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心理学家反对先天具备和后天养成的观点，研究发现孩子在没有到一定年龄，是无法理解一些道理的。
道德心理学家反对先天具备和后天养成的观点，研究发现孩子在没有到一定年龄，是无法理解一些道理的。史上最伟大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聚焦于孩子所犯的各种错误。比如他会将水倒入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里，让孩子们说出杯子里是否装了一样多的水。接着将其中一个杯子里的水倒入高而细的杯子，让孩子们比较这杯水和另一杯没有动过水的杯子是否装了一样多的水。不满6岁的孩子通常会说高而细的杯子装了更多的水，因为水面更高。这时向孩子解释体积永恒是徒劳无功的。而当年龄再大点，那么孩子只要玩一玩装水的杯子，自己就明白了体积永恒不变的道理。皮亚杰将这一认知发展方式也应用到了对儿童道德思考的研究上。他有时候故意装傻不守规则。儿童对他的错误做出反应，于是就展现出了儿童不断发展的尊重规则、改变规则、以及轮流玩耍和解决纷争的能力。儿童的认知能力逐渐成熟。因此，皮亚杰提出了，儿童对道德的理解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直接从大人那里学来的，而是他们与别的孩子玩耍时自我构建的。这是心理理性主义的本质：我们如毛毛虫蜕变成蝴蝶一般地发展出了理性。理性是我们的天性，良好的道德推理则是发展的终点。劳伦斯·科尔伯格发展了皮亚杰的创见。他设计了一系列道德难题，用来测量儿童的道德推理，记录他们的反应，来量化儿童的道德推理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一个男人可以闯进药店去偷药来挽救他垂死的妻子吗？一个女孩可以告诉妈妈说，妹妹撒谎了吗？孩子的回答’可以’或’不可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试图解释他们的答案时给出的理由。他发现了一个6阶段的递进过程。最初的两个阶段称为’前社会惯例’水平的道德判断，即孩子们以十分肤浅的理由判断物理世界的阶段。小学阶段，大多数儿童迈入了’社会惯例’（social conventions）的两个阶段，变得善于理解甚至利用规则和社会惯例。这个阶段的孩子通常很关注服从的问题，对权威十分敬畏。青春期之后，进入’后社会惯例’的两个阶段，他们仍然看重诚实、也尊重规则和法律，但他们有时会为了追求一些更高的价值而为不诚实或违法的行为辩护。难怪孩子进入青春期就开始叛逆了，难管了。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反思，开始挑战权威和规则了。科尔伯格描绘了一幅理性主义图景，孩子们成为了’伦理哲学家’，尝试着为自己建构一套完满的道德体系。科尔伯格最具影响力的发现是道德发展最完善的孩子是那些经常有机会进行换位思考的孩子，平等的关系有利于换位思考，而等级关系则不会。基于以上结论，他提出了，父母及其他权威是道德发展的障碍。如果希望你的孩子了解物理世界，就让他们去玩杯子和水，而不要大谈体积守恒。如果想让你的孩子学习社会事务，就让他们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处理争执，不要谈十诫。不要强迫他们遵从上帝，老师或者你。对于道德何时首次出场的研究，需要有一种办法，不需要孩子有太好的表达能力。图列尔是科尔伯格以前的学生，他发明了给孩子讲一些其他孩子破坏规则的小故事，然后让孩子给出’是’或’否’的回答。比如，学校要求穿校服，但有个男孩没有穿。这个男孩做的对吗？大多数孩子都说不对。你问，穿什么是有规矩的吗？孩子回答，是。然后你再问，如果老师说这个男孩可以不穿校服，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图列尔发现，5岁大的儿童通常会说这个男孩不守规矩是错的，但如果老师允许，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接受。儿童认识到了关于穿衣吃饭和生活其他很多方面的规则属于社会惯例，需要服从，但可以有一定变动。但如果你询问孩子们一些伤害他人的举动，如，女孩想玩秋千就把男孩推了下去，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说女孩是不对的，就算老师允许，她也是错的。儿童认识到，阻止伤害的规则属于道德准则。孩子们似乎很早就明白了，阻止伤害的规则是特殊的，重要的，不可改变和普世的。图列尔总结说，孩子们是在’伤害是错的’这一绝对道德真理的基石之上建构他们对道德的理解的。儿童对道德规则和社会惯例做出了区分。图列尔在此基础上又说到：道德就是善待个体。它与伤害和公平相关（与忠诚、尊重、责任、爱国主义或传统无关）。等级制和权威通常来说是坏东西。因此，学校和家庭应当贯彻平等自治的进步原则。
那么道德真的如道德心理学家所言，就是善待个体，与伤害和公平相关吗？人类学家理查德· 施韦德（Richard Shweder ）发现，印度人和美国人在看到人的个性和独立性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导致了，他们在道德上的差异。施韦德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所有社会都必须解决组织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平衡个体和群体的需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只有两大路径：大多数社会选择了社会中心主义的答案，将群体和组织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将个人需求放在第二位。个人主义的回答将个人放在中心，而社会是为个人服务的。施韦德认为科尔伯格和图列尔的理论只是研究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也仅适用于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他怀疑这样的理论不适用在印度，这样一个以社会为中心，道德准则和社会惯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的地区。为了验证他的观点，施韦德设计了39个小故事，故事讲到有人做了某件无论在美国或印度都算违背规则的事情，然后采访了芝加哥大学附近的180儿童和60名成年人。又在印度的巴布内斯瓦尔德，婆罗门儿童及成年人中抽取相应人数的样本进行采访，另外还采访了120来自低种姓的人。施韦德的采访一定程度上使用了图列尔的方法，但他设计的故事中包含了很多图列尔没有设计的行为，在一些故事中，有人很明显地伤害了别人，或不公正地对待了别人，两个国家的受访者都谴责了这些行为，指出这些行为是错的，并认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算是错的。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中，某些行为一样明显地涉及了伤害和不公，但印度人却不会去谴责。| 印度人和美国人都认为是错误的行为 |
- 父亲对儿子说：“如果考得好，我给你买一支钢笔。”儿子考得不错，但父亲什么也没有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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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认为是错误的，但印度人可以接受的行为 |
- 一个少妇单独去看了一场电影，事先没有告诉她的丈夫。回家后丈夫对她说：“如果你下次再这样，我会狠狠揍你。”她又去看了一次，丈夫把她打得鼻青脸肿。（评价这个丈夫。)
- 某人有一对儿女，都结婚了。他死后，儿子要求继承他的大部分财产，女儿只得到很少一点。（评价这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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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人认为是错误的，但美国人可以接受的行为 |
- 一个女人烧了米饭，想和丈夫、哥哥一起吃。后来她和他们一起吃了。（评价这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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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施韦德、马哈帕崔(Mahapatra)和米勒(Mi们ler)于1987年使用的部分故事39则故事中大多数都不涉及伤害或不公，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说这些行为是可容许的，比如，在一个家庭中，25岁的儿子对父亲直呼其名。而印度人说这些行为是错的，甚至5岁的儿童都说这些行为是错的，并认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错的。在印度，与食物、性、衣着以及两性关系相关的行为几乎都被判定属于道德准则，而非社会惯例。在社会中心主义文化支配的城市几乎没有发现’社会惯例’这一观念，社会规则就是道德要求，几乎所有行为都承载了道德压力。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图列尔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儿童并不是在确信伤害有错的基础上自己认识到了道德。即使在美国，社会规则也是道德要求，不过，这是一种围绕保护个体及其自由逐步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要求。当你将个体放在首位，那么任何限制个人自由的规则或社会行为都将受到质疑。如果规则不能避免个人受到伤害，那就不具备道德正当性，就只是个社会惯例。测试的目的是对道德的疆域进行研究。例如一个问题是，父母由于贫困，只能把儿子送去读书，而让女儿外出打工，每个问题都有四个选项：可以接受这种行为；不可以接受这种行为；有人可能受到伤害；没有人受到伤害。您需要在前两个选项中选一个，然后在后两个选项中选一个。在这道题目中，几乎所有人，即20票选了’有人可能受到伤害’，但是有5票投给了’可以接受’。这就很奇怪了， 如果道德是关于伤害和公平的，为什么有人可能受到伤害的行为又是可以接受的呢？另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大骂你所喜欢的人（没有人听到），有5人认为有人可能会受到伤害并不可以接受，这就很奇怪了，既然没有人听到，怎么会有人受到伤害呢？
因为施韦德将人类的关系道德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自主性道德（Ethics of autonomy），这种道德体系关注的是个人的尊严、权利、自由和个体伤害，以及对这种伤害的惩罚，强调法律对个人的保护和公平；
第二类是群体性道德（Ethics of community），这种道德体系关注的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包括个人的责任、集体的责任、个人在社区的义务和等级；
第三类是神圣性道德（Ethics of divinity），主要涉及宗教判断，包括纯洁、严谨以及对信仰和精神的尊崇。
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大骂你所喜欢的人，虽然没有人听到。但是这种行为再有的社会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破坏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对于贪污受贿，我们普遍的情绪反应是愤怒，因为这是对自主性道德的违反。
心理学家罗赞（Rozan）对这三类道德体系的具体行为标准做了许多跨文化研究，发现对这些道德体系的侵犯会引起个体不同的情绪反应。
违反第一类自主性道德体系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见。例如，一个小孩打另一个小孩，一个男人醉醺醺地回家后殴打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偷盲人的钱包，在非吸烟区抽烟，政府官员贪污纳税人的财产。在听到或看到类似违反个人道德的事件，我们普遍的情绪反应就是愤怒。
违反第二类社区道德主要表现在破坏了与他人之间所有的社会关系的道德标准。例如，一个8岁小孩像对待朋友那样对待老师，一个小孩在别人开始吃饭之前就动筷子，一个员工没道理地批评自己的老板，公司总裁拒绝与自己的员工坐在一起。对违反这种社区道德的行为，
违反第三类道德体系的行为主要是对神圣教规戒律的侵犯。比如，和尚偷吃荤食，亲属之间发生乱伦，对人的尸体进行猥亵。这些都是违反宗教纯洁精神的行为，人们对这种行为普遍的情绪反应是厌恶。在一些跨文化研究中，罗赞发现在这些行为的判断上虽然有一定的文化差异，但是普遍的情绪反应有很高的跨文化一致性。在神圣的宗教场所，撒尿、呕吐、癫狂都被看作是对宗教的侮辱，普遍的反应是对这样的行为非常厌恶。尽管人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但是行为判断却惊人地一致。换句话说，依据人的心理反应建立起来的道德判断，更容易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尽管这种道德判断的理论原则可能不大一样。
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海德（Hiede），对这个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主要关注那些没有在法律上违规的人的行为。这些行为不涉及对他人的侵害，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宗教限制，但是我们还是容易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合适，不符合道德标准。这些判断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
无论是各宗教的教徒还是普通民众，都普遍认为宗教场所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任何与这些场合不相宜的行为都令人厌恶。
海德在南美和北美的很多国家做了一系列研究，给这些文化中的被试一些所谓的微犯规案例。比如，一个小姑娘在自己家里用国旗来清扫厕所：八九岁的男孩和女孩在树后接吻；一个人吃了自己家里的狗：一个奇怪的人在超市里亲吻冰冻的鸡、鸭，然后把它们放在自己的篮子里。被试认为这些行为不合适，是需要加以劝阻和批评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道德判断呢？
海德发现，人们对这些行为普遍有一种情绪上的不安全感，会从本能上觉得别扭，因此需要找到一些原因来加以制止。而这种情绪反应恐怕是道德判断的一个基本的心理基础，亦即如果我们在感情上本能地觉得某种行为不妥，那么在道德判断上，就很可能会找到一些理由作为行为不道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