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囧》编剧束焕:为什么现在的喜剧不好笑了?
束焕,喜剧创作者。
知名的喜剧作品,除了跟徐峥合作的《人再囧途之泰囧》,还有黄渤主演的电视剧《民兵葛二蛋》,也曾参与过国民级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
北影节期间,束焕参加了主办方策划的一场名叫《电影强国论坛——“‘高峰’电影作品的探究、追求和打造”》的主题论坛——与会的嘉宾里除了束焕,还有黄建新、章子怡、郑大圣、兰晓龙和刘昊然等。
这场论坛里所说的“‘高峰’电影”,说白了就是极其优质的国产电影;而嘉宾们各抒己见的方向,也是在探讨,我们应该怎样拍出更好的国产电影。
论坛结束后,「后浪电影」对束焕进行了专访。
国产电影,有点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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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电影:您有没有觉得,当下观众对电影的热情,不再像以前那么高涨?
束焕:确实是这样。其实到《八佰》的时候,票房也好、口碑也好,当时我还觉得电影复苏了。但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导致整个电影院的多样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现在大卖的电影主旋律比较多,他们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各种明星的加持。
但其实我觉得电影不应该又回到了以前那种“节日电影”的逻辑,就是集中在春节档、国庆档等几个特定的档期。电影应该是一个日常消费,就是每周去电影院,都能有新片看。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太多资源集中在一个项目里,导致现在电影的多样性不够。可选择的空间少,大家自然就对电影的热情不高。
后浪电影: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束焕:对,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另外,也跟我们电影的策略有关系。
《八佰》(2020)
后浪电影: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谈“高峰电影”,出路在哪里?
束焕:首先是应该把产量提上去,有足够的量,才有可能产生优质的电影,比如年产700部,那就可能有10部左右的好片子被大家记住;但如果年产只有100部,那能被大家记住的电影出现的概率就很低了。
其次,就是网络电影,现在我们的电影没有分级,难免在资金、题材和表达上受到限制,网络电影的出现,就给那些因为题材和表现手法而没办法进院线的电影,提供了一个跟观众见面的渠道,可以让很多新的、有想法的电影人,找到表达自己的机会。
比如说西方的B级片,在题材上向来比较大胆,但从来都缺少足够的资金,怎么办?就得靠电影人的想象力去弥补,比如拓展新的电影语言、新的表现形式,来补足资金短缺,或是没有明星参演的短板。
那在我们当下的环境里,可能对网络电影的审核还不是那么严格,刚好就能满足这些年轻人。这些人数量足够多的话,就能形成一种新的电影浪潮。参与进来的人足够多、电影产量足够多、表达上足够丰富,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电影高原”,也才有可能出现“高峰电影”。
后浪电影:您有注意到《目中无人》这个网大吗?
束焕:知道,但是太忙了还没来得及看。
后浪电影:它的片头就出现了类似龙标的网络审核资质,我记得编号是001。我的意思是:其实现在对网络电影的审核,已经越来越正式了。
束焕:怎么说呢……就是最起码,像《目中无人》是在试探它的边界了,对吧?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涉及的,比如软色情,比如血腥暴力,我们绝对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去碰它们,因为院线电影的投入太大,伴随的风险也非常大。
但网络的环境不同,比如惊悚的、恐怖的,这种可能存在大风险的电影元素,其实在网络上更合适展现,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比如宣发。
这就是说,相对于院线电影,网络电影的生存空间可能相对大一些,那我们就可以顺势而为。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每年都有人在呼吁,放宽一些标准,可是有动静吗?
那我们不如向下发展,在有可为的空间里,夯实我们的电影基础。
《目中无人》(2022)
后浪电影:在这样的创作环境里,您觉得中国电影怎样才能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
束焕:这个其实还是要市场自己来调节,而且现在市场已经开始自我调节了。就像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感觉观众对电影的热情没有以前难么高了”,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电影院里放的电影太乏味吗?
比如说,这几年我们的院线里开始流行的“拼盘电影”,就是几个导演攒一大帮演员,每个导演拍一个二三十分钟左右的内容,然后再把这几个导演的东西攒到一起,就是一个电影。
作为影迷,我们都知道,在之前,这种电影是没有市场的。但谁知道这种“拼盘电影”一下子就火了,能卖到30多个亿,于是就开始在一些固定档期上,一部又一部地放。
但观众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好像最近一段时间的拼盘电影,票房和口碑都一般,就是观众不喜欢看了嘛,这就是市场的调节作用。
再往后走,估计又会有新的故事类型,比如说想象力或故事性更强,会慢慢地在市场上显示出自己的优势,观众可能还会去走进电影院,用脚去投票的。我们现在之所以有问题,不就是因为之前的玩法玩不下去了吗?
后浪电影: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国产电影吗?
束焕:嗯……刚说了《八佰》,还有一个记不清是疫情前还是疫情后,就是《流浪地球》,它是真的能够开创一个类型的电影。
以前科幻在中国就是完全起不来,但《流浪地球》一下子就把这个类型在中国市场上给立住了。当时我看的时候肚子不舒服,但是我都忍着看到了最后。《流浪地球》无论从故事还是制作上,其实都冲破了我们的“玻璃天花板”。
什么叫“玻璃天花板”?就是大家都觉得:资金我们没问题,但就是被创作观念给限制了,导致你很难突破它。
《流浪地球》无形中给了大家一个信心,同时也为中国市场开创了一个新的类型,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另外,《长津湖》的上半部我很喜欢,作为战争电影来说,我觉得也是开创性的。
《流浪地球》(2019)
喜剧特别吃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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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电影:您有觉得近些年的国产喜剧越来越同质化吗?
束焕:我们现在跟营销部门开会的时候,他们总会提醒我们一个词叫“离场感”。
什么叫“离场感”?就是当你离开电影院的时候,说这个电影在最后五分钟的时候给观众感动哭了,观众就会觉得这部片子很不错。
其实这就跟我们春晚小品的逻辑是一样的:它一定是主题先行的,一定是要让你先笑后哭的,而且最后一定还会给你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为它要上价值。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影响到了我们的很多创作,包括喜剧电影。
创作者都在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要在最大层面上捕获最多的电影受众,那这个最大公约数怎么处理最合适呢?就是上价值!结果就成了一个无论哪边我都不想得罪的局面。
当然,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环境也有问题,戾气太重。
举个例子来说吧,陈思诚拍《唐人街探案3》,你说故事以及讲故事的手法好不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但很多人就说女护士被装进袋子里那段,价值观上有问题。
这个作为创作者,真的是想都想不出来,居然会有人从这个角度说价值取向的问题,比如针对女性的,针对疫情的,说什么的都有。
《唐人街探案3》(202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现在搞创作的人谁都不想得罪,到最后大家只能做一个特别正确的事儿。但喜剧就遭殃了。
喜剧的情绪前提是什么?就是要去冒犯、去颠覆,就是要让你觉得不舒服。
但在这个环境里,喜剧创作者能干的事儿是什么?是只能黑自己!
但问题是:这个自己又是谁呢?万一观众看的时候,觉得我们黑自己的同时,也冒犯了他,那该怎么办?
就像我们去看脱口秀,我知道演员是在自嘲,我也知道他在自嘲的时候也是在嘲笑我,但是我们之间能够达成和解,我不会觉得被冒犯,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看电影不一样。现在观众看电影的心态变了,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很多时候为了流量,刻意制造噱头、挑起话题,尤其是跟女性相关的话题,很容易就会在电影里找出冒犯女性的点。
尤其是像在喜剧电影这种需要冒犯的类型里,那真的是一挑一个准。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大家就尽量做正确的事儿呗,结果就是:电影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不好看。
后浪电影:所以大家的创作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束焕:当然,这就是两头堵。说实话,来自上边的堵还好点,因为它总体上还是相对明确的、可以应对处理的;但来自观众的堵就很麻烦,因为你无法预测、更没办法解决,你不知道大家会揪住哪个点,这就像是在背后捅刀子。
但是创作的要求,恰恰又是你不能太关心这些事儿,你千万不能把这些可能出现的负面舆论,前置到你的创作里去规避,不然你就会发现,自己压根没办法搞创作了。
《人再囧途之泰囧》(2012)
后浪电影:如果让您给青年创作者传授一些“怎样才能写好喜剧”的经验,您会说什么?
束焕:我的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喜剧特别吃天赋”——假如你真觉得自己不够幽默,那你就别写,最好是去干别的。
第二个建议就是,喜剧除了特别吃天赋以外,更重要的是你得能够折磨自己:一个人对喜剧的爱,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残忍上。
前天我刚好在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的录制现场,发现很多搞喜剧创作的人,每天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好多天都不睡觉。
喜剧创作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搞喜剧创作,第一吃天赋,你得相信你有这个天赋;第二得你能折磨自己,因为这是你对喜剧最纯粹的爱,你得能舍得出自己。
第三点其实就是技巧,但技巧这个事都可以学,它不难,属于触类旁通的事——所以搞喜剧,最重要的还是天赋和勤奋。
后浪电影:您在创作中有遇到过瓶颈吗?是怎么克服的?
束焕:我每天都有遇到创作瓶颈。怎么克服?就是“熬”。
比如说,今天你一个字没写出来,结果熬了好长好长时间,第二天你写出来了,那可能你就会想:早知道昨天我还不如出去玩。
但我实话告诉你:这个熬的时间和过程,你是省不掉的——头一天你出去玩儿了,第二天你就得把你熬的时间给补上,到了第三天你才会文思如泉涌。
所以说,怎么克服瓶颈期?就是熬和扛。
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不能犯方向性的错误。
创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圣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清楚:你要写的核心主题是什么,你最核心的人物关系是什么?
诸如此类这些最基本的设定,无论你怎么尝试创新,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动的。
采访、文字丨毛头 编辑、排版丨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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