌词。比如我有一首歌讲的是中年肥胖发福的问题。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的:做最成功的80后,但不是金🟨🤔。在这里我只是用了金委员长的身份以及他的身材,进行了一个双关的比喻,仅此而已,但平台方告诉我说不行,你这句歌词涉及政治。那没办法,我改吧,我能怎么改,那我就把金🟨🤔消音呗。几乎每一年每个月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去年新冠疫情肆虐的一个冬天深夜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来自广东省一个穿制服的部门,他们跟文艺创作这方面是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说要我下架我的一首歌,理由是我的歌曲“涉嫌炒作负面新闻”,“与人民群众的普遍认知不符”。我再也不是那个听到“涉嫌制作非法出版物”就害怕得要死的孩子了。
我当时果断地拒绝了他,因为我知道我的歌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锲而不舍,每天深夜给我打电话,给我太太打电话,动员我下架这首歌。
最后他们不厌其烦,我不堪其扰,我决定妥协——我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歌词进行了消音,替代了原来在平台方上面的这些作品。但是现在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来帮我判断一下,我这首歌是不是有这两个问题,这首歌叫《希望之地》。
勇敢地表达是说唱音乐的DNA
不知道在座的这么多朋友开始接触或者认识到说唱音乐,是不是2017年的那一个现象级的综艺节目。在那会儿,每当别人知道我是一个说唱歌手,他们就会说,你有freestyle吗?在那个时候说唱歌手被捧为天之骄子,随后的几年里面,因为说唱圈陆续地发生了一些事情,人们开始慢慢地对说唱歌手、说唱音乐有了负面的印象,比如说自吹自擂、肤浅、浮夸、拜金、没文化等等。我当然不能否认这些负面的印象有它客观存在的原因,因为毕竟说唱是这个地球上门槛最低的音乐——你有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的语文素养,懂得基本的计算机操作,就可以写歌、录歌、发歌,然后自称是一个说唱歌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017年开始说唱歌手的数量激增,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些负面印象肯定是会有存在的土壤。但是我认为勇敢地表达是说唱音乐的DNA,表达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创作者自己。当然有一大票唱着大金链子,唱着钞票,唱着妹子的说唱歌手,但是我们也有功夫胖,他在“红黄蓝幼儿园性侵幼儿事件”发生的时候,用力地唱出:说唱仅仅就是一种音乐形式,我希望今天分享的说唱旅程能够在大家心中种下一个观念,它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一样,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至于你要接收的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完全取决于各位。作为一个文化消费者,我们都应该培养出一种善于挖掘出好的音乐以及文艺作品的能力,而不是媒体喂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我希望说唱音乐能够在中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因为我始终相信中国是一片希望之地。谢谢一席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这趟旅程,在这趟旅程里,我逐渐变成了一个我想成为的人。小弟Vyan来自广州,方块兄弟 CillGun Music,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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