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服的变迁”系列报道之四｜警服变迁，呈现了什么？

人民警察作为纪律部队的一部分，给违法者以震慑，给守法公民以稳定。人民警察为人民提供帮助，赋予社会正义感与安全感，是和谐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022年1月10日晨，公安部举行升警旗仪式庆祝中国人民警察节。 新华社记者 殷刚/摄

警服，作为警察职业的外化形象，象征的是国家公权力，体现的是社会影响力，承担着公共责任，为公共利益服务。它要求全国统一，而不允许添加任何地域或个人元素，与法官袍、检察官制服一样，体现的正是司法机关的威慑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警服共发生了八次变迁，尽管每次变迁都具备全国统一性，但是具体的变迁过程却呈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同时期的经济水平、与民沟通状况以及大众审美变化，等等。

警服变迁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简单朴实到端庄大气，从单一警服到多套警服，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不同警服呈现出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

>>2021年1月9日，南京市公安局举行庄严升警旗仪式预演，迎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视觉中国供图

经历过八次换装的警服，无论是颜色、样式还是各种细节，都有不小的变化，每一式警服都承载着公安人的青春岁月。

在布要布票、粮要粮票的计划经济年代，警服制作并非轻而易举。只有伴随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棉纺织轻工业的日渐强大，中国制造业从弱到强、从低端迈向中高端、从手工生产步入智能制造，警服生产才能很好地满足公安队伍的制服需要。

“原来的布料很粗糙，会掉色，膝盖、臀部部位穿久了会变白。现在面料好了，穿着也舒服。”先后穿过89式警服和99式警服的冼志君回忆道。

诚然，警服是人民警察执法执勤的重要物质保障，而警服制作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体现出同时期的物质发展水平。

单拿警帽来说，便可以小见大、管中窥豹。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50式警帽，特别像红军帽，这款帽子简单到装饰上只有一个五角星，而帽子的颜色又是一种土黄色，第一款警服可谓足够“接地气”。

尔后，55式警帽不仅颜色变成了洁净的白色，配饰也从一个五角星变成较为完整的帽徽：两道金边包裹着五颗五角星，这样的警帽显然已经脱掉了“土气味”，散发出一种高雅的气质。

大胆使用国徽作为帽徽，其开拓者是72式警服。国徽造型工艺精湛，显示出气派、富丽与庄重，从此，把国徽用作警帽帽徽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现阶段，警服种类丰富多样、功能各异，这并非一蹴而就，它是适应公安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适配当时的物质基础、满足不同时期需求的产物。

哪怕是一条小小的领带，也并非从警服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存在，它作为警服的一部分是从89式开始的。

“感觉很新鲜的、很洋气的那种。样式跟部队的领带差不多，每人还发了一个专门打领带的塑料结，如果没有这个打领带的结，大家还不会用。”从冼志君的话语里，仍然能够感知到当时这股新鲜劲儿。

同样，老民警王铁成在《我经历的六次警服变革》提及这款领带，大家因此还给它起了个外号“一拉得”：那时的领带是拉锁式的，领带上方呈环形，有一个插扣连接，佩戴时往脖子上一套，抓住领带往上一提就好了。

显然，配上领带的警服更具国际范儿了。

作为象征系统和符号体系，每一式警服既体现它的传承性，也体现出它所处的时代性，警服是人民警察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是社会发展轨迹的真实写照。

警服变迁促进警察职业认同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刘欢的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在警匪剧《便衣警察》的大力传诵下，唱进了千家万户，“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的警察形象也早已印在了百姓心中。

警服，是一种身体政治，是警察最亲密的“战友”，肩章象征使命担当，盾牌守护公平正义。穿上警服就代表着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1949年11月5日，公安部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从此，公安队伍从军队分离，进行独立发展。为了区别于旧中国警察，参照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安定位，考虑到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警察”称谓前被正式冠以“人民”二字，简称民警。

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公安民警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一身警服书写英雄气概。

有些毒贩为逃避法律打击，藏毒方式五花八门。“边境多查一克毒，内地少受十分害”，缉毒警察寻觅蛛丝马迹，敏锐洞察，英勇搏斗，一身警服筑起铜墙铁壁。

有些危险难以预料，或近在身边，或分秒间发生，排爆警察练就了一颗强大的内心，炉火纯青地运用排爆技能，沉着冷静地拆除爆炸装置，一身警服蕴含无尽风险。

遇上危险的情急之际，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拨打110。一线民警的速度比亲人到场还要快，一身警服稳定了当事人的情绪。

可以说，一部公安史，就是一部爱民史。

作为一种有效的身份识别，警服为人肉眼所见，对比出示警官证，它直接面向大众而非行政程序，更加简单便利。从这个意义而言，警服增进了社会大众对警察职业的认知度与认同感。

“一方面，人民警察身着制式服装有利于公众识别警察，请求协助，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民众心中人民警察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人民警察在日常执法执勤工作中，因其身着警服而随时随地都要接受来自公安系统的内部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有助于人民警察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履行法定职权。此外，警服也有助于强化人民警察队伍内部的联系纽带，是构成人民警察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元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艳教授总结道。

警服很轻，警服又很重，它体现警威国威，象征执法严肃性，是促进社会治理和人权保障的有力司法表达。

警服的每一次变迁，相应地都会引起其他执法群体的模仿与跟随，正是这种权威性与威严性，警服引领了执法制服的象征意义与时代潮流。

冼志君忆起此前从身边调离的一位同事：“本来他不需要再穿警服了，仍旧不适应，穿了两三次，走到半路才发现，需要回家换身衣服。”

警服着装的习惯让人们看到，这些老同事对警察职业的热爱与忠诚，这份敬业与担当已经刻在了骨子里、融进了血液里、写在了生命中。

警服变迁呈现不同时期的审美品位变化

红领章、金盾牌、灰衬衣、藏青蓝……经历过黄、白、绿、蓝不同颜色，警服设计反映了同时期的大众审美，警服变迁又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品位变化。

谈及自己1995年刚入警时，冼志君说：“没有警衔，没有胸章，没有警号，大家的衣服都一样。”

冼志君认为，现在的警服配饰比之前精细多了，“警衔都分得很清楚，警礼服都有自己的名字了，就很庄重了。”

作为制服的一种，警服难以抗拒的魅力在于与之关联的社会身份，在于规则服从下所营造的神圣之美、秩序之美、反差之美。

纵观警服设计的整个变迁过程，实则是在变与不变之间不断取得平衡。

以警服上的口袋设计来说，50式警服的口袋是典型的中山装式口袋：四个贴袋，上下左右对称均衡分布，袋盖上各有一粒纽扣，整体设计体现了东方美学，显得庄重平稳。

这样的口袋设计符合当时人们对公职人员的着装期待——不偏不倚！

发展至今，尽管贴袋改成了花式贴袋，即在袋盖上附加变形，但依旧传承了中山装式口袋风格，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与和谐精神。

事实上，我国对于警服使用作出了不少规定，1994年发布的《城市人民警察巡逻规定》、2007年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2021年公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都对民警着装作出了要求。

比如，“公安民警应当配套穿着警服，佩戴警衔、警号等标志，做到着装整洁庄重、警容严整、规范统一。”

如果说平时着装追求的是个性之美，越个性越具魅力，那么，制服呈现的是群体之美，越齐整越华丽。制服可以带来群体意识，让个体与群体息息相关，大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又如，公安民警在工作时间，通常着执勤服；参加训练时，通常着作训服；参加授衔仪式、宣誓、阅警、重大会议、外事等活动时，除主管（主办）单位另有规定外，着常服。

这些不同场合的着装，相应地也对配套配饰有要求。着执勤服时佩戴软质肩章、警号、胸徽，内着制式圆领恤衫；着常服时佩戴硬质肩章、警号、胸徽，内着内穿式制式衬衣，系制式领带；而作训服则具有较高的抗撕拉和耐磨特征。

实用，始终是警服设计的第一位要求，在追求审美的过程中，警服设计不仅没有用艺术取代实用，而是更加多元化地体现实用功能，实现了实用与审美的有机融合。

无论警服如何变迁，都承载着社会权威与公平正义，展现的是纪律性与可靠性，体现出男性的阳刚气度与女性的英姿飒爽。

警服式样在变，但人民警察的初心使命从未改变，人民警察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在不同的时代，续写着同样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