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爆雷”：可持续城市发展需要信用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回头来看，我们或许会更清楚地发现，这意味着中国原有的城市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许多税费收入大大减少，到2001年的税改，中央政府又拿走了60%的所得税收入，各地要推动开发建设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正是从2001年起，土地出让带来的各项收入开始急剧膨胀，房价也节节攀升。到2021年，全国卖地收入高达8.7万亿，加上与土地使用和开发相关的各种税收，土地财政的总收入已高达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约九成。

既然土地财政如此重要，那就必须每年都不断卖地、拆迁、盖楼，这样地方政府才有钱推进狂飙突进的各项基建，否则可能连本地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转都难以维持。这种城市开发模式，就像是电影《生死时速》里的那辆大巴，必须以危险的速度狂奔下去，一旦停下来就可能会爆炸。问题是，等到有一天，盖的楼太多、太贵，让人买不起、没人买的时候，这游戏还怎么继续？

你看到了，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市民买不起房房企因市场预期欠佳，被迫停工或不敢拿地城投开发的楼盘烂尾，还不起钱给当地银行当地银行的主要资金链断裂，也开始还不起钱给储户普通百姓发现自己无法按预期拿回自己的房子或存款。到头来，更多人不敢买房，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了。

现在的问题是：平心而论，郑州等河南城市的房价相比许多城市来说不算太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也不是最高的，那么爆雷的为何是河南？

这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点：在国内省份中，河南的城市化进程较晚，但表现得更为狂飙突进。作为一个原本相对落后的省份，河南那种赶超型发展的心态尤为强烈，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河南历来获得的外部投资就不足，本地资本市场孱弱，就算要进行城市开发，小公司和新公司也会因信用不足而难以获得合理利率的融资，无法迅速扩张。

不过，在市场情绪一片乐观的时期，这都不是问题：既然当时楼市一片繁荣，只要盖起来的就能卖出去，还能大幅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那么配合以当地强力的政府，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就此迅猛推进，而当资金不足时，本地中小银行就成了提款机。虽然村镇银行设立的初衷是满足农户的小额存贷款需求、服务本地中小型企业，但为了积聚资本，河南在设立这类金融机构时，比其它省份条件放得更宽。

从理论上说，资金确实需要流动起来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如果老百姓都像古代那样把钱埋在自家院子里，那就是死钱，需要有可靠的金融机构把这些分散的资本盘活，才能推动社会投资，促进经济活力。在河南，一大批村镇银行就此设立起来（数量之多为全国第二），而要吸引储户愿意把钱存进它们的账户，就得给出更高的存款利率——试想想，如果都是2%，那储户为什么不把钱放在四大国有银行？

也就是说，这些村镇银行从一开始，就得实行高息吸储的激进市场策略，但农村小额信贷却是赚不了什么钱的，它们要活下来，就得设法在市场上获得超高回报：它们实质上是从散户那里借来了数以亿计的钱，虽然本应有种种限制，但很快就有人利用监管漏洞，设立了非法融资平台，而放贷给房企则是显而易见收益最佳的投资方向。这次爆雷的许昌农商行股东里，就有多家房企的身影。只要楼市能繁荣，房企还钱不成问题，那银行也就能随之大赚其钱；但当楼市萧条，银行发现连储户的钱都还不起了，就有可能出现卷款跑路这种事。

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人们才赫然发现，这其实一直是个高风险的游戏，它需要市场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信心，不断有人愿意买入。但细想一下就能明白，这是不可持续的：房产开发其实也是在“生产”，而产能早已过剩，这就像饭店源源不断做了无数饭菜，价格还一路飙高，却没觉察到人们已吃不下、吃不起或不敢吃了，那这满桌的盛宴指望卖给谁？何况饭店这些饭菜，也有成本，还是借了银行的钱才做出来的。

事实证明，信用是一个市场体系发展的根本，没有信用作为支撑，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难以幸免。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城市的房产项目、信贷发放比较规范，银行的运作有严格监管，那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相应的风险，但这需要高度的风险管控能力，而越是那些市场信用发育不足、又试图在城市发展上“弯道超车”的地方，越容易翻车。

在过去二十年间，各地城市看起来基建突飞猛进，但这种超常规发展其实一直隐含着风险。财经作家徐瑾在她那本201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怎么了？》中就断言：“以政府信用获得低廉融资的时代已经开始过去。”为了防范经济过热，地方官员要想从银行拿到便宜信用额度早已越来越难，他们如果要继续大搞城市开发，要么仰赖中央获得融资，要么就得开辟土地财政的新财源。

相比起来，欧洲则走上了另一条金融创新之路。1174年，为免国家破产，威尼斯将政府税收作为定期利息来源发行强制性公债，城邦里所有人都必须买，但政府承诺会赎回，且债券持有人还能得到每年5%的利息收入，每个威尼斯人都是政府债券的持有人，个人利益和政府利益高度绑定，这极大地激发出社会潜力。威尼斯人像管理一家公司一样管理着他们的城邦，公债收益率不仅有保障，为了讨回债务，1370年甚至不惜扣押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

对现代社会来说，这种信用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英国延续了威尼斯的金融创新道路，自1694年创建英格兰银行后，一直维持着稳定的信用，不论发生什么，都必须对公债持有者按期还本付息，几乎可以说“你可以永远信任英格兰银行”，这又使得人们更愿意借钱给它，所有的有产者都与政府利益攸关，这成了英国在与强敌的历次竞争中最大的王牌。相比起来，当时的法国看似强大，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收入、拒付债务，政府信用扫地，公债的概念迟迟难以落地，一旦遭遇危机，政府也就更难让民间资本主动借钱给它了。

近代银行家陈光甫早就说过：“金融贵在流通，流通全靠信用。”这道理可能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听过那么一点，但是否真正理解其含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代信用制度在中国实际上从未真正深入人心。健全的财政体系本身就需要几代人对契约的尊重和法治的保障，在确保货币价值稳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长期的信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才能由此而来。

不论这次爆雷的事后续如何，这为我们每个人敲响了警钟：缺乏信用，经济也行之不远，迟早要回来补课，缺乏有效、到位的监管和契约为基础的政府信用，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普通人很可能更不敢在那些不规范的中小银行存钱了，导致民间金融机构的成长遭遇重挫，但这不仅仅是银行和房企的事，也意味着政府应当重建市场规范。

事到如今，原先那种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发展模式，眼看着是难以为继了。城市化还是要回到“人的城市化”，通过产业的发展转型、促进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也更为稳定，而不必依赖一次性卖地所得。到了这个新阶段，政府信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这里安心投资、工作、安家。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却将是绕不过去的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