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1，这不只是电影，还是历史

1942年6月12日，安妮·弗兰克迎来了自己的13岁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个红白彩格封面带有小锁的本子，自此她开始将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记录到这个小小的日记本中。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但这个犹太小女孩依旧被保护得很好，纷飞的战火尚未让安妮的童年染上血色。此时的安妮根本不会意料到，她将在不到3年后凄然死去，而她所写下的日记会让无数人潸然落泪，成为最伟大的反战及反歧视作品之一。

年幼的安妮不会知道，早在1942年1月的一场会议上，她和1100万犹太人的命运就已经被15个人所决定。

那一天，在德国柏林西南边万湖的一幢别墅内，15名或是身着笔挺军装，或是穿着得体西服的男人坐在会议厅内，围绕一份名为“最终解决方案”的计划展开讨论。

15人中，有8人拥有博士头衔，会议气氛友好而克制。如果不是身处现场，根本不会发现这群人面带微笑，讨论的竟然是屠杀犹太人时的技术、交通、法律、外交的执行细节。

会后，纳粹德国加紧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步伐，整个二战中，共有超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屠刀之下。

别墅里的这场会议，被称为是“德国历史最黑暗篇章的现场”，不久前，讲述该事件的德国电影《万湖会议》在国内上映。这部电影中没有一个恐怖的镜头，但看完却无不让人脊背发凉，电影用平静到让人害怕的视听语言，重现了纳粹令人窒息的恶行。

纳粹运动对犹太人的仇视历时已久。1933年，纳粹党开始执政，彼时的德国在金融危机、一战赔款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富有且外貌与日耳曼人截然不同的犹太人，自然成了部分极端分子的猎杀目标。

反犹无疑是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的最好办法，纳粹乐见其成，甚至运用多种手段助推国内的反犹风气，直至1939年闪击波兰前，纳粹在6年的时间里，陆续出台了超400项反犹法案，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1935年通过的《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保护法》和《帝国公民法》，这两部法案被统称为“纽伦堡法案”，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自此有了法律作为靠山，所以就更加肆无忌惮。

1938年11月10日凌晨，纳粹以犹太青年枪杀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为借口，对德占区内的犹太人大开杀戒，党卫军、盖世太保、希特勒青年团伪装成平民，打砸抢烧了肉眼可见范围内的犹太商店、教堂。

暴行之下，无数的犹太人的窗户被打碎，这些破碎的玻璃在月色下闪烁着水晶般的光芒，这个恐怖的事件也有了一个诗意的名称——“水晶之夜”。

1941年12月，德国在被占领的波兰北部的海乌姆诺建起了一座集中营，与此同时，一项旨在“永久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计划摆到了希特勒案前。

不久后，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德国党卫队副总指挥海德里希将交通、外交等部门及相关军队负责人召集到万湖，就刚此前制定的以工业化手段驱逐和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计划进行磋商，万湖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

电影《万湖会议》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反差感。

影片中提到的一个细节，按照纳粹的计划，犹太人须主动向警方登记报到和分组，随后被统一收押，这些犹太人不仅要交出住所钥匙，还要在同意国家接收财产申报表上签字。

明明都要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和大开杀戒了，为什么还非要他们自愿签字放弃财产呢？这一听起来非常不合理的举措一经提出，就遭到了与会者的质疑。

现场一名法学家的回答提供了第一层的反差感，他搬出了纳粹著名的反犹太法案《帝国公民法》，称根据该法第11条记载，犹太人会在离开德国国境时自动失去公民身份及财产，理所当然地为杀戮披上了神圣的法律外衣，赋予杀戮程序上的正义。

在他看来，履行手续会有一种给人安心的感觉，而这种秩序感可以让犹太人不至于因为害怕而产生骚乱，同时也会因为对能够活下去心存侥幸，就不暴力反抗。

对秩序感的营造，恰恰是纳粹维系邪恶统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历史上，纳粹在德国最高得票率不过37.1%，但希特勒掌权后，依然裹挟了足够多的德国普通人到他邪恶的事业中。

他以反犹太人为核心，建立起了一套似乎能自圆其说的逻辑，辅以相关的法律与政策，让屠杀犹太人成为一种“合理”行为，身处系统中的德国人只要遵照秩序执行，就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安定。

这种对“秩序”的服从，就是学者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在邪恶的秩序里，平庸的人也能犯下滔天大恶。

有别于一般电影常用“平庸之恶”来描述纳粹暴行，这部电影重点刻画了纳粹的“精英之恶”。

英国教士弗雷德里克·唐纳森曾提出“社会七大罪恶”论，“没有道德的知识”就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万湖会议》的与会者，就是这样一群没有是非观念却满腹学识的人，当他们聚到一起，破坏力可想而知。

正如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影片中，或是手握重兵，或是执掌权柄的与会者不断强调屠杀犹太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第一次谈及该话题时，军方认为当下对犹太人的屠杀，不过是为犹太人问题制定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Endlösung），而之所以要“负重前行”，是因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具备这样的行动力，也不具备这种直觉上的庆幸；第二次是在会议短暂休息期间，几位纳粹官僚说到即将通过的屠杀计划，甚至生出了一种兴奋感。

而到了影片末尾，海德里希的一席话更是彻底将黑白颠倒，他将屠杀犹太人描述为替生病中的德意志民族截肢疗伤，仿佛犹太人才是这一切伤害的起源。“我们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医生，没有一个医生乐于病人被截肢，但如果这是救命的唯一选择呢？”

单看这些言论，仿佛与会的不过是头脑发热的种族分子，但会议上条理分明的讨论，都显示出到场者头脑之清醒——因为担心计划泄漏影响帝国声誉，海德里希会关心现场记录员乃至勤务兵的忠诚与可靠程度，而他之所以邀请诸多机构与部队前来参会，就是想用“最高效”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不至于像此前针对数十万残疾人的T-4“安乐死”行动般，闹出太大动静，进而破坏德国国内表面上平稳而井然的秩序。

正是有了这样一群“精英”的参与，让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再是民粹主义裹挟下的一时义愤，而演变成精心策划下，对种族残忍而冷酷的灭绝。

在戏剧创作中，有一种被称为“契诃夫之枪”的法则，即在传统三幕剧中，如果第一幕中出现了一把枪，那第三幕里这把枪就该响。

《万湖会议》中，愈发激烈的争论就是这样一把“枪”，而这部电影的精妙之处恰恰在于，“枪”始终没响，或者说没按观众预期的方式“响”。

反犹太法律起草者、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克特、总理府国务秘书克里青格象征的是纳粹政府行政机构，他们不断对象征纳粹军警力量海德里希提出质疑。

第一次争吵是关于柏林犹太人的处理问题，克里青格认为不该杀掉柏林犹太人，他并非觉得杀人不妥，只是认为被杀的人每个人都在柏林沾亲带故，必须注意控制影响，而这一意见被海德里希以纳粹元帅戈林的名义驳回。

会议中第二个异议点在于如何对付混血犹太人，党卫队认为应一视同仁，尽数杀光，但施图克特提出了质疑。只是他身为法律专家，认为党卫队的做法与现行法律有所冲突。因此，他也非常“人道主义”地提出，对混血犹太人进行绝育，会场气氛也随着这一提议变得微妙而紧张，海德里希甚至中断了会议。

讽刺的是，施图克特同样不在乎犹太人的性命，他所捍卫的，不过是自己参与编撰的反犹太法律。在海德里希与他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表达了对他所起草法律的尊重后，施图克特缄口不提自己的主张，闲聊般地和海德里希讨论起了家庭和战后定居的话题，一秒切换无缝衔接，仿佛之前讨论争论的不是数万混血犹太人的死活，而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最大的争论爆发在片尾。此前的小憩中，克里青格多次表达了自己对于血腥屠杀的担忧，此时，他精确说出纳粹士兵每小时能杀死938名犹太人，需要不眠不休地工作488天才能杀完全部犹太人，而他自己是牧师之子，担心屠杀中会引发道德和精神问题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对他投来了异样的目光，纷纷反驳他的观点。

正当观众认为克里青格同情犹太人，期待他展现知识分子风骨，对刽子手们反唇相讥，期待他打响第一幕就出现的那把“枪”时，他却说出了惊人的言论——他关心的是德国士兵。

在他看来，枪杀的方式会让执行的士兵带来精神上的伤害，他只想要一个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远距离实施杀戮，只要这样，罪恶感就能消弭于无形。

此言一出，观众对于“枪响”的预期彻底落空，始终未能响起的“枪声”让观众一直感到的不安同时，也埋下了对后续剧情的期待，直到电影结束，为犹太人据理力争的场面都未能出现时，反倒是因为克里青格的“怜悯”，直接催生出了用毒气进行屠杀的“完美”方案——万湖会议后，纳粹开始有组织地将犹太人从整个欧洲驱逐到建立在前波兰领土上的六座集中营内，有超过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无差别屠杀。

《万湖会议》中，正义从未有哪怕一秒的降临。此时无声胜有声，当所有希望都彻底落空时，这把没能打响的“枪”反倒给予观众最大的震撼，这也是主创对纳粹暴行最深刻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