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在这个夏天打动了很多人。每个走进影院的人，都知道自己这次接受的是一次唐诗之旅的邀请，而旅程的起始点，是1300年前的盛唐。作为创作者，敢把题目定在盛唐，纵然有文化血脉里抑制不住的的冲动，也需要相当的胆量。这意味着，作品既要满足，还要超越大家对盛唐的想象，那个文学的、政治的、绘画的、书法的、音乐的、舞蹈的、军事的、历史的……叠加显影的、清晰又模糊的盛唐。那时的中国，门阀仍在，科举已开；有贤相集团，也有聚敛之臣；有民族融合，也有异族边患；一方面帝国心胸开阔，另一方面权力斗争血腥惨烈；血性男儿人既渴望仗剑游侠，也向往为国建功，一切看似花团锦簇，但已危机暗伏，政治盛世正在崩塌，诗歌盛世大幕已开……这一切当然是电影素材的富矿，如何筛选、组织、使用素材却是对创作者巨大的考验。这部电影最表象的魅力，是带领观众回到唐诗创作的现场（虽然多数场景只是对诗歌创作现场的想象）。“文学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那些之于政治平平无奇的历史时刻，因为这些诗歌的诞生，成为了文化意义上民族历史的重要瞬间。而随着影片回到这些瞬间，激发了观众一种非常有趣的观影行为：每个观众都知道角色会说出那些句子，坐等着和他们一起默念，并在成功联句之后在心里跟自己击个掌。这种观影体验有几分像接头，那些光耀千古的诗句是暗语和密码，观众和影片的联句诵读游戏促成了一场文化共同体的小狂欢。看《长安三万里》因而成为一种文化仪式，观众在过程中完成对自己文化身份再一次确认，巨大的感动和欣喜随之产生。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从吐蕃兵临云天城、高适退守泸水关开始，当夜，持节监军程公公奉命前来，替皇帝问高适与李白的关系。由问答做串联，高适李白的过往经由老年高适的讲述顺序展开，两位诗人40多年的8次交会和眼前的战事交错推进。最后，程监军说出真实意图，皇帝怀疑高适和郭子仪在救李白的事情上有分歧，因而拖延不发兵，观众对皇帝动机的疑惑在这里解开，两条故事线也在这里合拢。问答讲述引出回忆的叙述方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痕”作品中被大量采用，这种技巧今天看当然不新鲜，但功能明确，它就像传送带，把两个诗人的故事次第呈现出来，并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往昔与今朝的对照。两个时空的故事交错推进，在高潮交汇，走向结局。这种结构设置本身，就为回望与告别的情感基调预留了空间。单看高李二人的8次相遇，虽然每段都独立完整，连缀在一起却难免有“流水账”的感觉，讲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双重设置，让吐蕃大军迫近的压力越来越大，倒计时的紧张感缩短了心理时间，减弱了影片的冗长感，不然168分钟的时长对再有经验的观众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除了时间，影片也有明确地用地理空间结构全篇的意识，长安、黄鹤楼、扬州、蓟州、潼关……用标志性视觉划分段落，串联起两个主人公一生的经历，也在银幕上呈现了盛唐各地的风貌。安史之乱前后长安、黄鹤楼、扬州的对比画面，清晰地传递了盛世崩坍山河破碎带给人们的巨大创伤，用好了动画这一介质，彰显了影像的魔力与力量。追光十年来的动画其实都不是给孩子看的，其中“中年人心境”的表达多次成为影片槽点，《长安三万里》的情感基调依然是中年的，但这次，天地逆旅、人生多憾、万古同悲的沧桑感慨从扎实地叙事中沁出，水到渠成，感人至深。电影开篇就讲高适的失败——被跳上城墙的吐蕃士兵击晕，恍惚间看见和李白的初次相遇，率兵弃关退走——从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不是个善良努力就会得偿所愿的励志童话。从二人20多岁相识起，数十年间，高适科举、李白干谒，高适苦读、李白入赘，高适练武、李白应召，高适做幕僚、李白求仙道，然而入世不得门，出世不得法，两个文武全才有志青年种种尝试都未能施展抱负，年华渐老，仍报国无门。即使因安史之乱，高适半年间由从八品下的小官成为三镇节度使，依然被皇帝疑心，如履薄冰。无论走哪条路，两个主人公都和心中的理想有万里之遥。“辞家新属冠军侯，胡雁南征塞草秋。梦到长安三万里,海风吹断碛西头。”《长安三万里》的片名来自“明代第一词人”陈子龙的《从军行 其三》，本也是壮志难酬的失意之作。如导演所说，“长安”代表李白、高适等人心中的“理想之地”，而“三万里”是他们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长安”这一意象的使用方式。青年高适一出场就说自己要直趋长安，扣天子门，建立不世功业，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它完成了“长安”能指与所指的等量变换，告诉观众，在影片里，长安等于天子门等于不世功业。自此之后，在影片中，“长安”就不仅是地名，它是帝国盛世的标志，更是热血男儿的理想，是建功立业的抱负。接下来李白高适几进几出长安，起起落落，一步一步让“长安”与“理想”之间的指代关系更加明确。在这个过程中，等式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影片不断暗示皇帝的不明，斩杀大将、奸相当权、考场外羞辱士子、公主凭借个人喜好推荐人才……这个等式中，好像渐渐没有了天子。影片最后，高适一边喊着“为了长安！”一边杀向敌营，有趣的是，影片开头专门交待，天子避祸，不在长安。暮年高适要拯救的，已不是那个有天子的长安，这是高适的成长，也是世世代代人的成长中普遍蕴含的悲哀：那个你年轻时坚信的东西、相信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信了？尾声部分，“长安”的意象又一次升华。高适和童子论诗，童子感叹长安已毁，高适告诉童子“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长安，最终成为了文化符号和心灵家园。虽然影片对”长安“意象的阐释、对”理想相隔万里“这一情绪（或者说感受）的传递是成功的，但这只是一种领悟、一种对人生状态的描述、一个并不终极的结论，不足以成为影片的主题。影片不仅没有提出明确有力的主题，而且在价值观层面出现了摇摆。功业与文学两种价值取向在影片的结尾部分交替出现，创作者既没做取舍，又没能调和，导致了主题在两种人生观、价值观的拉扯下变得分裂。影片用李白参与永王之乱的幼稚反衬高适的英明，浓墨重彩呈现了夺回云天城的大战，又用黑底白字给了高适“诗人中功业最高者”的终极评定，就在你觉得高适就代表了影片的价值观时，下一段，电影忽然又平地拔起对李白文学成就的赞叹。分开来看，对片中高适功业的肯定和对李白文学成就的肯定都有合理之处，但在同一部片子的结尾部分接踵出现，就造成了价值观的摇摆与主题的分裂。以至于对两个角色跌宕一生的叙述没有一个坚实的落点，观影感受多少有点像长跑到终点崴了脚。影片主题的摇摆和主要角色的塑造相关。一般而言，电影故事的主题藏在角色的弱点里，主人公为了目标而克服弱点时，主题就随之浮现，而主人公在这一过程中的领悟，就是给观众最重要的礼物。创作者首先想要塑造的形象当然是李白，但李白作为主角，其塑造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观众对他太熟悉，而他本人又太天才。纵观全片，我们发现电影中的李白几十年来除了创作，在其他方面毫无成长。也许是为了衬托另一主角高适的执着，故事强调了李白的”放弃“。尝试干谒，放弃了，在扬州花天酒地千金买笑；应召入翰林，又放弃了，干脆入道；求仙修道不得其法，又放弃了，结束隐居出世辅佐永王；永王兵败，李白成了阶下囚，又被迫放弃了平定乱世的理想。为了强调李白缺乏长性、不够坚韧的性格，创作者特意安排台词让李白亲口说出，没有高适护持他难以坚持下来领受道箓仪式。事实上，强调角色的这一性格特征令影片显得很矛盾，影片开头专门经高适之口向李白确认了“铁杵磨成针”故事的真实性。试问，经由铁杵成针获得领悟、刻苦读书终有大成的李白又怎么会是个容易放弃之人呢？即使不论这一矛盾，有经验的观众看到此处，应该会为这个角色捏把汗：目标不明、坚韧不足、不够执着、也不够努力，生而为富二代，失去财富后靠入赘生存，似乎连自尊心都不强，怎么看都无法令观众共情、难以担当主角大任。影片最为强调的李白的性格特征是“天真”，天真本是个中性特征，但用不天真的高适的视角讲来，这种天真近乎愚蠢。更要命的是影片呈现角色天真的方式：在第27分钟（影片前六分之一的位置，算相当早了）高适就为李白这个角色下了定论”才华璀璨、天真幼稚“。之后李白所有的行为，都在证明这一最初的论断，人物没有发展，没有醒悟，没有进步，没有自知之明，电影把人物呈现做成了一道证明题，而题干早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人物缺乏有感召力的人性美。电影不是文学史，”才华璀璨“不是人性美，光耀千古的诗句是文学的，而不是故事的，也不是电影的。诗句和朗诵救不了难以引起共鸣、始终停滞的角色。《将进酒》的段落是影片的高光，但这种高光是文学、美术、造型、朗诵、音乐共同铸就的，不是由人物塑造和故事铺陈带来的。把这个段落剪成短视频，它依然很好看，这种好看是可以独立于影片的。除了天真，影片中李白的其他特征都在迎合大众对李白的刻板印象，而表现手法又十分单一，主要就是突如其来的大笑，和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最遗憾的是，影片中，文学并没有帮李白实现自我超越。电影对李白最后的直接呈现是遇赦后江上吟诗的高空俯视镜头，仿佛造物之眼观世间，船头的李白无疑是喜悦的，可这种喜悦只是人对喜事的本能反应，人物终归没有成长。我们相信创作者一定希望表达好李白，遗憾的是，电影中的李白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故事主人公，相比较而言，高适更接近于一个好的电影角色。创作者发现，高适“可以贴近观众的视角，更容易产生共情”，于是在故事中让高适承担了更主要的功能。为了让两位诗人角色有明显的区分，主创让两个主角拥有几乎相反的特质。电影中的高适严谨、执着、自强、坚韧、努力、严肃、善良、实诚、武艺超群、义薄云天。他自我评价为“一个笨拙的人”，但仔细看会发现，这个笨拙的人始终目光如炬。在几十年间，他克服了口吃，又克服了阅读障碍，写出了不错的边塞诗，抓住时机在安史之乱中成为了掌兵的高官。这是一个典型的“笨小孩”逆袭的成长故事，看起来像唐朝的阿甘。高适最有力量的一句台词是“人生憾事多吗？”这不仅击穿了持节太监程监军的心理防线，也让影院里大多数成年人破防。这一问，似乎不仅是暮年老将问煊赫威武的天子近臣的，也像是主创透过银幕问观众的。这一刻，每个生命一路走来的辛酸和艰难都仿佛被关切、被看见，每个观众自己生命里的遗憾，也似乎随着人物心愿得偿而被打捞，抚平。观众跟随故事，获得了体验强烈的情感洗礼，这是高适的角色塑造中极成功的一笔。如果我们忘掉片中的李白，仅看高适的部分，或者允许李白作为反面角色反衬高适，一个接近《阿甘正传》的主题就呼之欲出了，但创作者如何能舍弃李白，这就导致了前文提到的关于主题的困境。创作者顺着电影剧作规律塑造了令人满意的普通人高适，又难舍浪漫飘逸的谪仙人李白，终于陷入了贾宝玉的困境：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影片的另一大野心，在于用动画讲述历史。唐代的科举制度、“探花”的由来、曲江宴的风俗、李林甫倚重藩将遏制世族的政策、皇帝冤杀有功将领造成君臣互疑的局面等等信息在故事中被着重交代，使影片呈现出接近历史正剧的质感。但其实，影片对历史的改动不少，这种极像史实的历史叙述经由作品的成功扩散开，反而可能造成对真实历史的遮蔽。当然，这就涉及历史题材创作的重大问题——对历史的演绎尺度在哪里。今天比较受认可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那首先要思考的是，对于这部影片的内容来说，什么是不能虚的大事，什么是可演绎的小事。这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至少很多革命年代剧和长篇历史剧的标准难以直接使用。要论大小，首先要论以什么价值观评定大小。一件事，可能是政治史上的小事，但可能是思想史上的大事，可能对皇帝是小事，对主人公是大事，在当时看是小事，千年之后看是大事。具体到这样一部以两个诗人为主人公的电影，潼关之败罪在玄宗还是哥舒翰、力挽危局的究竟是严武还是高适、程公公究竟是吐蕃危局的始作俑者还是志向远大的好太监等等，未必一定是大事。而究竟是谁救了郭子仪、高适有没有救李白、和宰相府联姻是否就是做赘婿、参与永王之乱是否愚不可及等等，又未见得是小事。但无论如何，为了塑造理想的高适形象，大小事件都可根据叙事需要嫁接、虚构和改编，这非常值得警惕。网友对于影片“洗白高适”的吐槽并非吹毛求疵，实际上，这种批评是对无标准改编的不买单。作为“新文化”系列的开篇，追光团队在对历史素材选用、改编标准的问题上，确实需要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思考。抛开理性，纯粹从感性出发，这个高适救了李白的故事，是一版让人容易接受的同人文，人生实苦，创作者动用了他们的特权，让喜爱的角色从友谊里多得到了一点甜。也许夜深人静时，历史上的高适也会为没有救李白后悔。人生憾事多吗？创作者在《长安三万里》的电影时空里，让高适和李白都少了一件憾事。《唐代文史研究丛稿》丨陈铁民
《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丨郭建龙
《美学散步》丨宗白华
《故事》丨罗伯特·麦基
《故事策略》丨埃里克·埃德森
专访《长安三万里》导演谢君伟、邹靖：理想不灭 浪漫不止丨工人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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