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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冠病毒说得堪比艾滋,新冠康复者又怎么可能不被歧视呢?

把新冠病毒说得堪比艾滋,新冠康复者又怎么可能不被歧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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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最近,新冠康复者被职场歧视的新闻上了好几次热搜。



曾经受聘在上海方舱工作的一位志愿者,在出舱后,再也没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阻碍他无数次的,是4月中旬的新冠确诊经历。


无论是在各类微信兼职群里,还是在大型的招聘会现场,他们都被“默契”地排除在外。


很多用工单位在需求中明确标注:

“进过方舱的,阳过的不要。”



有些还会强调,要“没有做过志愿者的”



志愿者四处碰壁,即使拿着绿码,手持最新的阴性核酸记录,依旧不被接纳。


他也没有办法入住酒店,因为对方要查看两个月内的核酸记录,有过阳性就不行。



没有住处,他只好在大街上流浪,白天吃点盒饭,晚上睡在公园厕所的楼顶,或是其它地方。



他委屈,“没有工作,没有住的地方,没有人要我们。”他也疑惑,难道得过新冠就该被歧视吗?


有着类似的经历的,不只有这位志愿者。


一位曾经在感染过新冠的康复者想进电子厂打零工,却因两个月内的新冠感染史被拒绝。



不少招工中介也明确表示,几乎很少有企业愿意接收有过阳性史的候选人。



还有一位博主公开发布视频,说自己因为感染过新冠,失去了第一份工作。



据本人描述,她在乌克兰读研期间感染新冠病毒,早已痊愈,后来回国入职某机构,做俄语老师。


结果,该机构在得知她曾感染新冠后,立即要求她离开学校。



面对这样的结果,她十分不解,明明自己回国后做过了五六十次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为什么还是会因为曾经的患病史而被歧视呢?


既然自己早已痊愈,早已出院,为什么社会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人对待呢?



与此同时,她也有了更多的顾虑,会不会因为得过新冠,自己就再也无法从事教育事业了呢?



新冠歧视成为新的职场潜规则。



02


可悲的是,对新冠康复者的歧视不止出现在职场,更蔓延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今年4月,河北邯郸一名护士在一线完成核酸采集工作时感染新冠。


痊愈后,护士按要求回村隔离,却被村支书在街区微信群内进行辱骂,还言语侮辱其家人。



还有人因为得过新冠,被邻居集体拒绝回家。


房东打来电话,宁愿退回房租,也不愿继续租房给他,希望他直接搬走。



有些小区直接不让他们进来。



于是,这些从方舱医院出院的康复者,有家不能回,只能漂泊在马路与街角,过着流浪的日子。



就连一些孩子,也无师自通了这种潜规则。


玩乐时,得过新冠的同学被直接排除在外。



更可怕的是,就连家人也参与了歧视。


一位身患新冠肺炎与膀胱癌的老先生,明明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却被儿子以他为病毒携带者为由,拒绝接他回家。



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也有很多人讲出身边发生过的被排挤、被拒绝的经历。



他们虽然战胜了病毒,却依旧无法回归正常生活,因为社会不愿接纳他们。


也不止他们被排挤在外,很多疫情相关的工作人员,即使没有确诊过,也被区别对待。


前不久吉林援建方舱工人返乡时,遭乡亲们大骂。



河北沧州某小区核酸志愿者群里,有人“指示”: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不能放进一个医务人员。



还有离谱的。一名学生,因为家人回乡没有及时报备,直接被开除学籍。



更有甚者,直接将一整个区域排除在外。



新冠仿佛是一个盖上去就无法擦除的终身印记,悄无声息地把人分为了两类,一边被视作安全无害的,另一边则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危险源头。


后者被排挤在外,成为浮萍,成为孤岛,一次次地被各种有形的、无性的方式进行羞辱。


这无疑会带来心理上的创伤。


纪录片《新冠康复者的一年》里也有这样的故事。


杨新运、王彦宝夫妻俩在武汉疫情爆发时染上新冠肺炎,康复后同样遭遇了社会的孤立与歧视,就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愿意与他们进行来往。


他们只能孤独地自嘲,“我们是害虫”。



还有人无法承受,选择自杀。



这正是很多新冠康复者面临的困境。


他们被网络攻击、被辱骂、被社会排挤,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去哪、能做什么。


时间长了,他们慢慢生出病耻感。


就像受害者有罪论一样,受到伤害的人不断自省,“为什么得病的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他们不敢出门,不敢与人接触,严重时也不敢触碰身边的东西,甚至不敢抱抱自己的孩子。“我怀疑是不是真的不该回来,是不是当时肺炎死了更好。”


病毒走了,他们的生活依旧病着。



03


现在专家和媒体都呼吁不要歧视新冠康复者,讲得头头是道,但我却持悲观态度。


因为我们得先弄清楚,为什么新冠康复者会被歧视?


毫无疑问,还是因为病毒让人感到恐惧。


因为疫情被封在上海三个月,正好最近政策有所松动,所以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南京,打算看看父母。以往我回家,家人都非常欢迎,没想到这一次态度有些微妙。


我一到家,当晚就收到一通数落:


“现在情况这么复杂,你跑回来干嘛?”

“你没有问题,也不能保证坐车碰到的所有人都没有问题,万一突然碰到有人复阳了呢?”

“要是不幸感染新冠,你一辈子就毁掉啦!”


明明上海和南京的交通也是畅通的,政策也是开放的,我也按照法律法规,先和南京方面报备,然后拿着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回一个疫情并不严重的城市。


但在他们眼里,我这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家”。


。。。


我试图和他们解释,病毒没有这么可怕,还拿身边确诊过的朋友经历做例子,他们摆摆手表示不信,说是我见得太少,想得太浅。


因为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新冠会带来很严重的后遗症,就算可以痊愈,身体也毁掉了,以后一生都会受到影响。


他们还觉得,那些已经康复过的人,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又复阳了,把身边的人感染。


要问他们这些消息都是听谁说的的,来源也是五花八门。


他们的群里,看到的是“奥密克戎”有两百多种后遗症。



也许是为了让人害怕病毒以提高警惕,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媒体用各种方式方式,把新冠病毒宣传成近乎绝症的东西。


“得了的人会有终身后遗症。”



“阳痿。”



“嗅觉丧失。”



“脑部一团浆糊。”



“还容易得精神疾病。”



“而且这病说复发就复发,一个已经痊愈了几个月的人,说复阳就复阳。”



于是在我妈眼里,得了新冠就等于大脑、四肢、呼吸系统、嗅觉以及生殖系统会全方面出问题,所以得病等于一辈子就毁了。


而这个病又会说复阳就复阳,根本防不胜防。所以她觉得我就应该每天待在家里不出门,她表示自己现在每次出门都战战兢兢,已经很久没有出过南京了,也不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她很痛苦,但也不知道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


也许你学过很多知识,知道上面这些后遗症很多是针对原始毒株的研究,还有一些新闻是耸人听闻,实际并没有这么可怕。你也知道新冠“莫名其妙”复阳的概率并不高,而且在复阳之前并没有传染性。


但更多人不这么想,他们和我妈一样,觉得这是一种令人绝望又恐惧的绝症。


另外,针对新冠的严防死守已经到第三年了,极为严格的政策似乎也加深了这些信息的可信度。


我妈的逻辑是:“上面的人又不是傻子,如果这不是绝症,为何要管这么严呢?”


透过这些过度的描述,那些得过新冠的人就如同一个个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爆炸。


怎样能让自己不被爆炸波及呢?

——远离炸弹。


一重重的恐惧叠加在了一起,歧视就在所难免了。



不过,如果只是出于单纯的恐惧,人们或许会抗拒接触、会下意识远离,还不至于出现攻击性。


之所以会出现更严重的歧视行为,往往是因为人们在恐惧之余,还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呈现出“过度自我防卫”的姿态。


直白说,人们担心自己的权益受到影响。


这种权益可能是正常工作、生活的机会,也可能是因此产生的其它经济损失。


比如说上海,之前静默了两个多月,不少人被关在家里,没有正常的工作环境,没有合理社交,几乎所有人都希望生活快点恢复正常。


有人宁愿在家吃酱油拌饭,也不愿意参与各种团购,就担心把病毒带回来,就担心被延迟解封。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只想与病毒划清界限。


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只要内部出现阳性病例,需要立即停工、隔离,并排查密接人员,对所在地进行消杀。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一旦内部出现阳性确诊者,很容易让他们产生直接的经济损失。


为了规避这种可能,他们选择以更“保守”的方式进行应对,即直接将“风险”排除在外。


虽然这个“风险”可能很小很小,但既然有零风险的选择,为什么还要冒险呢?


就算公司本身并不介意,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客户都能接受。尤其是对服务行业而言,更是如此。


就拿家政公司来说,如果客户得知上门服务的阿姨曾经得过新冠,出于一定的防御心理,会有可能进行投诉或抗议,引发进一步纠纷。


公司自然就不愿意招聘这些存在潜在风险的对象。


我们无法否认,他们的某些做法过于极端和狭隘,已经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却也不得不悲观地承认,在这种歧视背后,隐藏着人们的无力与无奈。



04


很多人发现了问题,也希望解决问题。


有媒体建议,可以考虑遮挡或消除阳性记录。



这的确是一种方法,保护了求职者的隐私。只要企业在招聘时无法查看到求职者的相关信息,就无法针对性地将康复者拒之门外。


但细想也有漏洞。


如果企业对求职者进行询问,或要求签署保证书,那么求职者该如何应对呢?坦诚相告可能被拒绝,主动隐瞒却又会埋下隐患。求职者依旧两难。


借助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也不失为一种方案。


《就业促进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企业应该加深认知,意识到自己以曾患过新冠为由拒绝求职者,是不合规的行为。


但这些做法似乎是在处理表层的问题,好像挖了一个坑,把问题埋起来了一样,它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短暂地被掩盖。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只要企业或个人的恐惧与顾虑始终存在,康复者的处境就很难彻底改善。


我们该如何消除恐惧?


当然有必要推进科普,让人们不再谈病毒色变。


科学早已证明,就算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在得到治疗并康复后,就是正常人。


这些康复者不会继续排出病毒,不具备传染性。



包括很多人担心的复阳,在国内外也有统一结论:复阳者没有传染性。


肺炎本来就是一种迁延性较长的疾病,肺部炎症在吸收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间隙性的排毒现象,新冠肺炎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而从复阳者体内检出的病毒是死病毒,虽然呈现阳性,实际没有传染性,无需恐慌。



结合现有记录,复阳者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群的感染或传染。(这里需要区分复阳者与二次感染者)


至于所谓后遗症的出现,大多是病毒引起了组织损伤,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才会出现。


“具体到奥密克戎变异株,对于大多数无症状感染者或轻症患者,病毒尚局限在上呼吸道,其造成的炎性损伤非常局限。”


不必对这些康复者避而远之,他们就是正常人。


比消除恐惧更难的,是消除因“威胁”产生的顾虑。


毕竟没有公司希望员工感染导致停工停产,也没人希望因为邻居确诊而无法上班。


只要可能存在的风险继续被转嫁由企业或个体来承担,两者就永远只能处于鸿沟的两端。


那么,如何消弭这种隐藏的风险,如何保障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不因为病毒的持续存在而频繁受到影响,如何让疫情与日常达成自洽,或许才是当下更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这些似乎都还需要摸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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