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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势“十问”

当前经济形势“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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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智本社
就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我提出十个问题,与经济学界、广大社友共探讨。
一问当前经济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到底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消费需求不足
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以及宏观政策高度重视投资需求,而容易忽视消费需求。历史上,几乎每一轮总需求不足,都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处理的。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经典解释是,以政府“投资诱导”促进私人投资需求复苏,带动家庭收入及消费增长,最终烫平经济周期【1】。若国家自由市场中,竞争性政府的债务和货币受刚性约束,逆周期调节政策可以作为私人用品纳入经济学的一般解释。
但是,当下软约束时代,公共债务与投资过度扩张,推动名义价格上涨,难以提振家庭的有效需求和真实收入,反易造成通胀、债务风险和资源浪费。弗里德曼用真实价格、卢卡斯用理性预期理论揭穿了这层面纱。
实际上,总需求不足,表面上是投资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消费需求不足,更准确说是普通家庭购买力不足。投资扩张最终依靠消费来化解,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当出口下降、内需疲弱,大规模扩张投资的结果是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经济下行、债务高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因此,当下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关键不在继续刺激投资,而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需求。
二问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到底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
今年一季度社融开门红、信贷创纪录,宏观经济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的。从两个指标来判断:
指标一利率下降速度跑输通胀率,即利率下降幅度比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小,相当于真实利率上升、货币收缩。
今年,中期借贷利率没有下降,LPR也没有下降,但是CPI快速下降,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真实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相当于加息1-2个百分点;真实融资成本反而增加,真实偿债负担、房贷压力反而增加。可见,今年的货币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或结构性是扩张的,但是在市场中实际效果是收缩的。
通常,通胀稀释债务,实际偿债下降,而通缩推高偿债负担和融资成本。一般,美联储抗通胀,联邦基金利率要跑赢通胀率;抗通缩,则相反操作。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中论证了大萧条蔓延的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而是美联储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加速收缩货币供给【2】。
美联储过度紧缩政策“额外”地加剧了流动性紧张,加速价格下跌,增加偿债负担,恶化债务风险,导致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螺旋”。
指标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跑输GDP ,即广义财政支出增速比GDP 增速更低,说明财政在收缩。
去年,GDP同比增长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2.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还是跑赢了GDP增速,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特点。
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1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只有0.6%,远低于同期的GDP同比增速4.5%。5月末,专项债发行规模约1.9万亿,发行进度50%,低于去年同期的56%。5月城投债净融资额转负,进入收缩区间。
以上两个指标说明今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表面上在扩张,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核心问题是,决策者对当下的经济复苏界定为顺周期还是逆周期。若逆周期,是否继续扩张投资,还是调整思路?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当前低通胀、高利率反推真实利率和债务负担反升,需要避免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债务-通缩螺旋”。
三问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受约束到底过度举债问题还是难以纳入经济学一般性原理解释的问题
今年社融开门红,投资却弱开局。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弱于往年同期,同时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当前,政府投资受多重约束:一是地方政府债务;二是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债务风险;三是出口下降和家庭购买力不足;四是上游产能过剩;五是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
在多重约束之下,财政和货币扩张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陷阱,大量货币在银行里空转;二是公共支出乘数效应下降,不少债务融资借旧还新
辜朝明在其《大衰退》中指出,当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政策失效,财政需发力【3】。当前,LM曲线斜率趋平、右移惰化,但债务投资为主的财政扩张受约束,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力度明显下降。
宏观经济政策受多重约束、效果下降,是施策中过度举债务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还是难以获得经济学基本原理支撑的问题?
四问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是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所致还是下游家庭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不足
这轮从上游到下游的价格下跌正冲击而来,导致整条产业链利润下降,抑制了投资信心恢复。企业忙着清库存、出售亏本业务、甩卖劣质资产、修复资产负债表,减少贷款、投资和雇佣,进入“白忙”模式。这是今年投资疲弱、就业不振的原因之一。
这轮价格下跌的原因: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与下游普通家庭消费不足构成双重“夹击”。前者是投资刺激所致的短期因素,后者是家庭购买力不足积累的长期因素。
每一轮刺激政策退潮后,经济便进入价格下跌周期。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源自全球疫情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并未增加家庭的真实购买力,而价格扭曲引致企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去年四季度开始,外需出口回落,国内需求又无法消化产能,企业主动降库存、价格出清。
这轮价格下行周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购买力长期不足积累的消费需求疲弱。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更能反映普通家庭的真实购买力。核心通胀率近一年没有超过1%,5月份只有0.6%,说明家庭购买力不足。
今年消费复苏呈口红效应和分化效应:需求弹性弱的日常消费、低价消费反弹,需求弹性强的可选消费、大类消费依然低迷。家庭收入和失业没有明显改善,日常消费和旅游消费抢占了家庭购买力,汽车、手机、家电等大类消费更难。
只有提振家庭收入及购买力,才能彻底走出价格下行周期。
五问长期低通胀格局与广义货币快速增长是否构成矛盾对国民经济是好是坏
广义货币近十年增加170万亿,近三年增加80万亿,货币投放持续加速,但GDP逐步减速,CPI维持低位波动,核心通胀率呈疲软态势。CPI近十年均在2%上下小幅波动,核心通胀率近三年未超过1.5%,与PPI、GDP走势相关性明显走弱。
这种长期稳定却未充分反馈经济周期的价格,对国民经济与消费福利是好是坏?
弗里德曼在其论文《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中重新论述货币数量论,此后他大量分析美国金融历史数据后得出结论: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其对通胀的通俗解释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4】。
不过,美国2008年-2019年、日本1990年-2022年、中国2012年-2023年,大规模货币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共存,货币主义遭受挑战。其实,只需将货币供应量调整为货币流通量,一切皆可解释。
涓滴效应和反向涓滴效应失灵,到底是科斯定理、经济学的失败,还是现实经济的失灵?
货币供应量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的背离,说明经济结构性日趋固化。大量货币在流入金融、房地产、基建等结构性市场,资产价格通胀或资源浪费,而下游消费市场、家庭部门成为货币匮乏部门,长期紧缩。这就是结构性通胀(通缩),投资部门通胀,消费部门紧缩。
所以,长期货币扩张下的低通胀格局,经济结构趋于固化,价格机制趋于钝化,而价格不张则易弱化对供需的调节,无法警示与调节风险。只有打破货币、财政、产业体制及其政策构筑的货币“藩篱”,才能充分释放价格活力与货币力量。
六问只有救房地产才能救经济吗
房地产周期似乎决定着经济周期。拯救房地产意味着拯救家庭资产、地方债务和私人投资,降低银行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过度衰退。
但是,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巨大,刺激性政策只会押后然后快速放大风险。如此,房地产陷入救与不救的“两难”境地。
有人试图找新产业、新市场,如新能源、新制造、新基建,替代房地产来托举与拉动国民经济。
其实,房地产市场陷入“两难”,本已说明问题。试图将资源集中在一个产业以带动经济狂奔、资产膨胀,此产业思维乃计划思维。若找到第二个替代产业,狂奔几年后定然也是债务高企、进退失据。
实际上,最大的市场是消费市场。若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至80%,以14亿人之购买力,足以拉动大量产业快速增长,消费福利和经济规模均大增。国民经济便从房地产是解脱出来,进入内生动力的正反馈、正循环。
换一个思路,从计划经济到自发秩序,一切阔然开朗。
七问这轮人民币汇率下跌对降息操作的影响有多大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今年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其原因是内外金融周期不同,利差扩大推动资本流动。那么,这轮人民币贬值是否对市场期盼的降息操作产生影响?
今年以来,通胀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零附近,而存量房贷利率并未下降,市场利率下降速度跟不上通胀率,这意味着市场真实利率上升、偿债成本上升。价格下行周期叠加真实利率上升,债务-通缩螺旋机制或得以强化。
通常央行需降息应对之,然而利率按兵不动,是否有降息拖累汇率的担忧?如今,是担心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
东亚模式的历史经验显示,在国家转型早期,国内资本匮乏,资产价格低迷,政府选择压低汇率价格以吸引投资、刺激出口。当国家逐步接手“世界工厂”,国内资本日渐富余,甚至央行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信贷软约束引致资本过剩,资产价格膨胀,并在特定的汇率机制中累积成“堰塞湖”。而原本低汇率刺激出口的模式,反成了资本外流与泄洪的风险因子。当汇率被动快速下跌时,降息降准的外部空间被压缩。于是,特定机制下的汇率陷入“两难”。
可否效仿日本央行:放弃保汇率或将汇率风险置于债务风险之后,坚持宽松到底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以提振需求和刺激出口,避免宏观经济陷入“债务-通缩螺旋”、金融市场出现“戴维斯双杀”。
去年,日本金融遭遇美元大涨和石油危机的双核冲击,日元汇率崩溃式下跌;今年,在经历山穷水复后,似有柳暗花明之势,持续货币“输血”最终得以提振通胀,日股开启牛市。
然而,中国今日之金融条件,与日本完全不同。
在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三轮暴力去杠杆、极限挤泡沫后,日本央行在资产价格超低周期中开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之“魔盒”。同时,日本在90年代末实现了汇率自由化。此后,日元汇率作为一种有效的国际价格机制,持续地调节国际收支,不断地释放宽松政策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
当前,中国处于资产价格与债务之巅峰,非自由汇率并未有效地警示与释放风险,若放弃保汇率而大规模降息,以保债务、保资产与保增长,后果可能是股债汇楼“四杀”。
那么,汇率约束到底是好是坏?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蒙代尔在其论文《固定与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中阐释了开放条件下货币与财政之策【5】,后被克鲁格曼概括为“不可能三角”。但“不可能三角”误人不浅。从价格理论来看,“三选其二”为伪命题,浮动汇率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警示、释放和调节资产累积风险,同时约束货币和财政过度扩张。
所以,汇率“两难”格局,如地方债、房地产,既增加了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性,又增加了其迫切性。
八问A股长期过度“稳定”到底是股票市场本身的问题、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的问题还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问题
与美国股市明显的周期性不同,A股更多体现结构性。那么,A股到底是充分反映了基本面,还是一直走“独立行情”?
其实,当经济基本面进入景气周期时,A股对这一信息并未充分反馈,周期性波动不大,但结构性颇为明显;当经济基本面进入非景气周期时,A股相对有效地反馈这一信息,但仍存明显的结构性。
其中的原因在于,最近十多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部分源自宏观政策层面从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资金传导,进而形成结构性涨势,股市最终呈现结构性的反馈。可见,A股还是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只是其反馈的重点不在周期性上而在结构性上。
除了经济基本面,A股的前景对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股票上市、退市以及定价完全由市场做主,投资者“用脚投票”。全面注册制改革旨在将选择权、定价权下放到市场,而这次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交易所的市场化。
当前金融市场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投资银行、直接融资较弱。这种金融市场是否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经济效率?
作为一种重要的直接投融资市场,股票市场一边为中产家庭提供理财渠道,另一边为企业尤其是技术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股票市场、投资银行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难题,与当前的金融市场结构是否有关系?能否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实现更加充分的金融竞争?
九问强投资、强出口经济模式为何没有转化为“强消费”该经济模式还能否延续
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一条成功的经验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出口制造业,通过出口创汇获得更多资本,国内资本逐步从匮乏到富余,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福利提升,最终构筑形成经济的内生动力与内外一体化。
萨缪尔森在其《国际贸易和要素价格均衡》等多篇论文中,基于赫克歇尔、俄林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相等【6】。
林毅夫借此理论推测,只要持续对外贸易,国内资本逐渐富余,中国劳动力价格与美国趋于均等化,家庭收入逐步跟近美国。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资本匮乏价格高,劳动力丰富廉价,美国则相反,资本富余廉价、工资高,要素价格差驱动两国贸易,美国对华投资,中国对美出口。结构性的要素均等化确实在两国之间发生。随着外资与外汇大量进来,国内资本快速富余,与美国资本价格趋于均等化;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有所提高,与美国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
然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的速度,远低于资本均等化的速度。换言之,资本快速增长为何没能推动家庭收入快速增长?
该理论建立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的基础上,相当于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交易费用越低时,出口创汇带来的财富增量,转为劳动者工资、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就越多。在2001年到2008年贸易腾飞的时代,这个趋势颇为明显。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趋势。此后三轮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以及上游非竞争性资源型经济体和下游银行、电力、电信等基础服务经济体,愈加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市场的结构性。
如此,强出口换取丰富的资本以及货币扩张创造的名义货币,大量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更少流入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当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跑输资本扩张的速度,“强投资、强出口”无法转化为“强收入、强消费”,经济内生动力和家庭消费福利不足。
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43%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0%。其中,美国超过80%,成功转型的日本接近60%。
如今,宏观经济依然是强投资、强出口与弱消费的结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40%,远高于国际普遍水平的20-30%;消费占比只有50%多,低于国际普遍水平的70-80%。
所以,调整经济结构,从强投资转向强消费,将强出口换取的富余资本、无效投资节省的大量资本转移到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十问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是继续实施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到了十字路口上,是时候考虑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
基于“强投资、弱消费”的经济结构性,以及扩张性政策强化的杠杠率与弱化的内生性,建议启动国民收入计划,实施一系列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的微观经济政策,替代过去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民收入计划包括:一是通过国企利润、增发国债、节省基建投资三种方式,直接给普通家庭无差异发放现金,考虑每年1万亿,连续三年;二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三是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给中小企业减税,给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补贴;四是大力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大幅度提高农村家庭的养老金额度。
国民收入计划,旨在短期内直接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缓解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必须上升到制度改革层面。
当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上,是否降息、是否增发国债、是否拯救房地产,而忽视财政、货币以及经济制度的改革。
布坎南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中,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人们对公共政策失效的关注点,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公共选择的过程、逻辑以及与之形成的制度【7】。换言之,与政策调整相比,更需要关注制度改革及其程序。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改革开放。
例如,地方债务风险,是债务扩张性政策的结果,还是跟地方债务软约束和银行信贷软约束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收缩和过度的债务抑制政策,是抑制风险,还是可能诱发风险?
地方债、房地产和汇率的“两难”,说明政策空间更加狭小,亟需通过改革来突破。比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比“以时间换空间”更有效的是,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利率、汇率、土地、商业银行以及国有企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税收收入改革,从基建投资转向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改革,等等。
以上“十问”,抛砖引玉,旨在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以增进国民经济、家庭收入及消费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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