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今天的中国人，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的语言，有所成全，有所成就。”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艳艳
在当代汉语文化研究领域，提到“时间和节气”，余世存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世界读书日是在暮春时节，正好谷雨节气刚刚到来，（所谓）‘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4月23日，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的“世界读书日”活动上，知名学者、诗人余世存先生现身，并作了“抄书、读书与昨日的世界”的主题分享。“抄书”是余世存推荐给现场观众们的读书妙招。这个习惯最早要追溯到二三十年前他的大学时代。后来，他出版了一本书，名叫《非常道》。“这本书其实是我抄书的结果。”余世存说，“我抄过很多卡片，后来当我思考怎么处理这些卡片时，发现它们可以编成书了。”余世存，湖北随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年54岁的他，致力于研究中国人的“时间文化”，曾出版“时间三部曲”——《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节日之书：余世存说中国传统节日》。其著作多次获文津图书奖，尤其在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史领域具有广泛影响，他本人亦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1.从80年代以来，一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还处于一种隔膜状态，自认为对传统文化有判断力。这其实是现代人站在现代立场上的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好像我们可以去审判前人，可以去审判传统。2.我在90年代中后期，几乎每一年的冬天都抑郁得要死，但是一到春天，我把庄子再读一遍、翻一遍的时候，一下就觉得生发起来了，觉得自己被打开了，而且一下子觉得自己曾经怀疑的、质疑的文化以及语言是有意义的。3.任何一种语言，只要是你的母语给予你的，都可以让你安家，让你找到归宿。所以我们不应质疑自己的语言。我们很多人坐在这里，不需要我们这些人去注解另外一个了不起的人，而是说我们这些人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互之间就构成了一种意义。4.对于睽卦，中国的先哲还曾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叫“君子以同而异”，意思是说要在相同之间看见差异，在差异之中看见相同。这才是阅读的真谛，而不是只去追求一个片面的深刻，或追求深刻的片面，只看到它的一面。以下为余世存先生的现场分享实录（未经本人审阅，有删减）：
很高兴在世界读书日这天，跟大家分享我的“抄书、读书和昨日的世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说到世界读书日，我大概在10年前研究中国易经文化的时候，就有个意外发现。世界读书日，4月23号是一个什么日子？我用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文化元素——阴阳这两个符号，将日期排列组合，组合到4月23号，你们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居然是火泽睽卦。睽卦是什么意思？就是睽视、就是左顾右盼。我没想到一个古老的阴阳文化，它的排列组合居然跟现代的节日有相印证的地方。这是让我特别吃惊的。我们还看到，世界读书日是在暮春时节。正好谷雨节气刚刚到来，（所谓）“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对于春天，过去的中国人会有一种迎春、送春、见春的习俗。那么在暮春时节，我们怎么送别春天？古人有很多种仪式，比如说王羲之有王羲之的仪式，所以他能够写下《兰亭集序》；孔子有孔子的仪式，他和他的弟子们在一起诉说人生理想的时候，他的弟子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就特别赞叹这种生活方式，觉得这才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像他那样如丧家之犬一样周游列国，整天看别人脸色，他可能觉得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他更理想的生活或许还是暮春时节，跟他的弟子们一起享受春天。所以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对春天的感觉。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王羲之，他的儿子王献之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意思是说，在暮春时节，你看这山川大地好像在诱惑你，向你招手，让你去看他。你真的是左顾右盼，顾不过来。
我在研究易经文化的时候，发现它跟世界、跟中国人的时间元素、跟现代的阅读有密切关联。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我要先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回到了中国的时间当中来，这源自我的阅历。大家一看我的履历，就知道我是属于哪类人。我们现在看一个朋友的履历，基本上可以判断，他受的教育是一个什么样子，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能理解他的关切点。比如，把我放到80年代的大学生活中。大家都知道80年代是一个文化热、方法论热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很深，受科学的影响很深。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敬而远之。
怎么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种有点优越感的，有点高高在上的那种东西。我们认为我们是现代的，而现代就代表着伟光正，代表着有审判力，所以可以审判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是80年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心理。比如对于传统文化的看法，首先不管你是谁、我读没读过你、有没有读懂你，但我可以审查你，说你有糟粕也有精华，所以会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看法，好像我们还认为，这个看法特辩证。所以从80年代以来，一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其实还处于一种隔膜状态，我们很有优越感，自认为对传统文化有判断力。包括现在，我经常看到朋友圈，包括网友们在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争来争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想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一说起中国的中医、传统武术，还有我刚才说的易经文化，马上会引起另外一批人情绪激烈的反应。对吧？这其实就是现代人站在一个现代立场上的一种优越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像我们可以去审判前人，可以去审判我们的传统。这其实也是我曾经走过的道路，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昨日的世界”。
从母语中寻找归宿
但是我在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也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陷入两种不太好的状态。一种状态，用当年的心理学的话讲，叫幽闭恐惧，是一种独处状态下的幽闭恐惧，还有一个是荒漠恐惧。这两个状态恰好可以对应当下年轻人口中的躺平和迷茫。所以我一直觉得，现在年轻人所经历的这种时代的状况，跟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所处的状况大同小异，或者叫异质同构。当时我也处于这样的焦虑迷茫、甚至一种摆烂状态中。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北大出来的人，还是不应甘于沉沦，要找点出路，怎么办？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在大学学的那些东西，那些理论也好，那些现代派大师们给予我的熏陶也好，都还是不太管用。所以找出路的时候，就找到了中国的经典。我跟很多朋友都倾诉过，我说我找到了庄子。我在90年代中后期，几乎每一年的冬天都抑郁得要死，但是一到春天，我去把庄子再读一遍，翻一遍的时候，一下就觉得生发起来了，觉得自己被打开了，而且一下子觉得自己曾经怀疑的、质疑的文化以及语言是有意义的。比如我们的母语，汉语，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很多人对我们自己的母语产生了质疑，认为这个语言不够有效，不够有质量，不够安身立命，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愿意去学习其他语言，在其他语言给予的世界中，他认为他找到了意义，找到了归宿，找到了认同。我觉得这个也很好。我前不久还遇到一个80后中国女子帆船环球航海第一人，她说，当她航行到赤道附近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我是这个岛上的居民，我就出生在这个岛上，那么我的语言就不是汉语，我说的就不是中文，那么我肯定是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我是不是能安身立命？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种只要是你的母语给予你的，都可以让你安家，让你找到归宿。所以我们不应质疑自己的语言。而我当年质疑的时候，因为很碰巧我遇到了庄子，我用我读过的西方现代文学标准——在我看来是顶级的标准，打量我们的庄子，我发现庄子跟他们在一起，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是高于很多现代派的作家。
抄出一本畅销书《非常道》
那时候，我就对我们的语言有了极大的信心。我说，真正糟糕的是我们自己，而不应该怀疑自己的经典，自家的传统文化。所以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的阅读开始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中国的经典。2005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叫《非常道》，这本书其实是我抄书的结果。我抄过很多卡片，后来当我思考怎么处理这些卡片的时候，发现它们可以编成书了。我本来雄心勃勃，想写一本理论书，抄卡片只是给理论做注解。没想到抄完书后发现，根本不需要我来写理论书了，这些卡片本身它就已经在一起，生成了意义。就像我们很多人坐在这里，不需要再去注解另外一个了不起的人，而是说我们这些人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互之间就构成了一种意义。当时，这是我写卡片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所以就把我的卡片整理一下，交给了出版机构，后来成就了《非常道》这本畅销书，那是在2005年。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会发现中国所有的媒体，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网络，都没有用段子体，是我的《非常道》开创了当代汉语的段子体。说起来，这也只不过是我抄卡片无意中抄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说，抄书很有意思，给我抄了一本畅销书出来。说到抄书，我还要往前追溯，我什么时候有了这种读书习惯的。大学刚毕业时我认识一个人，他是广西的，初中没毕业就跑到北京来，因为家里太穷，没有读书。但这个初中生的旧体诗写得特别好，所以他就用他的旧体诗，敲开了很多北京文化名家的门。比如叶嘉莹先生、钱钟书先生这些传统文化或国学深厚的名家，这位初中生都跟他们打过交道。后来他跑到我们北大中文系去听课，又跟我们中文系的同学成了朋友，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看不上他，觉得一个初中生居然来跟我们谈学论道，没有人理他。他的生活特别艰苦，基本上在食堂里面打四两饭，然后到我们宿舍里面要一壶开水，用开水一泡饭就呼啦啦吃下去，然后就去读书。80年代的我们在大学生活，艰苦程度没有像他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可能对他比较好，所以他对我特别感激，我们就交流多一点，会跟我说今天又见到哪个名人了、明天又要见哪个名人了。当时他见钱钟书先生也好，见叶嘉莹先生也好，我没有跟去，我大学快毕业时，他说，我今天要去见舒芜先生，你干脆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就是跟着一个初中生去了舒先生的家。舒先生是一个80年代比较知名的杂文大家。后来我经常去舒先生家，跟先生打交道比较多，通讯也比较多，舒先生就教了我很多关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方法，比如说他看到我们特别喜欢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书，有时就会暗示或提醒，其实当代人的书或中国的书，也有很多可以读的。那个时候我说，您虽然德高望重，但毕竟只是一个写杂文的，怎么能对西方文化这么看？他就会呵呵一笑，说他年轻的时候，对黑格尔、康德这些西方的哲学美学一点也不陌生，他还给我看他年轻的时候写的那些论文，我一看，非常震惊，他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论文水平，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还写不了，而且确实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就是这么一个人，后来写杂文写得那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其实这就是我要学习的。因为我们80年代的文字以晦涩著称，我们讲的话，写的文章，句子越长越好，绕得别人越看不懂越好，通过这位先生我发现，人应该尽量讲话讲得明白一点，这是先生教给我的。他教给我的还有一点，就是读书应该记录，做卡片。他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钱钟书先生的藏书也没有多少，主要是靠他的读书笔记和抄卡片，而且先生还给我看了他抄的卡片，类似于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五斗柜，那个柜子里面全是他抄的卡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应该向这些前辈学者学习，来抄卡片。于是，我在大学毕业后，2003年前后开始做卡片，至少上千张是有了，我把这些卡片编成了《非常道》。抄书是我受益终身的一件事儿，包括这两年我跟大家分享读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劝年轻人，包括劝那些跟孩子一起学习的家长，我说你们跟孩子一起读书，也要自己去读一本书，把这本书抄下来，抄熟，变成自己的。这样跟孩子的交流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否则，你跟孩子的交流是不够的。有几年，我在北京生活，也是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很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坐在书桌那儿，找一本书，慢慢抄下来，比如杜甫的诗，王维的诗，我抄过很多遍，老子的《道德经》也抄过很多遍。最有意思的是2009年，我抄《道德经》抄到第二遍的时候，还没有抄完，我说我不用再抄了，我可以来写老子的传记了。所以我在2009年夏天，就放下了抄卡片的事儿，开始写老子的传记，从夏天写到秋天。我印象很清楚，在浙江临安乡下，我住朋友家，在竹林里，基本上以一天两张的速度，半个月之内，就把《老子传》的27章初稿全部写完了，写得非常痛快，非常过瘾。为什么能写这么快？尽管当时的网络确实给了我们读书写作的便利，但主要是得益于我平时抄卡片的结果。现在想一想，我出的书可能还比较多，但是数一数，《非常道》、《非常道2》、《人间世》，还有《老子传》，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抄卡片抄的，所以我这几年跟人分享阅读的时候总在说，除了读书以外，还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去抄一遍。当然，我们读书中发现，如果一本书有个10来段，甚至有个三五段，令你记忆很深，我觉得都可以读完之后，找出笔把它抄下来，这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抄的多了，可能就属于自己的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读书习惯，或者说是老一辈人、前辈人的读书习惯。现在年轻人不一定这么读了，但是在世界阅读日，我愿意把这种读书习惯跟大家分享，因为它确实是有意义的，给了我很多益处，不仅仅是说他给了我一个功利性的好处，让我写了书。比如说我曾经跟朋友分享，我抄王维和杜甫诗集的时候，没有任何功利，就是为了喜欢而抄，抄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愉悦。所以我说抄书并不就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哪怕就打发时间也好，我觉得抄书都是有意义的。
经典好书的意义
我还有一个要说的点，就是我的分享主题中提到的“昨日的世界”这个话，它不仅仅是指我以前看书的这个经历，而且它本来就是一本书，所以我要谈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奥地利的一个著名作家茨威格写的，是他的一本名著。茨威格在二战中期，被迫流亡到南美洲的巴西，他的身世特别高贵，是一个秉持老欧洲文化的贵族绅士，看到了欧洲人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四分五裂，他非常绝望，非常悲观，所以他在巴西虽然是一个旁观者，但看着自己的欧洲故土战火纷飞，他受不了，自杀了。自杀之前，他就写了这样一部书，叫《昨日的世界》，副标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他在回忆里讲了他所生活的那种时代，也就是一战前的欧洲，以及一战到二战之间的欧洲，回忆得非常好，我觉得是一个自传体加上时代礼赞的典范式作品，它在中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本书在80年代的中国是我们的文化启蒙书籍，可以说是一本经典，到现在为止，它的翻译版本都非常多，可见这本书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这本书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虽然我说茨威格是自杀而死的，但是他的书的调性一直是非常积极、非常乐观、非常昂扬的。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传记体，都很有意义，包括他有一本书叫《人类群星闪耀时》，从他的书中，你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和哲思是高度融合统一的，有点类似于我说的中国的庄子，既是哲学，也是文学，也是历史，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他的书已经翻译成了汉语，也变成了我们汉语文学的一部经典。一个作家，他的关怀只要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会对各种语言都有一种极致的贡献。我要讲这本书，为什么呢？我是在1992年读到的这本书，我记得很清楚，这本书恰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舒老先生推荐给我的。当时我去他家，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正好刚从三联书店买到这本书。先生说这本书特别好，你应该看，不过他要先看。这本书对先生来说不是一本新书，他以前也看过，但是他说，他还要再看。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他家，他就把这本书给我了，而且他看完之后，写了一篇读后感，很快在《读书》杂志发表。我把这本书拿回了家。拿走的时候，他就叮嘱我，说这本书不要给别人看，因为他在上面画了很多杠杠，很多红线黑线蓝线，他用各种笔体画了很多线。我翻开一看，果然是那样的，就知道了他对这本书很热爱，而且他看得很仔细。然后我就拿回了家，大概看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忽然发现，这本书丢了，我特别恐慌，特别恐惧。那个时候，我住在北京一个学校的小房子里，类似于现在的铁皮屋，6平米不到，因为我那个地儿也没人去，就特别奇怪，我当时找遍了，但是那本书确实是丢了，我很沮丧，就给舒先生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道歉信。后来他女儿说，先生接到我的信之后，一个星期都不说话，也没有理我，不给我回信。平时他对我这个后生晚辈特别热情，我只要写信，他一定会回信的，可是余世存把他的心爱之物搞丢了，就特别遗憾，我自己也很沮丧。后来，舒先生还是原谅了我，我还是经常去他家，他也把这个事放一边了。他就觉得，一个读书人不应该这么粗心大意。后来，谜底揭开了。原来是我二姐夫跑来北京，在我6平米的铁皮屋里，待了小半天，临走时顺走了这本书。他也爱看书，等我过年回家时知道了这个事。我说不行，你必须把这本书还给我，我就去他家要，发现这本书已经翻烂了。这本书经过舒先生之手，又经过我读了一遍，又经过我二姐夫读，已经变成麻花了，确实是一本”烂书“。这本书也很符合《中国企业家》杂志这次的活动主题。一说到“增加生命厚度”的时候，我立马就想到这本书，立马想到任何书只要你多读几遍，它一定会增加厚度，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后来又跟舒先生解释了这个事，他说，没想到你姐夫也是个爱书之人，那就算了，至少这本书没有浪费，还是到了愿意读的人手里。我要说茨威格这本书，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茨威格在书里把二战前的欧洲历史过了一遍，有很多情节，很多细节，我们的中国读者都有印象。我前不久查阅时发现，茨威格说他羡慕一个老太太，因为那个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少女时代的她见过歌德，他就特别惊讶，他说这已经是世界上仅有的被歌德这样一个巨大精神个体的目光注视过的人，所以他一下就觉得，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好像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而我读茨威格这本书时，其实就是1992年稍稍读了一下，就对他的书的印象特别深了。我觉得一个时代，如果有很多的人在参与创造，特别是参与这种精神的创造，非常有意义，它一定能够流传下来，给我们后人一种滋养、一种启迪。这其实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昨日的世界》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我也希望今天的中国人，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的语言，有所成全，有所成就。“简体中文”这些年在网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词汇，我相信，我们十几亿中国人一定能对我们的母语做出自己的当代性的贡献，荣耀我们的语言。首先，他要从阅读开始。“世界读书日”设定在暮春时节。我们都知道，春天对整个宇宙是一种开放式的，我觉得我们的阅读应该也是一种全体开放式的，而不是有所限制，特别是对自己不要有所限制。这是我觉得人类文明把“世界读书日”设在春天的启示。包括我说了，从我们中国文化的阴阳元素来看，这个日子都是特别好的，是一个让我们目不暇接、左顾右盼的日子。对于睽卦，中国的先哲还曾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叫“君子以同而异”。意思是说，要在相同之间看见差异，在差异之中看见相同。这才是阅读的真谛，而不是只去追求一个片面的深刻，或追求深刻的片面，只看到它的一面。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新闻热线&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值班编辑：王怡洁 审校：赵溪雨 制作：部梦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