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们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相信很多医学生都听过这样的描述：“医学是科学之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走在这条路上，有些人注定会成为伟大的人，如凌锋。
黑色乐福鞋 TOD’S拍摄这天日光很好，我们与凌锋教授约在北京东五环的影棚里来进行这次难得的访问。凌锋，是中国第一位神经外科女博士，是中国介入神经放射学奠基人、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创办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是“中国志愿医生”“康复健康小屋”“平安村医”等公益项目发起人……在她的身上有太多重要而又不同的身份，与她一起工作的人会因为不同的工作内容，给她许多不同的称谓，现在叫得最多的应该就是“凌导”了。据凌锋回忆，“1992年我到北京医院神经外科当副主任，那时组里已有了一位正职主任，下属为了区分我们两位主任，就称我为‘凌导’，一来不失尊敬，二来我姓‘凌’，同时又是他们的导师，故此‘凌导’这个称谓开始流传”。初见凌锋，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她有一股强大的气场，自信、果敢且干练，但你也会在她身上感到阵阵暖意和向上的能量；与她握手，她的手温暖而有力；同她讲话，她的声音低沉却坚定。今年凌锋已经72岁了，她依旧活跃在工作的一线，而工作的内容与强度依旧是饱和甚至繁杂的。但每件事情找到她时，她都能给予最快、最准确的回复。在拍摄的间隙还会开一个简短的电话会议。凌锋称这样忙碌的自己为“八爪鱼”，需要同时多线处理多项任务，这是年轻从军从医时给她留下的优良作风。而今凌锋身上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儿，“精神矍铄”这四个字也有了鲜活而立体的形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印记。凌锋出生于军人家庭，做事飒爽凌厉是她的底色，但更难得的是她颇具韧性。由于家庭的影响，青年时的凌锋最向往的就是进入部队，投身祖国的建设。那一代人很纯粹，也很热血，大家并不是仅仅喊口号，而是真实地去做。不了解的领域需要自己摸索，他们就去学习和探索，去开拓和建设，慢慢地为后辈垒起基石。凌锋如愿进入部队做了一名卫生兵，因出色的表现与成绩，她被选送到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现在陆军军医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现在东部战区总医院）骨科，是当时唯一一名女性骨科医生。在当时大多数人的眼里，骨科的工作是体力活，一个女孩未必“吃得消”，时任科室主任的范国声教授建议凌锋专攻微血管吻合技术。20世纪70代中期，社会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凌锋把科室里唯一的一个单人双目显微镜搬到了办公室，每天下班后，她就在办公室里缝老鼠尾巴、兔子耳朵。工作1年以后，凌锋开始了3年的外科大轮转，而神经外科是凌锋轮转的最后一个科，在这里，她碰到了自己的神经外科的领路人——刘承基教授。刘教授跟凌锋说，她具备作为一名优秀神经外科医生的素质，并不是所有医者都有的。总结下来就是“能吃苦”“有牺牲精神”“手好（心灵手巧）”。在神经外科经历了短短6个月的学习，“神外”的这颗种子早已深深地埋在凌锋的心中，这时候凌锋也碰到了自己事业的拐点。当时的她要调到北京的三〇一医院，她听了刘教授的建议，成为了一名神经外科的注册医生。
医学是最严谨的科学，因为医者要对生命负责，他们敬畏生命，也尊重生命，所以学习是每位医者的毕生课题。为了更好地精进自己的医术，1982年，凌锋受到乌达尔教授的邀请，登上了去往法国留学的飞机，由此开始了介入神经放射学的新征程。这在当时是一个极难，也极为难得的机会。语言是摆在她面前的首要“难关”，而且医学领域伴有大量高难的专业名词。当年刘教授提到的“能吃苦”的特质再度体现，凌锋在去往法国之前和之后，都花了大量精力去准备，每天只睡4个半小时，而且是分4次睡的，累了就休息，醒了接着看。到了法国半年，她就突破了语言关。到法国去了解最新的医学技术一直是凌锋的动力。当你的信念越坚定时，似乎各方都会向你抛来代表好运的“橄榄枝”。同年10月，凌锋作为“新兵”去里昂参加国际显微外科大会，这次看似普通的学习让她遇到了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三件大事。第一，她遇到了萨米教授，由此开始了他们近40年的友谊，才有了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China-INI）的今天，让中国的神经外科与国际接轨。第二，她遇到了巴黎第六大学居里医学院显微外科学校的教务长，他邀请凌锋去学校接受显微外科的训练，且不收学费！第三，大会结束后，她直接去苏黎世拜访了亚萨吉尔（Yasargil）教授，并在那里跟随大师学习了两周。凌锋亲眼看到了亚萨吉尔教授的手术，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显微神经外科。亚萨吉尔教授通过显微外科的革新技术，不仅完成了手术，而且用此技术去研究大脑的结构、脑底池的蛛网膜下腔，研究出经过脑底池但完全不损伤脑组织的翼点入路以及一整套的手术器械。与其他外科手术不同，神经外科的手术极为复杂，亚萨吉尔教授的突破，使得神经外科手术的死残率大为降低，开创了显微神经外科的新纪元。
回到巴黎后，凌锋在居里医学院接受了10个月正规的显微外科训练。每周有两个半天的动物实验，从麻醉到手术，以及术后饲养（观察手术效果），完整而系统的训练，让凌锋的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她在练习过程中，会画下每根导管的用途、走向，生怕自己把哪里记错了。手不仅要会操作，还得会记录。这是当年那个年代属于凌锋的“手好”。我们的大脑构造极为复杂，因此神经外科的手术是非常精密的，容错率也极低。这就需要神经外科医生具备过硬的实操技术，让每一次的规范操作都成为肌肉记忆。从1983年留法回国后，凌锋一直在推行“双栖外科医生”，即：既会神经介入治疗的导管技术，又会显微外科的手术技术。因此训练与推广这两手技术，是她心中的一个未完成的心愿。2001年，在北京宣武医院，以亚萨吉尔教授名字命名建立了显微外科训练中心，在首都医科大学建立了“神经介入研修学院”，到如今已20余载，大批优秀的“神外学子”都在此练过自己的“好手艺”。你可能有过这样的体会，比如跟随视频学做一件手工，往往会出现“眼睛看会了，但手没学会”的情况。我们的大脑平常习惯眼与手同轴操作，但在显微外科领域里，事情发生了改变。医生需要在镜下操作，要知道这时眼睛所看到的画面被放大了16~20倍，术者手的力度与幅度要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尤其是在我们复杂的大脑里进行操作。神经介入是另一种“控制能力”：术者在操作时，眼睛看的是高清屏幕，手是在另一个轴位操作，眼与手完全不同轴。神经外科医生只有不断地练习，才能让自己的大脑接受和习惯。凌锋心中属于神经外科的种子早已茁壮成长，2004年7月，北京宣武医院与萨米教授的德国汉诺威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INI-Hanover）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China-INI）至此成立。
风衣外套 LORO PIANA有时候凌锋的思绪常会被带回1982年，每一刀每一剪的分离、每一针每一线的缝合，以及每一个失误和教训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在毕业时，凌锋以全优成绩40/40的满分毕业，当时全班50名学生中只有两名获此殊荣。在回国之前，凌锋在巴黎包了一顿饺子请老师们做客，乌达尔教授也来了。凌锋问出了压在心底的疑问：“为什么会选择我来到这里进修？”乌达尔教授回答说：“对于一个能获得40/40全优的学生，为什么不呢？”教授没有正面回复凌锋的问题，但她可以感受到乌达尔教授心里那种难以言表的激动和欣慰。那段珍贵又充实的留学经历不仅改变了她，更推动了介入神经放射学和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也改变了中国的神经外科。那颗种子不仅开出了花朵，还有了更为强大的根基。培养出一名优秀的医生并非易事，凌锋深谙这个道理。医生不仅要有专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技术，更要有超出常人的信念和牺牲精神。凌锋在神经外科手术的手术台上站到了2015年，近乎30年。神经外科的每次手术都是对医者和团队的极大考验，他们面对复杂的病变、有难度的操作，还需要有过人的体力，一台复杂的手术持续7~8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同时，凌锋所钻研的介入神经放射学需要在术中为病人不断注入显影剂，通过透视或造影，迅速地发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与病人是同时接受X线辐射的。每位病人可能一生只接受一次术中的辐射，而医生一辈子却需要经历无数次，刘教授所说的“有牺牲精神”变得清晰又具体。
中国志愿医生玉树行动凌锋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她已经是“身经百战”的业界大牛，甚至不再进行一线手术，只要负责带教团队就能让她的经验在医院发扬、流传，但这样就够了吗？凌锋看到中国的神经外科在蓬勃发展，技术也在精进，甚至已和国际接轨，但是这些情况都只存在于大城市的医院中。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甚至医疗体系的发展目前还不能达到均质化。她记得当时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校长来北京求医，凌锋是她的主治医生。这位校长所在的学校在云南的大山里，她是那里300个孤儿的“母亲”。上手术台前，那位校长拉着凌锋说：“我还是放心不下孩子们，如果我下不来手术台，请你帮我照顾他们。”校长在自己生死的关头，仍然记挂她的孩子们。凌锋被她的真诚打动了，在这般近乎“托孤”的情况下，她答应了校长。可喜的是，校长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后续恢复也非常不错。但凌锋应承下了要照顾那300个孩子，她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何况又是这样郑重的承诺！后来，凌锋去了丽江民族孤儿学校，她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她立刻加入了公益组织，领养了两个小姑娘做自己的女儿。慢慢地，凌锋对孤儿学校的所有孩子都倾注了心血。难以想象，这位神经介入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在工作之余，拎着大包小包，和自己的爱人、儿子、儿媳一道，一次次奔赴云南，去看望她的孩子们。善与爱，相信在每个人身上都多少存在，但可贵的是将这些善与爱持续传递下去，使它成为大善与大爱。这些一直存于凌锋心里，她长期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同时，将自己的义诊费全部捐出，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2017年，凌锋卖了自己的房屋，捐出200万元善款作为基金会的注册资金。2017年12月5日，现在已被评为5A级基金会的“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获批成立。这更坚定了她一生将公益慈善持续进行的信念。
中国志愿医生玉树行动凌锋以基金会的名义发起了“中国志愿医生”的项目。她认为，每位医者内心都有这份善念，但有时他们找不到表达的平台，“中国志愿医生”就是这样的平台。凌锋组织医生们去往国内外有需要的地方进行义诊，不收取一分报酬。在凌锋的办公室里贴了一张当时中国贫困县区的名单，上面有的地方盖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脚印印章。这些年凌锋与团队去了200多个乡县，帮扶了数以万计的病人，同时在当地建立了“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医生体系中的“传”“帮”“带”嫁接到基层医疗系统。参与“中国志愿医生”项目的每位医生都有自己固定的帮扶对象，给予解答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在帮扶的过程中，凌锋了解到当地群众的需求，尤其对于目前农村老龄人和残疾人面临的现状和困难非常关注。不少家庭因为经济困难或缺乏健康意识，对自身的健康关注不够，导致小病酿成大病，甚至致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不少家庭心中最大的痛点，也给患者本身带来很大的影响。医者观察问题的角度既准确又高效，能快速找到问题的核心痛点，如同在病人的身体中找到病灶，并给出最佳的解决方案。继而又有了“康复健康小屋”“平安村医”等公益项目。在采访结束的时候，“凌导”送了我三本她写的书。她说：“这不是医学类的书，你可以看看。”亲切与和善一直围绕在凌锋的身上。我写下这篇文章时，时常要查凌锋提到的专业名词，虽然有录音，但对于非医学专业的人来说还是颇难掌握。翻开“凌导”送我的《随风而思—凌导文集》，才发现我当时问她的问题，在书里都有讲到，文字细致、生动，足以顺利撰文。但“凌导”还是与我热聊了许久，也许这些故事她已经讲过太多次，可她依旧耐心、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