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和冒犯的边界（易读的20小点）

李昊石和笑果事件过去几天了。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事情。

1.“站立喜剧”。表演者李昊石（House）表演的是“站立喜剧”（stand-up comedy），这种表演形式在内地被称为“脱口秀”（对应的是“talk show”）。这个翻译是从台湾传过来的，大概是因为“脱口秀”有“脱口而出、做表演”的意思，比较传神，所以取代了“站立喜剧”的说法。站立喜剧其实就是“单口喜剧”，是喜剧的一种，对应中国传统的喜剧形式，就是单口相声。         

2.提前创作的段子。我当日就听了李昊石的段子。段子显然是提前准备好的，是表演的一部分。有的场景看上去比较奇怪，比如上海家里附近的一座“山”。这些地点应该可以根据表演地替换，到哪个城市就说哪个地方，拉近和观众距离。这类段子有可能是团队/集体创作，只是由这个表演者去演绎。      

3.未经审核的动态更新可能是实操里经常出现的。说这个段子未经审核，是临时加的。我猜测，这种商业化的站立喜剧表演，会动态增加新的内容，所以不一定每期、每个内容都经过正式审核，中间免不了有未审的内容（“灰色区间”）。大部分表演者会避免涉及敏感话题，最多就是内容低俗一些，但可能无伤大雅。这类内容把关，主要依赖表演者和企业（笑果）的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是日常管理的一部分，监管也依赖表演者和企业进行自我审查。

4.“狗追松鼠”素材问题。这个素材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因为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场景很少。所以有网友说是上甘岭。个人觉得，上甘岭这个电影是大半个世纪前的，问老一代人，很多对这个细节也没有印象了，被九零后为主的创作者挖出来，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但狗追松鼠在有些地方很常见，比如北美。我原来在麻省的Cambridge（波士顿附近）住过，那里松鼠就非常多。出门遛狗，狗追松鼠是很常见的场景。所以我看美国有些动画片就有类似的主题。所以，不好说这个素材从哪里来。但狗和松鼠构成了一个追逐场景，可以在追逐方（狗）身上做文章。此外，在创作过程中，结合最后的包袱（下一条）创作者应该又补增加了一些元素——例如关于“食物链顶端”的说法。         

5.段子的要害。段子的要害是用了“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八个字（新时代强军目标及口号的一部分），具体用什么动物或场景都不重要，都只是段子非充分、非必要的元素。表演者构思这个段子，就是在口号和适用场景之间制造反差：把特别严肃的口号“挪用”（appropriate），置于特别不严肃、不恰当、特别违和、反差特别大的场景，藉此，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规范、标准、习惯、规矩进行挑战，甚至冒犯，通过违和、反差（incongruity）创造笑点。因此，强军口号就是笑点的关键。段子创作者很清楚这一点。说不经意冒犯是不可能的。         

6.表演方出现重大误判。表演者之所以能在公共场合讲这个段子，主观上一定认为这个段子总体是无害的、无伤大雅的，属于可接受幽默的一部分，无非是好笑不好笑而已。实际上，由于所涉内容，这个段子已经属于政治笑话，隐含笑点是对权威的挑战和冒犯。表演者也认为观众可以理解段子背后的逻辑，引导并等待观众做出响应。在中国语境下，这个段子当然是踩了“红线”的，甚至触碰到了底线。这说明表演方（表演者及背后的单位）在内容把握上出现了重大误判。（我们后面再说这个问题。）         

7.和“站立喜剧”这个特定的表演形式有没有关系呢？诚然，“站立喜剧”这个形式是舶来的，但无论脱口秀，还是相声，还是小品，还是其他形式的喜剧表演、综艺节目、电视电影等，都在试图创造幽默。讽刺一直是幽默的重要内容、形式、工具、手段，通过讽刺制造笑点。但讽刺不当，不仅会造成冒犯和伤害，还可能踩踏“红线”、触及底线。从这个意义讲，“站立喜剧”和其他喜剧表演形式是没有差别的——大家都面临一样的环境。如果别人不出问题，只有你出问题，那说明问题出在你——出在表演者和所在机构。         

8.已经定性为违法问题。最初，网上还有一些是是非非讨论。但很快，事情进一步发展：当事人被立案调查，所在机构被处罚及停业整顿。这说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公序良俗，而是一个违法问题。就此，网上也有很多讨论，譬如许多人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猜测执法背后的法律依据。就这一条，本文就不再讨论了。

9.结合“站立喜剧”的形式，看执法问题。有人问到，对“站立喜剧”表演内容执法，是否过于严格；另外，这类言论和普通人（包括知名人士）在其他场合失言有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个人觉得，在定性上是不同的，主要几个方面：

1）目的性：这个段子就是建立在讽刺的基础上的，以讽刺（甚至一定程度的冒犯）为要件，试图通过讽刺（和冒犯）创造幽默。这和一般人的不经意失言是不同的

2）商业化及营利性：“站立喜剧”表演也是商业化行为，通过讽刺（和冒犯），获得观众的认可，并藉此营利。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行为

3）公开性：表演是公开的（注意，不能基于人数或场所，将这场表演的行为定义为“准”公开或“半”公开。它就是一个公开行为。表演者一定也计划或已经进行多地重复演出。同时，这类表演很容易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传播。总而言之，表演的公开性，必然使其与几个人间的私下对谈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公开行为具有传播性，影响力非常大

4）公德范畴：个人的私下行为，以及在一些场合的不经意失言，都还属于私德范畴，是这个人的道德品质价值理念观念的表现；站立喜剧表演性质是不同的：有创作者、表演者，经营单位，台下观众等，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活动。言行可能产生公众影响，因此已经进入公德范畴。         

基于以上，相对个人失言，喜剧表演踩“红线”的问题确实应当从严处理。         

10.零度容忍以及“定性”vs“定量”的问题。有人说，讲者确实开了个不该开的笑话，确实对军人有冒犯，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影响有那么严重吧。这里，出现了不同人对问题严重程度判断的差异。这就出现了“定性”vs“定量”的问题。“定性”，即只要冒犯了军人，就是踩红线，就要采取措施。这是性质问题，不是程度问题；“定量”，即只有达到了一定严重程度，才能采取措施。措施也可以更松，例如要求不再说这个段子就可以，作者个人看法：1）“定量”是不可能的：还不仅仅是对有些人伤害大，有些人伤害小的问题，段子具备传播性、“传染性”，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通过让人将口号与特定事物产生联想，弱化口号的权威性、严肃性、神圣性。要杜绝这情况，只有从一开始就进行限制。2）“定性”即标准。中伤和侮辱军人就是不允许的：不能说玩笑开得小，就可以随便开了——换言之，骂你个两句，只要不太严重，也是可以骂的哦。无此一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定量，只有定性。没有玩笑开多大的问题，只有玩笑能不能开的问题。只要踩到“红线”，就要付出代价。这是“零容忍”问题，“底线思维”问题。只有从一开始“零容忍”，才能杜绝现象。         

11.主观动机vs客观影响？有人说，编段子的人确实是在讽刺军队及其政治口号，但主要还是他们政治站位低，没有品味，缺乏觉悟，其实他们就是一群小孩，谈不上有什么更大的恶意，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企图。然而，针对这种大是大非问题的定性，不能只看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而要看行为及行为造成的客观影响。否则，没有主观动机就可以作为违法行为的开脱了。只要违反了规则，触犯了“红线”，造成了伤害，就应当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如果真的是出于无知，并且悔过真诚，最多也只是从轻处理，但不改变问题的性质。         

12.“选择性执法”？还有的人说，这个事情是否有针对性，是不是针对笑果，是不是针对“站立喜剧”的？“是不是有人整他们”。这些都可以归为对“选择性执法”的疑问。笔者的看法：第一，如果说有针对性，那针对的是这一类问题，例如冒犯军人。只要触犯了，都应对其采取行动。第二，执法往往不是完美的，确实可能存在各种“漏网之鱼”——比如说，有其他人在表演时也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但却没有后果啊。那为什么偏抓这个呢。是不是存在执法不公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抓不住全天下的小偷，不代表一个小偷也不抓”。相反，“能抓一个是一个”，“杀鸡儆猴”，在重大事件、关键时刻，要坚定、果断地采取行动，如此，将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并帮助社会确立“边界”。这样的事情，不用成天做，关键时刻来一下就可以，在这样的“公案”之后，所有人都会重新调整阵型。这就是边界的确立。         

13.喜剧之难：探索并遵守一个社会讽刺与冒犯的言论“边界”。讽刺是幽默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共通属性。而只要去讽刺，就有可能造成冒犯——把幽默变成了毁谤、中伤、侮辱、损害。不同的社会，因为历史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会有不同的言论“边界”，所谓“边界”，即什么可以拿来开玩笑，什么不宜拿来开玩笑；什么是禁忌，什么不是禁忌；各个领域话题，玩笑可以开到什么程度。但做好喜剧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识别并把握好“边界”，在“边界”范围内做幽默。正确理解、把握社会的“边界”，其实才是做好喜剧的难度与挑战所在。         

14.喜剧与社会“边界”“底线”的关系。这里需要强调两条，第一，喜剧的“边界”是由社会确立的，而不是反过来，把社会的“边界”交由喜剧去确立。不能上来先把问题搞反了。第二，不同社会的“边界”“底线”也是不同的，都由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决定，没有优劣，不需要相互比较，也不能简单借鉴。不能深刻了解所处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不能把握所处社会讽刺与冒犯的“边界”，是不可能在这个社会持续做好喜剧的。这条要求，不仅适用“站立喜剧”，也适用相声、小品及其他以喜剧为题材的表演艺术；不仅适用于在中国的表演者，也是适用于在其他国家与社会的表演者。不把握好“边界”和“底线”，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做不好喜剧。而如果希望把自己的定位设定为“挑战边界”，“扩大边界”，那么一开始就先说好：请做好承担后果、付出代价的准备。         

15.中国社会的言论“边界”和“底线”。中国制度，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价值的产物；中国社会言论的“边界”，自然也是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价值及制度的产物。基本上可以总结，中国的边界，往往和政治统序有关。国家与领土的统一与安全；政治制度与政府机构的权威；民族团结；相关问题领域的近现代历史，等等。这些“边界”在中国国内是非常清晰的，但和许多其他国家/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西方社会。         

16.美/西方社会的言论“边界”和“底线”。凡事人们都会拿西方的标准和“案例”做比较。人们嘴里的西方案例，其实就是美国案例，故统称“美/西方”。美国的“边界”和“底线”和中国完全不同，并且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也不同。美国的“边界”和“底线”，作者以为有两条：一、种族问题，这是一个绝对禁忌，特别涉及黑人和犹太人等历史上的弱势群体。实践上也比较微妙，有许多潜规则，比如说，黑人和犹太人可以一定程度的“自嘲”，但跨种族往往是不允许的。针对犹太人，也有程度问题，例如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是不能提及的；针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反犹陈词滥调”antisemitic tropes）要看问题程度，说犹太人善于经商已经有点敏感，说犹太人掌控金融媒体，操纵政治，就过界了。二、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及标识（而非具体的政党、政客、政策）——包括美国的宪法；权力分立体制；自由、民主等核心价值；美国的国旗，等等。这些属于底线，不能妄议，也不能用来开玩笑。我们看到Trump其实在极力攻击和瓦解美国的政治体制，但口口声声还是为了维护宪法，反而倒打一耙，指控民主党在破坏体制。另外，尽管美国的政治机构经常被攻击，但军人仍然享有很高的地位。       

除此之外，美国社会在形式上、名义上是很注重“言论自由”的，将言论自由放到极高的形而上地位（显著高于其他西方国家）。而美国恰恰又是一个多族裔、高度差异化、有复杂“黑历史”（印第安人、黑人）的社会，为了既保护“言论自由”，又能在不同群体间维系和谐关系，结果，为言论设定了颇为复杂的“边界”，即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些“政治正确”大多属于潜规则，围绕种族、特定的性倾向群体（LGBTQ）议题展开。真实情况是，虽然言论自由在形式上被保护，但“政治正确”反过来又限制了言论自由。        

美国在西方文明拥有主导地位，因此，美国的价值观也通过美国政治政策及美国的文化产品，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西方国家。         

17.其他国家/社会的言论“边界”和“底线”。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不同，都有自己的禁忌。举例，在大多数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宗教议题就是一个禁忌。一些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也可能成为禁忌，例如性倾向问题。在权威主义社会，对政治秩序（包括体制、政府等）往往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边界”。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但要强调一条：认为美国社会的言论“边界”和“底线”是各个国家都可以或应该参考的普适标准，是一种严重错误的看法。美国（及其附庸者）的问题在于喜好将美国的标准强加到其他国家。         

18.不同社会的言论“边界”和“底线”都是历史形成的，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和问题。讲这一条，还是为了说美国。有些人认为，“你看，美国的脱口秀就可以随便批评政客和政党啊，脱口秀主持、站立喜剧家，随便可以拿政客开玩笑。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才是民主嘛。”作者认为，这一看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对政府、政治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双刃剑”，造成了一个“意外”结果是：人们不再尊重政客，不再尊重政府，甚至无视、敌视、蔑视政府——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白宫，到国会，甚至到最高法院。公权力机构面临系统性的信用坍塌，但极少人会评估这一过程对社会的损害；第二，美国的涉政言论自由也存在边界，边界就是不能挑战核心制度——尽管美国的宪法，许多的选举政治安排、最高法院终身制等都存在不合理问题，但很多问题不能言说，人们只能一面维护体制，一面将注意力转移到攻击具体的政党政客政治政策上，但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无法面对和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表面上是有言论自由，可以开各种各样的玩笑，但说了也就说了，一时口舌之快，除了起到进一步破坏政府政治信用的作用外，并没有任何建设性。         

19.言论突破“边界”“底线”后，不同社会的处理和解决方式也不同，归根结底，还是依各自的国情历史文化而定的。下面，主要还是讲中美。

1） 中国：自上而下。中国是大政府/举国体制，问题的提出，可能是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者提出，也可能是社会提出、舆情推动，最终落地解决，往往是自上而下推动，政策法律结合，全社会配合进行。

2）新加坡：新加坡是权威主义社会，会限制言论的“边界”，许多做法比较容易被中国人理解。2013年，新加坡有个漫画家周平易（Leslie Chew），在其Facebook主页每日更新漫画“Demon-cratic Singapore”（将民主“democratic”写成“恶魔demon”）。周平易在漫画上指控政府歧视马来人，结果被控煽动罪。审讯期间，他继续创作卡通形象，质疑新加坡法院存在因被告的民族与政治派别而异的判决的现象，再次被控藐视法庭罪。依煽动罪条例规定，一经被判有罪，被告人最高可被处以3年有期徒刑及5,000新元罚款。最后，新加坡政府撤回了指控，周平易在被释后自指“被审问了30小时以上、被监禁在小岛上长达3个月，并在此期间不得不申请延长保释6次”。除了早年的《煽动法令》（2022年废止）外,新加坡有许多法律，例如维持宗教和谐法令、防止网络假信息法令、防止网络操纵法令、司法维护法令、不良刊物法令、报章与印刷馆法令，以及《刑事法典》中的特定条款，可以定向、精准的进行监管及执法。这些法令，为限制言论边界和底线提供了法律手段。

3）美国：自下而上。形式上，美国极度强调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以，虽然美国有诉讼文化，但很难通过法律手段对他者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并主张赔偿。从新闻媒体到表演者（喜剧演员），言论其实都是受到保护：要以毁谤、诋毁、中伤（defamation）等理由，限制他者言论并主张赔偿的难度很大——除非能够证明当事人确有真实恶意（actual malice）。实践中，对言论“边界”和“底线”的“贯彻”，主要是遵循“政治正确”的潜规则、潜规范，自下而上进行。一种是每个机构做自我审查，严格对待言论出格者；二是社会性的杯葛、抵制、孤立。过去十多年，这种社会性抵制在美国变得非常普遍，批评者称其为“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所谓“取消文化”，即对言论触犯政治正确边界的人士发动舆论战，最终将其从专业领域、线上社交媒体、商业活动中完全驱逐，实现当事人的被“封杀”及“社死”。这里有许多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案例，例如Kevin Spacey（《纸牌屋》主演，因为性侵）；Kanye West（坎耶，因为反犹言论）；川普（Trump，2021年国会袭击案及指控2020年大选舞弊争议事件后被主流社交媒体冻结）。但要强调，美国的“封杀”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行。

20.小结。我们把李昊石/笑果事件做了延伸，探讨了更多的问题。但核心看到，做喜剧，以讽刺和冒犯为生，关键是要把握所在社会的言论“边界”和“底线”。不同国家、社会，言论有不同的“边界”、“底线”，也有不同的问题解决手段。这些方式、方法、标准、规则，都是依不同国家、社会的历史、文化、价值、理念、制度基础形成的。最终，如果不能理解和把握所在社会言论的“边界”和“底线”，恐怕确实也不适合从事喜剧这门行当。作者给从业者的建议是：一是不妨先跳脱出具体问题，从更大的视角理解这个问题；二，必须深刻理解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