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郑晓龙：电视剧不能用放大镜去看

▲ 郑晓龙在《渴望》《甄嬛传》《幸福到万家》等电视剧中塑造出多个备受热议的女性形象。 （片方供图 / 图）

2009年，一个叫何幸福的女孩嫁进了十里八乡闻名的“明星村”万家庄，成了老实巴交的小伙子王庆来的妻子。正当她憧憬着美好的生活时，身为伴娘的亲妹妹却被村支书的儿子万传家打着“闹婚”的名义猥亵了。何幸福为了救妹妹打破了万传家的头，婆家怕得罪人，逼着刚成婚的新人上门道歉。王家在万家庄是小姓，换了一般人或许就忍了，但幸福不服气，她要上门讨个说法。就这样，一场场关于“情与法”“新与旧”“城与乡”“男与女”的讨论就此展开。

这是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的开篇剧情，由于何幸福不断遭遇不公，被网友评论为“才看了一集血压就上来了”。

在《幸福到万家》里，郑晓龙呈现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它既不像《秋菊打官司》里西北山村那么落后，也绝不是逃离大城市喧嚣的田园牧歌。郑晓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之所以担任《幸福到万家》的总导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希望展现当代人在物质生活丰沛之后，还有哪些精神层面的缺失。

这部剧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秋菊传奇》，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同出一脉，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中国乡村女性面貌。1992年《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执拗又愚昧，曾被诟病“抹黑中国现实”。当然，时隔三十年再回看，电影里的秋菊充分反映了中国乡村女性骨子里的传统宗法观念，成为了中国影史上让人难忘的形象。

《幸福到万家》较原作做了较大改编，女主角何幸福扮演的当代“秋菊”继承了这个人物“就是要个说法”的信念，但在导演郑晓龙和编剧赵冬苓的重新塑造下，幸福从最初朴素地追求正义和尊重，到后来渐渐萌生了法律意识，成长为新一代的乡村青年。

1990年，郑晓龙担任了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的监制，女主人公刘慧芳的形象几乎成为一个时代中国人的银屏记忆。此后他赴美创办华艺影视录像节目有限公司，在北美地区发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生产制作的电视剧，作为总策划与同僚创作了中国首部电视系列喜剧《编辑部的故事》。紧接着，郑晓龙开始了导演生涯，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永不放弃》《幸福像花儿一样》《金婚》《甄嬛传》《红高粱》诸多作品。

由于《甄嬛传》在网络上的热度，郑晓龙这个名字也成为了网友常用的“梗”。自这部剧诞生以来，网友对这部剧的研究和二次创作就没有停止过。面对这样的现象，郑晓龙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在他看来，电视剧不能用放大镜看，也不能一帧一帧看，因为“这不符合创作规律”。

作为50后，郑晓龙也许不完全理解当下的网络文化，但他希望自己的剧可以带给观众娱乐之外的思考。2022年7月7日，南方周末记者在郑晓龙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专访。

《幸福到万家》讲述了一个农村女性法律意识的觉醒故事。 （片方供图 / 图）

南方周末：《幸福到万家》和《秋菊打官司》其实来源于作家陈源斌“秋菊”系列的文学作品，你以前的创作很少触及中国农村问题，尤其还有《秋菊打官司》珠玉在前，为什么会接拍这部作品？

郑晓龙：2008年，我拍过一个叫做《春草》的电视剧，这个片子也是讲一个农村女孩如何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幸福到万家》最早是编剧赵冬苓给了我一个故事大纲，是根据《秋菊传奇》的原著改编的，讲的是一个农村女性法律意识的觉醒和她对自身权利的追求的故事，我觉得矛盾冲突挺激烈，人物个性也很鲜明。我是在高铁上看完这个12万字大纲的，当时觉得很好看，一下子就看完了。

那会儿我记得十八大之后国家也在强调“依法治国”，强调法律意识，我觉得很有意义，于是从2016年开始就着手做这个剧本，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主要是考虑把人物放在什么时代更合适。原著小说的背景是在1990年代，但我想这部剧还是要和时代结合得更紧一些，就想做一些改动。

我想强调的并不是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反而是想说在农村事实上已经小康之后，思想观念并没有同步地迈向现代化，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法治观念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故事的开始是2009年，何幸福嫁到万家庄的时候，这里已经是明星村了，但村里的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时间点是我们用心计算过的，不论是往前还是往后，故事里的很多事情可能就不成立了。就说幸福的小姑子秀玉的高考成绩被冒名顶替这个案子，只有当时可能发生，现在全部都联网了，不太可能发生了。所以我们当时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处理剧本，希望细节上都是真实可信的。

南方周末：电视剧里的万家庄很像是一个当代农村的缩影，其中放入了不少这几年关于农村的社会新闻，比如婚闹、高考顶替、征地、水污染等等。创作上的考虑是什么？

郑晓龙：如你所说，就是想把万家庄做成一个所谓的典型，在典型环境里去塑造典型人物。这个剧讲的不是人们怎么在物质生活层面求生活，而是讲述他们的精神变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剧为何叫“幸福到万家”，实际就是讲一个普通女人的觉醒，她要从个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升到带动一个村庄的变化。我觉得谈法治不能光讲法律从业者的法治，要讲普通人的法治才有意义。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赵丽颖来演何幸福这个角色？你在选角上有什么心得？

郑晓龙：赵丽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我觉得她身上有倔强的劲儿，别人可能演不出来，这是我对她的第一感觉。我们之前在电视剧《金婚》里合作过，当时她演了一个特别叛逆的女孩多多。

对我来说，每次定演员尤其是主要演员的时候，我都一定要和他们聊聊天，近距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做剧本的时候，这个角色在脑子里都是活的，需要去碰见一个符合心中形象的人。

我拍《甄嬛传》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和我说“晓龙你要用这个人，那个人”，完全是我自己做决定。结果到了《芈月传》，就开始有人推荐各种演员，但我肯定是要和他们先聊聊看，如果演员身上有那个劲儿，我就用。前阵子我在一个会上还说，应该把选演员的权力还给导演。现在有的导演接了一部戏，要先问演员定了没，我心想演员不是应该导演来定吗，这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

创作的逻辑是，导演先要一起处理剧本，开始对每个人物有自己的理解，让他们先在脑子里活起来，再去看哪个演员符合。现在有些商业逻辑是，找年轻的、找有名的，那拍出来能准确吗？

南方周末：你的很多作品都以女性成长为核心，《甄嬛传》《芈月传》和这部《幸福到万家》都是如此，为什么你对这个主题这么感兴趣?

郑晓龙：现在好多人把我说成一个拍女性题材的导演，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其实我拍的《北京人在纽约》《永不放弃》《金婚》《急诊科医生》等很多剧也有重要的男性故事。只能说，我其实是在通过女性的变化反映社会的变化。有人说我怎么老拍女人，其实我只能说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人性当中很多普遍性的东西是一样的。

过去我们整体活得比较粗糙，都忙着解决生存上的事情，情感没有很细腻，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女性意识崛起了，我们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刚提到《甄嬛传》，这部剧自诞生以来就很受关注，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一群人自称“甄学家”，意思就是对这个剧了若指掌，甚至超过原作者，你怎么看？

郑晓龙：其实拍完《甄嬛传》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想要通过这个故事去表现整个时代，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不被当成人，而是当成工具的现实。这里面是对封建强权的反思、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原著最初是没有朝代的，我们将这个故事落在清朝雍正年间，就是十分明确地要说明皇权和父权对女性的戕害。甄嬛本人最后也是一个悲剧，她当上了太后，但她失去了所有。本来最初的理想是“愿得一心人”，也根本没有实现，成为了后宫一个悲剧式人物。

网友对这部剧的讨论我知道一些，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剧还是比较真实的，如果一看是虚假的，没有代入感，观众也不会用心看，更不会反复地琢磨。

南方周末：回到《幸福到万家》，这部剧的女性虽然没有像古代女性那样遭受很深重的压迫，但还是会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这部剧有你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吗？

郑晓龙：何幸福就是有种朴素的追求公平的心态，当她看到妹妹被欺负了，她没办法咽下这口气，她要讨一个说法。我觉得她对公平的追求也许一开始并没有想得很深，她后来是一步步成长的。生活中，很多人在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可能就选择了忍耐，但何幸福没有，她个性中有目前很稀缺但又很宝贵的“认死理”。

当时我们做《渴望》的时候，就有全国妇联的人来反映，觉得慧芳这个女性太软弱了，一点反抗意识都没有。可那个时代大家对女性的认识可能普遍还是需要忍辱负重的。现在如果塑造这样一个女性，大家就不爱看了。

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何幸福这个角色虽然看上去挺执拗的，但我觉得还是合理的，她要的并不是金钱的补偿，而是在讨要自己的尊严，这个挺可贵的。

南方周末：一般来说，电视剧和普通人的生活贴得更近一点，作为电视剧的创作者，你如何在三十多年里把握住普通人的所思所想，拍出他们认可的电视剧？

郑晓龙：我没有觉得人的变化特别大，只能说时代的确变了，要说什么秘诀，就是文学里经常说抓住“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反映真正的人性。比如我拍《功勋》，最初还是觉得挺有难度的，要观众相信这些人物，那么就不能搞“伪崇高”。

《幸福到万家》里“婚闹”的现场是存在的，但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和以前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我想就是要如实反映。现在很多作品不论是批评还是迎合都依靠想象，如果合理也就罢了，但如果不合理就会很奇怪。

南方周末：创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想象，想象需要合理真实，尤其是古装剧，我们根本无法接触古人，你又如何把握真实呢？

郑晓龙：物质层面的东西就是做调研，了解人性的最好方法就是了解自己。一个创作者应该大胆地对自己进行剖析，然后再观察别人，很多人性的东西也会得到验证。其实慢慢会发现，虽然人有不同的背景，处在不同的环境，受过不同的教育，产生不同的想法，但是规律可能是差不多的。把这个经验代入创作，不论是古代、现代，城市、农村，在人的塑造上都差不多。

这里面也会有人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可以通过阅读思考和日常生活来弥补，有时候我在和他人聊天的过程中，会突然领悟到一些事情，记住一些细节。我常常觉得，对于一个搞文艺创作的人来说，有一定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观众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没有机会看好的文艺作品，动辄是高喊口号的作品，现在的年轻人只要愿意，什么东西都可以接触到，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前的创作思路上。

《甄嬛传》的原著是一个架空的故事，我们在改编的时候下了一些功夫。比如原著里的安陵容之所以和甄嬛反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爱上了甄嬛的哥哥，甄嬛为了断她的念头，就骗她说哥哥爱上了别人。我看了之后觉得这样有些浅薄。安陵容都已经选择进宫了，情感的因素或许没有这么大。

电视剧里我们就改成了安陵容是因为父亲犯了事，她觉得甄嬛等人帮不上她，其实我是想以此批判前朝和后宫之间千丝万缕的权力关系。皇帝使用权术和手段，用前朝平衡后宫，再用后宫牵制前朝，是这种权术造成了甄嬛她们的矛盾，这是小说里原本没有的东西。

原著让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它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架构，三个女孩进宫后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除了对权力的批判，也有对命运的感慨。安陵容最后走上害人的道路，也是她性格的悲剧。

到了《芈月传》，更多的笔墨的确是赞美这个人，这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认知。芈月的时代和甄嬛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时代，那是历史的上升期；后者虽然有一个所谓的康乾盛世，但是其实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可以说是中国最落后和黑暗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观面前，我应该如何来表现人物呢？这是在改编成电视剧时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调整和修改的关键。

南方周末：如今，大家观看剧集的方式改变了，大多数人习惯用移动设备观看剧集，比如拿着手机随时随地地看，还会倍速看剧，这些变化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郑晓龙：会有一定的改变，我觉得现在的人没那么有耐心了，所以现在碰见的平台和发行的工作人员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节奏要快。这种要求让讲故事变得特别难，一定要在前几集迅速让人进入故事。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似乎有些“玻璃心”，任何刺激都受不了，比如这次播《幸福到万家》，其实剧本有很多精心的安排和设计，但是当大家看到一些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情节时就好像气得不得了，义愤填膺地去指责剧里的角色。

我19岁那年看了电影《魂断蓝桥》，看完后情绪也是非常的低落，和人说话都提不起兴趣。后来慢慢地沉淀，我意识到这部电影反思的是战争，其实就升华出来了。我希望我的剧也能给大家这种思考和沉淀的空间，而不是仅仅激发出一时的情绪。

南方周末：年轻人观剧习惯开弹幕，你之前好像批评过这个现象，现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郑晓龙：其实弹幕评论就是把最直观的感受写出来，我觉得没问题。我比较困惑的是很多人把电视剧定格来看，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一帧一帧去看，可是影视是一个蒙太奇的艺术，它是流动画面的组合，一旦定格就不是影视创作了。

比如有人定格后非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剧里的毛笔字写的是什么，闹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这样会倒逼创作者特别地小心，不然就会有人拿着定格出来的画面指出你的错误，这就不是按照创作规律来了。当然，往好处说这也反映了观众对一部作品的重视，如果是烂剧，他们可能就选择不看或者快进看。

其实不负责任的评论才是问题，《甄嬛传》刚出来的时候被一些人批评说“腹黑”，说这样会教坏人，完全没有从一个文艺作品所承载的社会价值来评价，我觉得这些人就没看懂这部剧。

这部剧的批判性是很强的，在美国播出的时候，他们的宣传都很清楚，写的是这部剧有一个不屈的灵魂，讲述一个弱女子对抗整个大清帝国的故事。在中国台湾播出的时候，因为他们比较流行琼瑶风，找的宣传点是说这部剧讲了一个爱而不得的悲剧。文艺作品应该允许批判存在，揭露是批判的开始，能够让人产生改变的愿望。

现在经常讲做电视剧要做精品，在我看来精品就是经过时间可以留下来的作品。得奖不是精品，挣钱更不是了。

我个人拍了这么多剧，自己很满意的其实是2001年的《永不放弃》，讲的是急诊室医生的故事，这个片子虽然没有那么多人看过，但我觉得非常具有人文精神。

南方周末：你的桌子上放着余华的《文城》，你的剧很多也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说到人文关怀，这和你学习文学的背景有关吗？

郑晓龙：可能和我们小时候被放养有关，大人顾不上管我们，那时候只要能弄到一本书，我就会完全沉浸在里面，越是不让看的书，我越是想看。到了上学的时候，西方的很多文学作品进来了，那时候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看这些书，就是和朋友一起讨论，或者自己来领悟。

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有这种责任感，希望文艺作品里还是要有些营养，不能光是娱乐，当然好看也是有营养，让人快乐也不容易，但我总是希望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塞进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