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雨｜拉康：父亲的罪名

新 书 推 介

时至今日，雅克·拉康仍在继续遭受到那些最为过度的诠释，时而是偶像，时而是恶魔。然而，这里的背景却发生了变化：精神分析的英雄时代业已终结，我们正在经历各种心理治疗的诞生，按照那些往往总是由国家来管控的实践，有一千零一种方法来抚平当代的痛苦。在这些情况下，请大家注意，拉康式的姿态，首先便在于回忆起一场充满智识性与文学性的冒险，此种冒险在我们的现代性之中占据着一个奠基性的位置：言论与习性的自由、各种解放运动的跃进（女性的解放、少数族群的解放、同性恋者的解放），乃至在生活、学校、家庭与欲望等诸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想要改变的渴望。因为如果说拉康置身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很多期望的逆流之中，那么他也怀抱着其中的悖论，以致于他的种种语言游戏和文字游戏在如今仍旧作为重建社会的那些律令而激荡着回响。本书的作者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是拉康研究领域中公认的最好的专家和领袖式权威，她引领着我们来回顾拉康的一生和他的著作，以便我们去发现它们在此之前曾经是怎样的面貌，它们时至今日还留下了什么。

作为在巴黎第七大学和巴黎高等研究学院任教的历史学家兼社会科学研究所主任，伊丽莎白·鲁迪内斯库还是众多划时代著作的作者，其中包括《法国精神分析的历史》（三卷本）、《为什么是精神分析？》、《疯癫与革命》、《风暴中的哲学家》、《对话德里达：明天会怎样》、《对话巴迪欧：拉康的过去与现在》、《我们自身的黑暗部分：性倒错者的历史》、《失序的家庭》、《谱系学》、《自我为王：论身份漂移》、《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憎恨：解剖“精神分析黑皮书”》、《精神分析词典》与《精神分析私人词典》与《精神分析爱情词典》等等，她最近还出版了一本《弗洛伊德在他的时代与在我们的时代》（瑟伊出版社，2001）。

严格地讲，卢迪内斯库的此书显然算不上一部“标准化”的传记（姑且称作“小传”）。相较于她先前那本经典大部头巨著《拉康传》（以下简称“大传”），这本“小册子”虽然也遵循了一定的时间顺序，但却并未因此而将拉康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安排进那些更易理解的故事弧线；恰恰相反，她在这里的笔触不但更多凸显出“碎片化”的叙事风格，而且也还更多夹带有“妄想化”的个人痕迹。因此，与其说这是卢迪内斯库全新版本的“拉康传记”，不如说它是作者私人版本的“拉康回忆录”。然而，本书却又远不只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回忆录，因为其写作的素材乃是基于拉康档案的“在场”与“缺位”，而非基于作者本人的回忆或追忆。或许，就像拉康所谓的“垃圾出版物”一样，卢迪内斯库的这部著作也是无意供人阅读的，至少不是供人当作“传记”来阅读。毕竟，她在本书中援引了一句拉康的格言，从而概括了她自己针对“传统传记精神”的隐秘性否认：“拉康坚持认为，相对于一部著作的意义而言，传记总是次要性的”。那么，作者撰写这部著作的意义何在？难道它只是先前那部“大传”的缩略与重复？继而，又是什么让作者假借拉康的“父名”而发出了“不顾一切”的呐喊？最后，本书的出版在法国精神分析学界乃至整个拉康派内部又激起了怎样的震荡与回响？在此，借由这篇文章，我想要针对这些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困惑着我，或许也会在阅读过程中困惑读者的问题给出一些尝试性的回答，进而再针对本书所产生的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事后效果”来展开一些分析性的评论。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卢迪内斯库否认了传统传记之于拉康的价值，不过在她这里却也存在着一个无可否认的元素，那就是她自己作为法国精神分析思想史家的独特地位。身为学者，卢迪内斯库的特殊性便在于她的母亲珍妮·奥布里（Jenny Aubry，1903—1987）曾是与拉康同时代的一位精神分析家（其母奥布里是与多尔多齐名的法国儿童精神分析先驱，早期曾接受过拉康的督导，并且在1953年法国精神分析界围绕“拉康问题”的第一次“大分裂”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角色），因而卢迪内斯库自幼便成长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王国，她经常能够在私下里接触到拉康本人，后来又受到拉康的邀请而加入了他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至于在精神分析圈子的外部，她与一众法国思想大师（尤其是阿尔都塞与德里达等人）也始终保持着一些跨界的“外密性”交流。这些个人背景与智识资源不仅使她能够以“内部知情人士”的身份而巧妙地穿行于拉康思想生活的内外，并且无形之中也给她成为“拉康传记作者”的身份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她在这里的写作由于摒弃了传统传记所谓的“历史客观性”而显得不那么像是一部传记。

当然，就笼罩于卢迪内斯库著述中的传统传记精神而言，也还存在着另一个限制性元素，那就是精神分析本身。鉴于拉康的个人档案所遭遇的种种“失窃”或“劫持”，乃至他的私人生活所诱发的种种“八卦”与“丑闻”，想要以传记的形式来呈现拉康的思想生活本来就是一项极其困难且高度复杂的技术性作业，尽管卢迪内斯库无疑也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然而精神分析却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她的传记式书写中引入了某种“断裂”。因为精神分析并不会把主体的“言在”看作是某种能够在传记模式下呈现出意义的东西，它首先关注的是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结构的无意识。套用拉康的话说，这个无意识既是我们“存在”的动力，又是一种“非存在”的坚持，亦即某种“非人”且“怪怖”的东西。此外，精神分析的目标通常也并非旨在促进个体与其自身的“整合”或是对其自身的“理解”，就像某些心理治疗所大肆鼓吹的那样，即便精神分析在主流话语中早已赢得了“谈话治疗”的称号，然而“治疗”却从来都不是它的主要目标，因为精神分析的真正目标乃是旨在让主体道出其自身无意识欲望的真理，从而以切合欲望真理的“行动”来介入实在界的不可能，而只有当主体通过“穿越基本幻想”而瓦解了对于其自身的“想象性误认”之时，这种无意识的真理才会以“并非全部”的方式而从实在界中开显出来。就此而言，卢迪内斯库的这部著作便明显脱离了那种旨在以“想象性理解”来把握拉康思想生活的逻辑连贯性的“历史性叙事”，反倒更像是她自己针对拉康思想生活的一种兼具回忆性和启发性的“无意识渲染”，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卢迪内斯库以扭结拉康的悖论来切分有关拉康之真理的“分析性行动”，是以面向实在界的激情来呈现“另一个拉康”的“创伤化书写”，更是朝向激进女性主义立场而迈进的“再来一次”。

众所周知，拉康自己就是一个反对偶像崇拜的“偶像式化身”，不管其本人愿意与否，他的形象都早已被塑造成了在20世纪无法磨灭的一座“思想性神话”的丰碑。这一点在精神分析的领域内尤甚，因为无论在理论的层面上还是在临床的层面上，精神分析家们皆会不可避免地寻求某种“认同性坐标”的理想化参照来支撑其自身的实践，这就意味着，一旦我们把自身认同为一个“拉康派”，抑或认同为一个“反拉康派”，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拉康派意识形态”这个大他者的无意识牵引，乃至“拉康派精神分析”这个主人能指的无意识宰制。因此，在拉康派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内部，卢迪内斯库针对拉康的“去理想化”和“扒皮式爆料”便向来都是不受欢迎的，尤其是不受“正统”拉康派组织的欢迎。这便是为什么她会在本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她想要就自己作品遭受评论的方式进行某种“清算”。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像“不顾一切”这个选自《精神分析伦理学》研讨班的副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本书既是作者“不在自己欲望上让步”的一种激进化姿态，也是带有“安提戈涅式光辉”的一种自杀式行动，因为其本身即构成了某种具有解释性效力的“真理性事件”，而其在“事后”所引发的爆炸性效果则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具体来说，本书的出版恰逢2011年9月拉康逝世30周年之际，与其同时问世的还有拉康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的《拉康的生活》（Vie de Lacan），这便在两位作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剑拔弩张的镜像化张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皆将拉康视作自己在精神上的“父亲”，同时二人也都肩负着评估拉康精神分析之独特遗产的使命，何况他们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拉康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另外在法国拉康派的圈子里，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们这样如此广泛地被思想界所接受，或者说是如此彻底地被圈外人所诋毁。就内容而言，他们的这两本“拉康回忆录”也都聚焦于法国精神分析鼎盛时期的辉煌，乃至拉康本人所呈现出的种种悖论，而且他们也都说明了拉康何以从根本上变革了法国思想文化的整个形态，以至于自1960年代以来的每一位欧陆思想家都被迫要顾及精神分析的文化性影响，也都免不了要跟拉康来上一番思想性交战。可是，我们也不得不说，米勒更像是拉康的“抄经人”，他代表的是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象征性传统；而卢迪内斯库则更像是拉康的“守门人”，她宣称自己的这部著作是从“未经存放的档案”内部来言说的，从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从象征秩序中遭到排除的“实在界拉康”：这是“一个游走边缘的拉康、一个置身临界的拉康、一个不修边幅的拉康、一个因其‘语词新作’的痴狂而心荡神驰的拉康”。

事实上，早在1993年出版的《拉康传》里，卢迪内斯库就曾指出了米勒把持拉康研讨班的版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而以米勒为首的正统拉康派阵营自然也毫不客气地向卢迪内斯库发起了反击，因为毕竟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米勒在编辑拉康研讨班文本上所做的杰出贡献，更何况他还是拉康思想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然而，围绕着拉康逝世30周年的此番事件还是将两人之间早就存在的矛盾推向了极端白热化的地步，以至于竟有米勒派攻击卢迪内斯库是在“剽窃她自己”，甚至还引发了精神分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无头公案”（撕逼大战）。与精神分析世界中以往那些司空见惯的“勾心斗角”和“唇枪舌战”不同，这场思想纠纷并未通过学术领域内的公开辩论来解决，而是直接诉诸于“对簿公堂”的法律审判。事件的导火索便是卢迪内斯库在本书最后一章里论及“拉康之死”的一句话：

拉康的女儿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并未直接阅读过卢迪内斯库的著作，她只是在电话里听闻到这则消息便顿时感觉自己遭到了“诽谤”，因为作为拉康晚年的“拐杖”，她丝毫不知从青少年时期起便脱离家族天主教信仰的父亲竟有这般的“遗愿”。于是，她便连同自己的丈夫米勒一起把卢迪内斯库告上了法庭，连带被告的还有瑟伊出版社的负责人奥利维耶·贝图尔内（Olivier Bétourné），此次事件也直接导致米勒把拉康研讨班的版权带离了自1966年起就是拉康御用出版商的瑟伊出版社。

诚然，这一事件的发酵也是有其背景的。在2011年9月，米勒就已经发觉自己遭到了“知识社团主义”的边缘化，他指责瑟伊出版社的贝图尔内在拉康逝世30周年之际故意将他排除在宣传活动之外。当时，巴黎高师举办了一场纪念拉康的学术盛会，由法国著名的学者也是拉康曾经的弟子凯特琳娜·克莱芒（Catherine Clément）主持，活动邀请了一批公众知识分子在拉康曾经开设研讨班的“杜桑大厅”里诵读其研讨班的选段：阿兰·巴迪欧朗诵了拉康在《弗洛伊德式原物，亦或回到弗洛伊德的意义》中模仿“真理”言说的著名辞段，卢迪内斯库与其伴侣贝图尔内则朗诵了第七期研讨班《精神分析伦理学》中涉及安提戈涅的章节，参与活动的还有让-克劳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与弗朗索瓦·勒尼奥（François Regnault）等曾经参加过拉康研讨班的学界大佬，自然也少不了一大批拉康派的分析家们。现场的所有人都在屏息关注米勒是否会加入这些“拉康模仿者”的行列，待到午夜的钟声响起，以马拉美的“伊纪杜尔”的方式，米勒终于戏剧性地登场，在听众的一片哗然之下，他走上讲台，高举着拳头说道：

接着，他便高声宣读了拉康第16期研讨班《从一个大他者到小他者》中的一段极富政治意义的讲话（1969年3月19日的讲座）：

到了2011年11月，法国高等法院便正式受理了米勒家族针对卢迪内斯库与瑟伊出版社的指控。在法庭上，当时已是古稀之年的朱迪斯被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搀扶着，她的脸上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但在内心里却深受着痛苦的折磨，至于米勒则被他的一群追随者簇拥着，嘴角上还挂着一抹轻蔑的微笑。据报道称，控方律师克里斯蒂安·夏里埃尔-布尔纳泽尔明显没有做太多准备，他在席间双手插兜，像其委托人一样摆出一种正义凌然和志在必得的姿态，他先是攻击卢迪内斯库是一名“冒名顶替者”，讽刺说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痴迷于一位“生前不曾对她有过丝毫感情”的作者，可她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拉康家族中的一员”，随后他又向法庭指证了卢迪内斯库与瑟伊出版社负责人的“姘头”关系。最后，他在其总结陈词中引经据典地说道：

相比之下，辩方律师乔治·基耶曼的总结陈词则显得相当冗长且博学，这位著名的大律师一口气罗列出了一百余项证据清单，其中包括其委托人学术出版物的详细目录，他先是声称米勒嫉妒卢迪内斯库的国际声誉和学术影响，讽刺说他的那本《拉康的生活》只是仓促写就的一篇只有24页的“小作文”，完全无法与卢迪内斯库的著作相媲美，接着他又掉转了矛头，而向朱迪斯发起了一场“野蛮”甚至“凶残”的分析：

图：辩方律师乔治·基耶曼

至于朱迪斯则始终保持坚忍，她的目光直视前方，除了扬起眉毛之外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而当法官提请她发言的时候，她也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言论自由并不授权什么都可以说”。好在卢迪内斯库也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深知自己虽然在学术上有权“渎神”，但是在法律上却无权“诽谤”，也可能是因为她清楚自己已经在原告方的想象中处于“迫害者”的位置，以至于她的任何言论都只是会加剧如此的想象……

不过，除了控辩双方长达近三个小时的激烈较量之外，在法庭上还是出现了两幕极端戏剧化的场景：第一幕场景是当卢迪内斯库的辩护律师基耶曼误将自己的委托人称呼为“拉康女士”的时候，这个弗洛伊德式的“口误”瞬间便引来了哄堂大笑，但也同时引爆了米勒及其追随者的强烈愤懑，以至于法官不得不敲着象征“阳具”的锤子大喊“肃静”；第二幕场景则涉及拉康遭人遗忘的另一个女儿西比尔·拉康（Sibylle Lacan），她是拉康第一段婚姻中最小的女儿，也是朱迪斯同父异母的姐姐，她当时就坐在第三排，仿佛是一个“闯入者”那样，一提到拉康的葬礼便抽泣不止，据说朱迪斯与她之间没有任何眼神上的接触，当基耶曼向法庭陈述西比尔要比朱迪斯年长“三个月”的时候，她突然起身叫道“是八个月”，而正当她忍不住想要向法官亮明身份并起身发言的时候，却因没有作为证人被传唤而遭到了禁止。后来，她回忆说这场审判的核心问题遭到了压抑，正如她自己曾在书里写道的那样：

尽管西比尔的发言在法庭上遭到了禁止，然而她那抑制不住的眼泪却也清楚地表明，就像卢迪内斯库所冷静地指出的那样，传记作者与历史学家总是会面对一个家族的悲剧，乃至一个宗族朝向另一宗族的仇恨。

最后，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裁定原告方胜诉，并责令被告方向米勒家族支付一欧元的精神损失费——是的，你们没有看错，就是1欧元，多么具有象征性的胜利！但是，这场官司非但并未就此打住，反而还发生了接二连三的戏剧性反转：先是卢迪内斯库与贝图尔内提起了上诉，二审判决在2014年9月推翻了一审的结论，判定卢迪内斯库的言论并非是针对朱迪斯·米勒的诽谤；继而，米勒家族又再度提起了上诉，但是2016年2月的三审判决却维持了二审的结论，从而再次确认了卢迪内斯库的言论并未“损害米勒夫人的名誉”。如此一波三折，这场旷日持久的“拉康派内战”终于画上了句号，该案目前已成为法国“新闻法”和“记忆法”的教科书案例。然而，我们在此必须指出，卢迪内斯库书中涉嫌“诽谤”的那句话使用的是法语语法上的“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可就是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虚拟语气”，竟然引出了拉康家族的“真相”与他自己身为父亲的“罪名”。伴随着这场官司，西比尔·拉康在2013年11月8日因严重的忧郁症而自杀身亡，至于朱迪斯·米勒也在2017年12月6日因病逝世。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拉康的“家务事”也不例外。鉴于“家庭场景”向来都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关注，就像卢迪内斯库在本书第五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或许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针对这场“拉康式审判”提供一种超出法律框架之外的精神分析式解读。实际上，就拉康的传记而言，但凡是诉诸于拉康这位“父亲的名义”并从而遭遇到父亲这个“空洞的中心”，任何作者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捕获进“法律”的象征性维度。但是，严格地讲，这场审判中的四位诉讼当事人却远不只是法律上的实体，他们更是循环在拉康“话语公式”中的四个元素：米勒作为拉康的“合法执行人”处于“主人能指”（S1）的位置；瑟伊出版社的负责人贝图尔内代表拉康的“御用出版社”处于“知识能指”（S2）的位置；朱迪斯以“拉康女儿”的身份处于“划杠主体”（＄）的位置；卢迪内斯库以“传记作者”的身份处于“剩余享乐”（a）的位置。由此而言，当这四个元素在“话语结构”中分别占据了具有主导性的“动因”位置的时候，这四位当事人便也相应地搬演了拉康的“四大话语”，亦即：由米勒所体现的“主人话语”，由贝图尔内所代表的“大学话语”，由朱迪斯所化身的“癔症话语”，以及由卢迪内斯库所发起的“分析家话语”。

图：拉康的四大话语

尽管拉康的“四大话语”允许了我们在法律的范围之外来就这场审判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解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这场围绕“拉康之死”的无头公案则更是牵出了“三大激情”的主题。如果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拉康所谓的三种“激情性妄想”来理解在法庭上由他的传记作者与他的两个女儿之间所构成的戏剧性张力。实际上，只有当我们在弗洛伊德关于《三个匣子的主题》的分析脉络上来阐释这三种激情，此种戏剧性的冲突才会呈现出其悲剧性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考察了一个男人在三个女人之间做出选择的各种文学性主题和神话性变体，他还尤其指出了其中“沉默”的女人如何代表着“死亡”的意义。这第三个女人，就像李尔王的小女儿“考狄利娅”那样，尽管并未分享其父亲的王国，但是父亲对她的否定和忽略却最终招致了其王国的毁灭乃至其自身名义和遗产的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康就像莎翁笔下的李尔王那样也面临着在他的三个女儿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他把自己王国中的“物质宝藏”即其研讨班的版权留给了他最疼爱的“圣女”朱迪斯和他的乘龙快婿；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洛伦斯·巴塔耶则继承了他的“精神衣钵”，从而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精神分析家；至于被他遗忘的“弃女”西比尔则明显承载了他在其个人分析和婚姻生活中无法处理的“症状残余”。不过，与李尔王不同的是，拉康的三个女儿都是在他逝世之后才以“父亲的名义”而献上了各自的颂词。根据卢迪内斯库在《拉康传》里的说法，拉康的女儿们在其理论建构的背景上都具有着极其重要性的影响，例如其“父名”概念的提出便与朱迪斯无法被冠以他自己的姓氏直接相关。事实上，他的这三个女儿都曾分别发表过一部私人版本的“拉康传记”：朱迪斯·米勒在1990年出版的《拉康相册：我父亲的面庞》（以下简称《相册》），西比尔·拉康在1993年出版的《一个父亲：拼图》（以下简称《拼图》），以及洛伦斯·巴塔耶在1987年出版的《梦脐：论精神分析的实践》（以下简称《梦脐》）。就其本质而言，这三本传记皆以“非全”的方式而构成了有关拉康的真理之“半说”，而它们恰好也在话语的层面上对应着拉康所谓的三种“存在性激情”（亦即：爱、恨与无知），至于第四项则是“死亡的父亲”（亦即：拉康自己）。

对拉康而言，话语恰好就建立在这三种“根本性激情”的基础之上，其中的每一种“激情”都只是扭结了拉康三界中的两个秩序，这就意味着第三个秩序总是以“缺位”来标记的。而我在这里之所以会把拉康的“三大激情”与偏执狂的“妄想”关联起来，就是因为它们都是针对某一“缺位性秩序”的“存在性填补”。事实上，早在拉康的第一期研讨班《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当中，他就已然阐明了这三种“激情”是如何与三种“虚无”的形象相联系的：

换言之，如果说“存在是一”，那么则“虚无有三”。在这段话中，拉康明显是在援引古希腊先哲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就“存在”与“非存在”所作出的著名区分，不过他在这里又从“非存在”中给三种“存在性激情”指派了三种“虚无的形象”，这里的“虚无”指的便是“缺位的界域”。后来，在其著名的《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一文中，他在阐述“欲望辩证法”的时候又再度将这三种“虚无的形象”与“存在的缺失”（manque à être）相联系了起来，从而也在“要求”的层面上重新定位了他的三大激情：

据此，按照拉康晚年的“博罗米结”的拓扑学模型，我们便可以将“贪爱妄想”定位于象征界与想象界的交界（S/I），将“嗔恨妄想”定位于想象界与实在界的交界（I/R），而将“无知妄想”定位于实在界与象征界的交界（R/S）。借由这三种妄想性的激情，我们便可以说，拉康三个女儿的“传记”皆呈现出了面向“死亡的父亲”而存在的三种“虚无的形象”，其中朱迪斯的《相册》是以“贪爱妄想”而对“实在界缺位”的礼赞（-R），西比尔的《拼图》是以“嗔恨妄想”而对“象征界缺位”的报复（-S），洛伦斯的《梦脐》则是以“无知妄想”而对“想象界缺位”的觉悟（-I）。

限于篇幅，我很难在这里仅凭三言两语就简单扼要地阐明，我们要如何从这三部“私人传记”的内容上而推导出拉康的三个女儿相对于“父名的空洞”所占据的妄想性位置，因为朱迪斯的《相册》与西比尔的《拼图》在描绘拉康形象上所呈现出的“爱恨交织”（hainamoration）也把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很多。或许，等到本书在国内正式出版之后，我也可以再找机会专门举办一场公开讲座来探讨父女之间无法辩证的这一部分内容。就目前而言，我仅仅想要指出，洛伦斯的《梦脐》作为一部隐含着“自我分析”的精神分析技术性著作，无疑清晰地阐明了“无知的激情”何以定位了分析家的位置。实际上，这种妄想性的激情也同样定义了卢迪内斯库在拉康家族的悲剧之中所处的位置。无论在其“大传”还是“小传”中，卢迪内斯库都将拉康的形象描绘成了一个极具悖论性的悲剧式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越是书写拉康，拉康在她的笔下就会变得越发难以书写，越发难以捉摸，也越发被包裹上一层又一层神秘性的“光晕”。就本书而言，卢迪内斯库甚至还拟出了一份兼具“虚构性”和“幻想性”的拉康档案，她将其称为拉康的“伟大清单”，其中囊括的都是一些再也无法寻觅其踪迹的“丧失的原物”，因为拉康遗产中最具价值性的部分都已然被他的子女们瓜分一空，至于他的大部分藏书和藏品则都已下落不明，尤其是被人从拍卖场上抢回来当礼物送人又遭人嫌弃而被丢到天台上消失不见的拉康的躺椅！

就此而言，卢迪内斯库的这本“小传”在某种程度上很类似于洛伦斯的《梦脐》，因为它也指向了那个不可化约的深渊般的“脐点”，换句话说，她们二人的“传记”皆是从分析家的位置（a）来书写的。在洛伦斯的书里，她把自己的“梦脐”联系于其父乔治·巴塔耶的模糊性形象与其母西尔维娅·巴塔耶的压迫性形象，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拉康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象征性角色。巴塔耶在洛伦斯幼年的时候便抛弃了她，父亲的位置在当时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精神病的触发性因素，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妻女连同自己在里尔大街3号的公寓一并转手奉送给拉康这个“好朋友”（接盘侠）。对此，洛伦斯在她的书里回忆道：

图：拉康的养女洛伦斯·巴塔耶

这里的“无动于衷”恰好“镜映”出了其“实在性父亲”巴塔耶对待自己家庭的态度，而通过在其“象征性父亲”拉康的影响之下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家，洛伦斯也让自己处在了这种“无动于衷”的位置之上，因为分析家必须是一面“空白的镜子”，这个空洞的位置或许也是她自己以拉康式的颠倒来返回其父亲信息的方式，而这个想象性的空洞也使她陷入了一场至死方休的“无尽分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洛伦斯在1960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曾因反殖民主义的激进政治立场而被关进了监狱；同年，拉康便在其《精神分析伦理学》的研讨班上讲到了安提戈涅的“不顾一切”的悲剧，这期著名的研讨班其实也是拉康献给自己养女的颂歌。在本书中，卢迪内斯库也特别凸显了两个形象：一个是库尔贝的画作《世界的起源》，另一个就是“安提戈涅的光辉”。这两个形象都直接切中了从实在界中奔涌而出的激情。因此，在我来看，她的这本“小传”也是在以“无知妄想”来拥抱“死亡父亲”的圣状化增补。如果从拉康的“三大激情”及其隐含的妄想性角度来看待前述那场“审判”，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场“战争”中的四个男人（即米勒、贝图尔内、双方的律师）皆只不过是代理性的配角，而其真正的四位主角则是三个女儿与一位“死亡的父亲”。

图：安提戈涅的光辉

本书的翻译是我在西安疫情的“魔幻”时期完成的，因而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便是拉康在卢迪内斯库笔下的那股子面向实在界的激情。在封城静默期间，除了操心日常生活的继续和关注微博热搜的头条，我还特别查阅了一些有关“新冠病毒”的拉康派言论，不得不说这场“瘟疫”是我们当代社会的“文明中的不满”，也是资本主义的症状在实在界中的返回，即便对精神分析的“神话性瘟疫”而言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现实性挑战。除此之外，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也深深地感慨于卢迪内斯库所谓的“抑郁社会”，并且深深地哀叹于精神分析在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拥有如拉康这般的“小丑式英雄”。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父性的衰落，神经症式的“俄狄浦斯时代”早已落下了帷幕，作为精神分析家，我们如今更多面对的是精神病式的“安提戈涅时代”，像“自恋犬儒化”、“推向同质化”与“精神分裂化”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精神”的特征，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回到拉康”的同时，也要“超越拉康”来重新反思精神分析的历史并再度发明精神分析的实践，或许就像卢迪内斯库所言，毕竟“拉康已死”，唯一能够让其遗产保持鲜活的方式便是不忠实于他，而这势必也要求我们付出“不顾一切”的伦理性代价！

在本文结尾，我想要首先感谢吴琼教授与我的好友王晨阳博士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邀请为本书撰写推荐序言，吴琼老师的那部宏篇巨著《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要说也是在2011年出版的，他在该书上卷里大量参考了卢迪内斯库的《法国精神分析史：百年大战》，从而为我们了解拉康思想的制度性背景和政治性意涵提供了绝佳的坐标；至于王晨阳则是2020年出版的中文版《拉康传》的译者，他的《时间之间的主体性：拉康著作中的时间概念探究》一书在国际拉康研究领域中也是享有盛誉。可以说，在中文学界，他们二人对于卢迪内斯库的著作都是最有发言权的，想必他们的精彩序言和深刻见解也一定会为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此外，我还翻译了意大利著名精神分析家兼哲学家塞尔吉奥·本韦努托的一篇书评以飨读者，他早年曾在巴黎参加过拉康的研讨班，目前也是《欧洲精神分析期刊》的主编，经常从精神分析的立场与阿甘本和南希等当代哲学家展开思想性对话，希望他的这篇评论也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兼具分析性和哲学性的参照。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拜德雅图书工作室的两位编辑邹荣和任绪军对我的信任和宽容，没有他们引进这部著作的胆识和努力，本书也不会与国内读者见面。最后，我还想要再就本书的翻译谈上几句，尽管我先前也曾出版过几本译作，但本书是我尝试直接从法语来完整翻译的第一部著作，对我个人而言无疑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而且这部作品的风格也明显不同于我以往习惯翻译的那些理论性文献，因为它更具文学的趣味性，也更具历史的故事性。至于翻译的过程则是断断续续的，除了像卢迪内斯库那样动辄就遭到拉康的“新词”所劫持之外，我还遇到了大量不熟悉的人名与背景知识。因而，为了填补这些断裂和空白，我在文本中额外添加了一些琐碎的注释，希望能够对不了解这些信息的读者有所助益，也烦请读者原谅我在这里以赌徒“加注”的形式对欠下拉康的债务所施加的“报复”。另外，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和准确性，我还特别参考了格雷戈里·艾略特（Gregory Elliott）的英文译本，他是当代的激进政治哲学家，也是著名的阿尔都塞研究者。至于翻译中难免的错漏之处，谨希望读者可以多多包涵，也期待方家不吝指正。翻译拉康是我的“症状”，我希望自己可以持续地“发病”，用更多的产出来回报我所热爱的精神分析事业，也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让更多的精神分析同行者得以“享受你的拉康”。这个剩余的享乐，也是我的“不顾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