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近一个毕业季，好工作越来越难找似乎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共识。除了经济形势、就业机会等等因素，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也在影响着工作机会，那就是数字技术造就的鸿沟。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原本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便利，新生的工作机会似乎也理所应当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沟通的便捷性得到更好的开拓。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今天的文章来自传播学学者刘海龙，他将结合“数字鸿沟”理论为我们讲解，对手机的使用方式如何带来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上，对手机的依赖甚至可能造成我们更难找到好的工作。
“单纯看媒介技术，当然会给社会带来福祉，但是当媒介技术与原有的社会不平等相结合，就会进一步导致新的不平等”。
讲述｜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来源｜看理想节目《传播学100讲》
我们今天常用的数字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不太符合大众传播的思维方式，因为数字媒体通常是去中心化、个人化的，它反映的是个人的兴趣与对知识意义的建构，甚至知识的传播都不一定是现在社交媒体最核心的功能，相比而言，社交媒体在意连接、关系建构、以及社会交往。因此，在媒介特征发生变化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知沟（knowledge gap）是否还适用于现在的新媒介。一些学者认为，媒介特征的变化，不影响知沟的适用性。因为知沟在本质上是“传播效果沟”，也就是看传播媒介在不同的群体身上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所以它不仅与大众媒介有关，也与所有媒介技术和内容都有关系。这里面就包含了数字媒体。另外，近年来知沟理论也有了一个新的倾向，早期的知沟中对知识的定义更侧重客观知识，近年来它对知识的定义则更侧重建构的知识。什么叫建构的知识，简单来说，就是见仁见智的知识，标准会比较多元。现在知沟的研究逐渐回归知识社会学传统，就意味着它对知识的定义，以及关注范围会更广泛了一些，所以即便大众媒体与数字媒体对于知识的定义不一样，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也可以将对于知沟的讨论顺理成章地延续到数字技术的影响上。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具体来看下数字媒体上存在着哪些知沟现象。有一个专门的概念是用来指代这些现象的，叫做“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从这个名称可以看出来，它关注的问题要比知沟理论更宏观，更偏技术。数字鸿沟问题产生于1990年代中期，正是数字技术普及的时期，所以它首先涉及的就是关注互联网的硬件接入问题以及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群体、地区、国家间的不平等问题。这也是数字鸿沟最早在美国被提出来的原因，当时的美国电信信息管理局（NTIA）在1995年发布了一个“漏网之鱼”（Falling Through the Net）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他们发现，可以使用信息与传播技术的人和不能使用这些技术的人之间，正在产生差距。数字鸿沟一开始就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除了传播学外，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学也会关注这个话题，因此，数字鸿沟的问题也会比知沟的问题更加复杂。它连命名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数字鸿沟的英文是digital divide，这里的divide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英语中divide这个词含有二分法的意思，同时这种分裂也会给人一种差距无法消除的感觉。很多反对者提出，这个现象是否真的存在是个问题。有人认为数字鸿沟的出现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任何一个技术在扩散的初期，都会出现分化现象。新技术一般刚出现的时候比较贵，需要一些冒险精神或者是专业技能才能使用，所以出现鸿沟也是个正常现象。并且如果这个技术真的非常重要、非常有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社会大部分人会使用，鸿沟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不过这个理由却不太经得起推敲，因为和知沟现象一样，数字鸿沟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硬件接入问题，而是嵌入到社会不平等之中，反过来又加剧这种不平等。因此仅仅从硬件、软件、网络接入等物理条件上改善弱势群体的使用条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还必须研究如何改变社会及文化条件。在传播学界，我们一般会把数字鸿沟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物理接入、媒介素养以及使用了媒介技术的后果。数字鸿沟一般会在这三个层次中出现，差距往往也是在这些地方拉开的。先来看第一个层次的鸿沟，它是在物理接入的层面发生的，也可以理解为是技术基础设施上的贫富分化。这也是早期数字鸿沟研究的关注重点，涉及到不同收入、学历、年龄、性别、种族、地区在接入互联网的差距问题。一般来说，收入越高、学历越高、越年轻、男性、发达地区的人会更容易采纳数字技术，反之收入低、学历低、年龄大、女性、落后地区的人则不太容易采纳数字技术。在中国的调查发现，除了收入和学历等普遍因素外，东西部地区差异、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也是在物理接入层面导致数字鸿沟出现的主要因素。这种鸿沟的出现，有可能是因为缺乏资源，没有资金购买硬件、软件和互联网服务，还有可能是因为群体缺乏需求。比如一些调查发现，底层群体最初并不太愿意上网。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理由是没有需求，用不上。因为使用数字技术的需求也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经济上较富裕的群体，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使用最新的数字技术，或者他们所在的群体会把使用数字技术当成一个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对于经济上较贫困的群体来说，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场景里并不需要电脑。是他们不喜欢数字技术吗？显然不是，当数字技术能嵌入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能在其中找到意义，他们也会积极使用。比如电脑虽然在底层群体中普及率不高，但是手机却比较高。所以就有研究者提出，我们应该用社会建构的角度而不是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人们对物理基础设施的认识，比如用感知的有用性、使用的便利程度，以及主观性的规范，或是周围比较重要的他人对使用数字技术的评价和期待。这些都会影响到个人对设施的感知。除此之外，社会支持也会影响我们使用新媒体技术的动机与意图。比如在中国，中老年就容易在数字鸿沟中处于不利位置，对于中老年来说，他们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家庭中的年轻成员的硬件支持和指导常常会起到关键作用，比如老年人的手机常常是由子女买的，如何使用也是由子女手把手教的，这种现象也有学者称之为“数字反哺”。同时，中老年用户身边的朋友，也会影响他们对数字媒体使用，常常是周围老年人使用什么功能，就会迅速在群体中普及开。比如短视频应用、有社交属性的某购物平台，还有学习广场舞的平台等，都是身边的人介绍给家里的老年人的。这是在硬件设备上出现的数字鸿沟。第二层数字鸿沟是使用数字技能上的鸿沟，也有的称为媒介素养鸿沟。指的是虽然可以接入互联网，但是因为使用方式上存在差距，就导致有的人能够使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力，或者得到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但是另一些人只是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娱乐、游戏与消费，这两种使用方式的结果就会产生巨大差距。所以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使用沟”。另外还有人提出第三层数字鸿沟，也就是在普遍接入数字技术之后，社会和文化因素导致的差距。刚才我们提到，虽然很多人买得起电脑，但是电脑的普及程度赶不上手机，这个后面就有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底层群体没有使用电脑的习惯，他们工作地点也未必像白领工作人员那样固定，并不需要处理文字、图表方面的任务。而他们在听音乐、看视频、游戏方面的需求比较高，智能手机则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导致电脑的使用率会进一步降低。对于第三层数字沟，还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定义，有一些会更强调使用数字技术后造成的结果上的不平等。经济上就会产生不平等，具有更高数字素养的用户会找到更便宜的商品，或者把自己的商品卖得价钱更高，反之，花的冤枉钱越多，得到的商品质量越差。后者这样的人，基本都出现在社会结构的底层。出去旅游时我们也会发现，那些媒介素养高的人，功课会做得非常好，到对的地方比价，总能以最便宜的价格获得最佳的服务。数字素养越低，可能在网络空间的交易中越处于不利地位。比如，今天要是在简体中文网上搜索病情，排在第一页的恐怕都是真假难辨的付费内容，很难获得有质量的信息。其他商业服务信息的获取，也大同小异。如果找个商品的售后服务，少打了“官网”两个字，八成会被引导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因为缺乏媒介素养，不熟悉网络搜索的商业规则，盲目相信搜索结果，会造成在健康与卫生领域的信息获取结果出现两极分化，最没有资源的、最输不起的群体，反而是受损失最大的群体。另外，在发展个人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上，在寻找工作机会上也会存在类似的差距。媒介技能高的能够利用网络上的各种应用和蛛丝马迹，迅速联系到要找的人，或者加入目标群体，找到最合适的工作，反过来，那些不具备媒介素养的人获得的机会就更少。除了使用信息外，信息生产上的技能也会造成差距。现在的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正好在这件事上构成了一个反例，它说明信息生产技能一旦被边远地区的群体掌握，就可能会突然会给他们带来巨大收益。各种维权运动中，如果能够在社交媒体上熟练地进行内容生产，就会有效达到目的，如果缺乏媒介内容生产方面的技能，就可能投诉无门。所以有人也将这种鸿沟称之为“民主鸿沟”。数字鸿沟的三个层次，也是导致数字鸿沟出现的三种原因。按这三个层次，我们不难推导出，随着媒介素养概念的扩展，未来对于人工智能、算法底层逻辑的理解与使用，也将影响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与处理。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则大大提高生产力，不会使用，则效率更低。这样的能力差异会进一步拉大地区和群体的差距。另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还可能带来另外一种叫做“智能鸿沟”的问题，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会使得虚假信息、虚假图片、虚假视频、深度伪造信息，能够以假乱真。能否识别真假信息，也取决于是否具有足够的媒介素养。如果我们将数字鸿沟这个话题再扩大一些，放到国家发展上，也会发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差距，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上，数字鸿沟又何尝不是一种原因及结果。近些年，人们还注意到了另一种传播造成的知识沟——信仰沟（belief gap）。它指的是由于不同的信仰，主要是政治信仰，具有不同倾向的受众会在接触信息过程中，出现差距增大的现象。这种知识沟并不是由社会经济地位造成的，而是由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它不是知识数量的差异，而是知识质量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就是信仰沟的一种表现，它导致的不同观点之间的极化与群体撕裂，也是知沟所描述的那种剪刀差增大的现象。今天我们会发现，知识和信仰之间越来越难分清楚。在中世纪，“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而是围绕着太阳转”，这个我们今天所谓的事实，可能在当时主要被理解为是一种错误的信仰。另外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政策和政治制度的优劣评价问题，那就更难区分事实与信仰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网上经常见到的现象。了解数字鸿沟，无非都是在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评价媒介技术？单纯看媒介技术，当然会给社会带来福祉，但是当媒介技术与原有的社会不平等相结合，就会进一步导致新的不平等。当看到新媒体技术的另一面之后，我们会对它有更全面地认识。*本文内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第70讲，内容经编辑整理，完整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移步至看理想App内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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