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对历史的影响

一些很有趣的问题，比如：

为什么中国能走向统一？但欧洲却维持分裂？

为什么宋代之前往往定都长安？宋代之后往往定都北京？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能在朝鲜和越南建立稳固的统治？

为什么湖北的经济中心会从荆州转移到武汉？

假如明朝没有灭亡，中国会是什么版图？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都与河流分布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水文条件对历史有决定性影响。

第一章，上游国与下游国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在宋代之前，大多数朝代都喜欢定都长安。或者说，定都长安（关中平原）的王朝往往能统一天下。比如西周、秦国、西汉、隋、唐，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土地极其肥沃，粮食产量能维持几百万人的生存。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说过：“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关中平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物资基础，为秦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食。只不过到了晚唐，由于过度开发导致水土流失，以及雨带南移，关中平原的粮食产量很难再满足都城需求，因此北宋只能将都城迁到开封。

战国时期有句话叫做“齐技击不可遇魏武卒，魏武卒不可遇秦锐士”。在中国古代，山东政权往往打不过河南政权，河南政权往往打不过陕西政权，这是因为山东处于黄河下游，河南处于黄河中游，陕西则处于黄河上游，地缘上依次被压制（这里按照历史作用来划分上中下游）。

古代没有铁路，最好的运输方式是河运，靠河流来维持补给，船运的效率是陆运的30倍。通常来说，一艘运粮船的航行速度是15公里/小时。包括黄河在内的华北水系一直都是自西向东流，流速大约7公里/小时。

从秦国都城咸阳到魏国都城大梁（开封）的距离大约530公里，如果是顺流而下，航运速度22公里/小时，一天即可抵达。但如果是逆流而上，航运速度8公里/小时，则需要三天才能抵达。也就是说，秦国进攻魏国的补给效率，是魏国进攻秦国补给效率的三倍。

同样的，从魏国都城大梁到齐国都城临淄（淄博）的距离大约500公里，顺流而下的补给效率同样是逆流而上的三倍。因此在战国时期，尽管齐国很富裕，但在向西扩张的时候往往很吃力，经常遇到后勤补给跟不上的问题。

从水网分布来看，秦国位于中国水系上游，上游国对中下游国拥有很强的地缘压制能力。比如秦军可以顺着黄河一路攻打赵魏韩和齐国，沿着汉江讨伐楚国。长平之战时期，尽管秦军远道而来，但秦国可以用黄河运输粮食，赵国只能靠陆地（手推车）运送粮食，因此秦国补给效率远在赵国之上，后者最终被拖垮。

同样的，包括西汉、前秦、北周、隋、唐也是凭借黄河上游的补给优势统一了全国。比如楚汉争霸期间，刘邦虽然屡战屡败，但其能从大后方获得源源不断的补给，最终凭借海量资源压倒了项羽。

河流的变动也会对历史造成影响。诸葛亮北伐为什么没能像韩信那样取得成功，根源在于汉朝初年的时候西汉水断流，汉中无法再以河运的方式抵达关中，只能走陆运。尽管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但效率跟水运无法媲美。

长江的宽度、水深、径流量远在黄河之上，其上下游的地缘压制更加明显。在古代，江南政权往往打不过湖北政权，湖北政权往往打不过四川政权。

长江也是自西向东运动，流速10公里/小时，对于船运速度15公里/小时的古代来说，顺流而下和逆流而上的差距可太大了。

从江州（重庆）到南郡（湖北荆州）的距离大概是660公里，在顺流而下的情况下，运粮船航行速度大约25公里/小时，一天即可抵达。但如果是逆流而上，运粮船的航行速度才5公里/小时，需要六天才能抵达。运输效率可谓天壤之别。

从江夏（武汉）到建康（南京）的距离大约530公里，如果是顺流而下，不到一天即可抵达。但如果是逆流而上，至少需要四天。在长江流域顺流而下的补给效率是逆流而上的5倍，差别不可谓不明显。

这也是三国时期吕蒙一定要去偷袭荆州的原因，地处中游的蜀汉对地处下游的东吴构成绝对地缘压制。特别是在关羽水淹七军后，蜀汉展现出强大的水战能力，这对东吴的威胁远在曹魏之上。假如真等关羽拿下襄樊，那蜀汉可从汉水、长江同时向东吴发动进攻，届时江东政权可就成砧板上的肉了。

无论是后来的东晋、南宋、南明，有句话叫做“守江必守淮，保扬必保荆”。东晋和南朝最担心的就是来自荆州的叛乱，南陈在丢了江陵之后，离灭亡就不远了。同样的，南宋在丢了襄阳之后，长江防线轰然倒塌。

我们知道陕西是黄河的上游，四川是长江的上游，上游对中下游有很强的地缘压制。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权，如果能同时控制陕西和四川，往往就能统一天下。秦国如此，西汉、北周（隋朝）也如此，只有前秦是例外。从黄河出兵，可以顺流而下攻占中原、山东；从长江出兵，可以攻占湖北、江南。陕西有函谷关（潼关）作为屏障，四川有三峡天险，进可攻，退可守。

上游对中下游有地缘压制，不仅中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

比如古埃及文明，曾分为尼罗河上游的上埃及和尼罗河下游的下埃及，下埃及土地更肥沃，拥有大量人口。但由于尼罗河自南向北流，上埃及进攻下埃及时补给效率更高，因此最终上埃及统一了下埃及。

印度也是如此，印度最大的河流——恒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动。因此古代印度的统一往往始于西北、止于东南，军队可以沿着恒河顺流而下，征服沿岸诸国。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莫卧儿王朝都是从西北方向对印度发动入侵。

哪怕是到了工业时代，河运的成本依然比铁路运输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就是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南方进军。密西西比河自北向南运动，北军在补给方面有很大优势，可以用货船将武器弹药和粮食药品及时运到前线。南北战争为什么北方获胜，除了工业更发达外，河运优势也是一大原因。

因此对于拥有大江大河的国家来说，统一相对容易些，上游往往能成为统一的策源地。中国、俄罗斯、美国、巴西等都拥有较长的河流，这在维护内部整合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章，河流与割据

河流能促进上下游的统一，但也会造成沿河两岸的分裂。

比如黄河上下游容易形成一个整体，但黄河两岸容易造成割据。东汉末年河南的曹操与河北的袁绍就形成过对峙。但黄河由于有结冰期，冬天的时候骑兵可以沿冰面前进，因此黄河两岸分裂的时间通常不会太久。

长江则不然，中国古代经常沿长江/淮河一带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因为长江冬天不结冰，而且水面足够宽阔，足以抵御北方的骑兵。北方人不擅长划船，到了南方很容易在水战方面吃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采石矶之战就是典型的例子。南方人很少骑马，到了华北平原打不过骑兵，历史上真正北伐成功的也就东晋的刘裕和明朝的朱元璋。因此江淮一带形成了天然分界线，阻碍了南北双方的统一。

不过古代的南北对峙，往往以秦岭、淮河为界，如果是以长江为界的话，南方经济腹地很容易遭到攻击，因此需要把防线推到淮河一带才算安全。淮河的支流非常多，其中泗水、颖水等比较重要。泗水沟通了山东和江苏，途经徐州。对于定都河北的北方王朝来说，如果想进攻南朝，就得先将物资运到山东，然后以泗水为补给线进攻扬州一带。

颖水连通河南和安徽，在元代以前，中国很多王朝喜欢定都河南，包括曹魏（许昌）、西晋（洛阳）、北宋（开封）。这些王朝如果想南征，那通常会走颖水。中央军可以沿着颖水一直开拔到到寿春（安徽淮南）。对古代王朝来说，在京畿地区部署重兵，打仗时直接抽调禁军是最安全的做法，因为这可以保证中央军的实力能压制住地方军队。如果是从前线募兵的话，会出现前方将领军阀化的风险。

当出现南北对立的局面时，无论北朝都城是在长安还是洛阳，沿着颖水向南进攻都是不错的选择。因此颖水与淮河交汇的寿春经常成为古代南北交战场。三国时期的淮南三叛、东晋和前秦的淝水之战均发生在寿春。

淮河再往西就是大别山，此处地势险要，敌军一般绕道而走。大别山西面则是汉江流域，这也是古代南北重要交战场之一。通常的进攻路线是：洛阳—宛城—襄阳—荆州，一旦北朝占领了荆州，就可以顺流而下直抵建康，占领整个南方。反过来也是一样，三国时期关羽就试图以荆州为跳板，先拿下襄樊，再占领宛城，最终北伐洛阳。

南征（北讨）还有第四种路线，那就是以关中平原为基地，先拿下汉中，再进攻四川，最终顺流而下，占领整个长江流域。不过这样会比较费时费力，因为四川地势险峻，不是很好打，而且即便占领了四川，想攻打荆州也得穿越三峡，西晋在灭蜀之后，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消灭东吴。

不过意义最重大的其实是京杭运河。隋炀帝其实是个很有作为的君主，无论是发扬科举制、修建东都洛阳、开通京杭运河等均明显加强了中国的凝聚力。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京杭运河则增强了南北之间的经济和人文联系，使中国很少再陷入长期分裂的局面。

在京杭运河开通之前，中国南北方经常陷入分裂的局面。从黄巾起义到隋朝统一天下，差不多分裂了400年。正如前文所说，南朝拥有秦岭、淮河、长江等防线，可以抵御北方的进攻。北朝即便国力再强，进攻南朝也只能走泗水、颖水或汉江，这几条河流均无法实现南北直达，中间需要转换成陆运，成本很高。但京杭运河不一样，相当于在洛阳（北京）和江南之间建立了畅通无阻的水上通道，一路上无需转换交通工具，可以用船将粮食从苏杭运到长安，也可以将北方的军队用船运到江南。

这里以北宋灭南唐为例，可以发现北宋的东路军就是沿着京杭运河进攻，直插南唐的都城金陵（南京）。因此五代十国持续的时间远短于东晋南北朝，毕竟有了京杭运河后，南朝的长江天险不堪一击。

那为什么南宋和金朝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呢？原因在于宋朝掘开了黄河，使黄河夺淮入海，京杭运河因此而阻断，而且还形成了辽阔的黄泛区，无论是女真人还是蒙古人都很难再利用京杭运河维持后勤，只能选择绕道。不过从元朝开始，京杭运河重新疏通，直接沟通北京和江南，自此之后，中国大一统趋势更加明显。

明清时期之所以没有出现长期分裂分裂，根源在于京杭运河的存在。无论是明太祖北伐、靖难之役、清军灭南明等，均通过京杭运河来维持后勤补给，作战效率非常高。因此南北政权只要存在绝对的实力差距，就会迅速走向统一。所谓的长江天险很难再发挥作用，割据的难度大幅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徐州战略价值很高的原因，在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后，南北政权基本都会沿着京杭运河交战。这一带大部分是平原，徐州是沿线唯一拥有丘陵的地区，可以据险而守，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哪怕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军和日军也为了争夺徐州爆发激烈战斗。

相比于中国，欧洲缺乏大江大河，反倒是短小、南北向的河流非常多。比如莱茵河、易北河、奥德河、维斯瓦河等，这些河流从山脉（比如阿尔卑斯山）一直流到大海，很容易形成天然的分界线。

比如大名鼎鼎的莱茵河，就成为了德国和法国的分界线。早在古典时代，莱茵河就成为罗马帝国和日耳曼部落的分界线，那个时期德国黑森林开发价值很低，罗马人又未能征服日耳曼部落，因此止步莱茵河，这为后来欧洲分裂埋下伏笔。

我们知道中国最肥沃的土地是华北平原，历史上大多数王朝都是以华北平原为基础统一中国。欧洲最肥沃的土地是德法平原，如欲统一欧洲必先统一德法。中国的华北很容易统一，因为黄河虽长，但冬天结冰，有利于大军穿行。华北的方言也较为接近。但德法平原却很难统一，因为莱茵河跟长江一样，冬天不结冰，形成了很强的阻拦带，不仅不利于军队通行，还妨碍了两岸经济和人文交流。

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统一了法国和德国，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西欧的君主，因此他被视为“欧洲秦始皇”。但查理曼大帝死后，帝国却走向分裂。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莱茵河西岸形成了法兰西民族，东岸形成了德意志民族。这两个民族形成的原因很简单，虽然都是法兰克—日耳曼人，但其中一个长期接受罗马人的统治，说拉丁化的罗曼语（最后演变成法语）；另一个长期保留日耳曼部落传统，说古日耳曼人的条顿语（最后演变成德语），语言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民族的形成。

也就是说，德国人和法国人本来是同一个民族，但由于莱茵河的阻碍，导致语言分裂，最终演变成两个民族。德法的分裂，使欧洲最肥沃的土地始终无法形成政治实体，也无法成为欧洲统一的策源地。

除了莱茵河外，欧洲很多河流也成为民族/国家的分界线。比如东德和西德以易北河为分界线，德国和波兰以奥德河为分界线，苏联和德国曾沿着维斯瓦河瓜分了波兰。第聂伯河成为东乌与西乌的文化分界线。欧洲各种山脉也形成天然分界线，比如比利牛斯山脉成为法国与西班牙分界线，阿尔卑斯山脉则成为南欧与北欧分界线。

多瑙河是欧洲大陆为数不多的长河，但与长江、黄河不同，多瑙河不够平直，弯弯绕绕太多，中间经过多个山脉和丘陵，气候和人文变化太大。在中世纪及之前，多瑙河流域是游牧民族栖息地，匈奴人、马扎尔人、蒙古人、突厥人都染指过这片区域，阻止了统一民族的形成。到了近代，多瑙河中游地区建立了奥匈帝国，然而这个国家却面临复杂的民族矛盾，天主教文化的奥地利人和游牧民族后代的匈牙利人格格不入，最终走向分裂。

乌克兰虽然是一个国家，但由于第聂伯河横穿而过，阻碍了两岸的人口和文化交流。第聂伯河西岸长期受天主教文化影响，大部分人说乌语；第聂伯河东岸长期受东正教文化影响，大部分人说俄语。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南部历史上长期生活着大量鞑靼人，他们有很强的独立倾向，属于俄族和乌族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倘若欧洲能有一条东西走向、穿越法国、德国、波兰的大江大河，类似黄河那样，那欧洲大概率能实现统一。换句话说，假如中国没有黄河，那中国古代统一的难度将大幅上升，秦、汉、隋、唐不会存在，先秦时代诸侯分裂的局面将长期维持。因此黄河才会被称为母亲河，可以说没有黄河就没有中华民族。

南亚和中国的地缘结构有些类似，中国有长江与黄河，南亚有恒河与印度河。但南亚最终走向分裂，出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之间隔了大片沙漠，这阻碍了这两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使其最终发展成两种文明化（伊斯兰文明与印度文明）。

第三章，河流对版图扩张的作用

我们知道最早的中国版图远没有今天这么大，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文明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带，中国的版图是在之后的2000年里一步步扩张到今天这么大的。

在先秦时代，广东和广西并不在华夏文明版图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发兵攻打百越，将岭南纳入秦朝势力范围。为了巩固两广地区和中原之间的联系，秦始皇下令修建了灵渠。灵渠主要连通了湘江和漓江，进而连接了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自此之后，中原的军队南下两广不必再翻山越岭，只需走水路即可运粮运兵，两广正式纳入中国的一部分。

研究中国水系分布，可以发现，京杭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灵渠则连接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使华北、华中、华南得以连接，构成了汉地十八省的基本轮廓。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那就是河流通到哪，国境线就延伸到哪。比如汉唐时期实控的国境线止步敦煌（河西走廊），这是因为敦煌附近有条疏勒河，可以为驻军提供补给。

那为什么中国古代没能确立对朝鲜和越南的统治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内地没有能连接朝鲜和越南的河流。中朝边境有鸭绿江流过，成为两国分界线。中越边境则有十万大山，阻碍双方交流。假如古代能修条运河到越南和朝鲜，势必能巩固在此处的统治。

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趋势是人口重心南移。秦汉时期由于南方瘴气太多，不适合生存，因此当时中国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长江以北。从人口密度图也可以看出，大部分人其实都生活在河流附近，因为古代引水设施非常落后，只有生活在河流附近才能灌溉农田，离河流太远的地方基本上没什么村落。

随着水稻技术的推广，南方逐渐兴盛起来。东晋时期长江流域得到大量开发，唐代江南已经成为最繁华的区域。宋朝时期由于海洋经济兴起，福建从蛮荒之地一跃成为商业前沿，泉州甚至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明朝则往南更近一步，珠三角开始崛起，手工业蓬勃发展。由于人多地少矛盾，闽越和两广地区的汉人大量向东南亚迁移。不仅如此，明朝还将云南和贵州也纳入中国版图，在此区域开启汉化进程。

按照正常历史趋势，假如明朝没有灭亡，亦或者明朝之后的王朝不搞海禁政策，汉人应该会继续维持南移趋势，向东南亚大量移民。随着农耕技术进步，17世纪后东南亚粮食产量大幅攀升，不再是蛮荒之地，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明朝在消化了两广和云贵后，可以以此为基地向东南亚进行人口扩张。

云南有大量河流注入中南半岛，按照明朝后期的人口流动趋势，在云南实现汉化后，华人会以云南为跳板，沿着这些河流向中南半岛迁徙，比如沿着红河进入越南、沿着湄公河进入泰国、沿着伊洛瓦底江进入缅甸。凭借上亿人口的体量优势，华人用几百年的时间消化中南半岛，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对中南半岛的统治。那么近代中国的版图将延伸到东南亚一带，包括越南、泰国、缅甸等可能都会是中国的一个省。

这并不是天方夜谭，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版图扩张，很多都是靠人口迁移实现的。在秦汉时期，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在内的南方地区生活着大量百越人，这些百越人与汉人无论是文化还是语言都有很大差异，双方甚至爆发过战争。但历经数百年的开发，汉人靠移民、通婚等方式最终消化了这些区域。毕竟汉人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生育率远高于当地土著。假如清朝不搞“片帆不得下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允许人口跨境流动，在人口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两广和云贵的汉人一定会大量南迁，最终成为东南亚主体民族。毕竟那个时期东南亚才几百万人，同化起来难度不大。

第四章，河流分布对城市兴衰的影响

我们知道隋唐之前湖北的经济中心在荆州（江陵）一带，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郢都就位于江陵，三国时期魏蜀吴也为了江陵争得头破血流。在很长时间里荆州一直是长江中游最富庶的城市，反观当时的武汉（江夏）则有很多沼泽，人口稀少。

为什么隋唐之前荆州那么富裕呢？因为荆州是当时的“水陆要地、南北要冲”，荆州往北，可以沿着襄阳、宛城（河南南阳）进入洛阳。荆州往西，则可以沿着三峡进入四川。荆州往南，则可以沿着湘江进入两广。荆州往东，则可以顺流而下直抵江东。从江南征收的赋税如果想运输到洛阳，最便捷的通道是先沿着长江运到荆州，再从荆州走陆路运到洛阳。

京杭运河开通后，荆州的枢纽作用一落千丈。由于水运的成本是陆运1/30，大部分商人发货都会选择水路。湖北物资如果想输送到洛阳，最经济的办法不是走陆路北上，而是先沿着长江运到扬州；然后从扬州出发，沿着京杭运河发往开封；最后再顺着黄河逆流而上，运到洛阳。如此一来，荆州就从天下交通枢纽，沦为交通末梢。武汉（鄂州）由于更靠近江东，且处于汉江、长江交汇处，逐渐发展为湖北经济中心。

京杭运河的开通极大改变了中国城市布局，不仅使武汉取代了荆州的地位，也让扬州一跃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城市，唐宋时期的扬州可谓富得流油，地位超过今天的上海。因为扬州是京杭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南北物流集散地。不仅如此，扬州还产盐，在古代盐业的暴利程度堪比现代的石油，扬州也成为唐宋时期的盐业中心。除了扬州外，位于京杭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的淮安也繁荣起来，成为当时的一线城市。

大部分城市的兴衰，其实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交通线分布，另一个是政治地位的变化。比如石家庄、郑州等城市，在古代就是一些村落，凭借铁路的修建而崛起，进而取代了保定、开封的省会地位。在近代海运兴起后，京杭运河价值大大降低，扬州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毕竟海运成本比河运还低。

我们知道新疆虽然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但GDP总量与天津市相当。因为新疆很多地方都是沙漠、戈壁，而且整体缺水，很难像内地这样发展大规模城市群。因此新疆的很多产业集中在乌鲁木齐附近。

事实上，古代的西域其实非常富庶，而且并不缺水，因为西域有一片水草丰茂之地——伊犁河流域。伊犁河起源于天山，一直注入中亚的巴尔喀什湖，这一带受西风带控制，河流密布，水网密集，适合定居。伊犁河比淮河还长，伊犁河流域也和淮河流域一样广阔，不仅可以灌溉周边农田，也适合发展现代化城市群。

只可惜伊犁河流域的下游区域，也就是外西北，在清朝末年被俄罗斯窃取。我国仅控制了上游地区，也就是伊犁河谷那一小块。下游的大片平原和绿洲，都成了沙俄的地盘，西域最大的湖泊——巴尔喀什湖也被割走。原本隶属我国的阿拉木图，则发展成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

假如外西北没有丢掉，那新疆最合适的省会应该是伊犁，凭借内河航运的优势，伊犁河流域能像长江中游那样发展大规模城市群。届时新疆的经济将全面起飞，有望成为中国GDP前十省份。而且有了河流网后，新疆不会缺水，无论工业用水还是居民用水都能得到有效满足。

我们知道中国有三条大河——长江、黄河、珠江，分别孕育了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珠三角等经济区域，汇聚了中国大部分人口和GDP。其实中国还有另一条大河——黑龙江，黑龙江流域面积仅次于长江，航运和灌溉价值极高，本应成为我国经济腹地。

黑龙江全长4000多公里，起源于蒙古高原，一直注入太平洋。与黄河不同，黑龙江不存在泥沙淤积的问题，航运价值极高，而且有大量支游。假如我国完全掌控黑龙江流域的话，这片区域的发展潜力不亚于黄河中下游。虽然冬天较冷且有结冰期，但欧洲很多有结冰期的河流一样能发展内河航运（比如伏尔加河）。

然而清朝末年，俄罗斯趁火打劫割走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并完全占据了黑龙江下游出海口区域，导致黑龙江的航运价值大幅降低。外东北的丢失不仅使我国失去了日本海入海口，还失去了大片可以发展内河经济的区域。假如外东北还在我国手中，那黑龙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会亚于环渤海一带。

所以说，近现代史上，俄罗斯割占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是膏腴之地。伊犁河流域是新疆水资源最丰富的区域，黑龙江流域则是我国北方航运价值最高的区域，这两都被俄罗斯割走大半，而且还都是下游地区，最精华的区域。这就好比广东少掉珠三角、华东少掉长三角一样，可谓是一大损失。

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原因，中俄边境居住着大量俄族人：

近代沙俄在窃取中国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后，时刻担心有一天中国强大起来会收复失地。而且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大量黄种人，按照历史划分当地土著更倾向加入中国。为此俄罗斯专门在中俄边境修建了西伯利亚铁路，特地把黑龙江以北圈了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完工后，沿途兴起了大量俄国城镇，很多俄罗斯族在此定居。中俄边境因此出现了一条白人居住的隔离带，将中国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黄种人分割开来。西伯利亚犹如古代的长江一样，阻碍了南北两岸的人文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想追索外东北的难度大大上升。

中国铁路线路图：

在当代社会，铁路部分取代了河流的职能。虽然河运的成本比铁路便宜一半，而且运量较大。但铁路运输速度较快，连续性强，成为保障人口流动的重要工具。在我国的铁路网中，京沪铁路基本沿着京杭运河的线路修建，取代了后者的运输职能，成为沟通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渠道。京广铁路和京九铁路则成为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大大加强了我国内部凝聚力，具有经济和国防双重意义。陇海铁路西起甘肃，东至江苏连云港，承担了古代黄河的运输职能，与长江、沪昆铁路一并成为东西沟通的桥梁。

还有两条铁路也很重要，其中一个是青藏铁路。随着印度的威胁越来越大，我国西南方向的地缘压力与日俱增，青藏铁路的战略价值大幅上升。当前内地进藏铁路仅青藏线，一旦未来中印爆发军事冲突，青藏铁路运力上限将决定战争规模和走向。

另一条铁路是正在规划的京台高铁，大陆与台湾不缺乏经贸上的交流，但缺乏人文上的交流。自古以来促进统一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各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正如古代黄河、长江沟通了上中下游的人文交流一样。因此假如有一天两岸统一，修建一条连接内地与台湾之间的高铁是很有必要的，这会成为防止分裂的纽带。

如果说京杭运河大大加深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使南北分裂的概率明显下降。铁路的诞生特别是高铁的发明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的凝聚力，近现代史上大部分战争基本都是沿着铁路运兵。在河运时代，我国居民跨省迁移通常以周为时间单位；在铁路时代，跨省迁移通常需要好几天；在高铁时代，跨省迁移只需几小时就能做到，进而形成了一个个城市群、都市圈，人口流动效率和凝聚力大幅上升。如果说古代河流是促统的渠道，那现代高铁就是维护统一的最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