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岁逃离编制，10 年后我又回到体制内
2013 年，在北方地区某疾控工作了 7 年后，王旭毅然辞职前往英国留学。他辗转于德国、挪威，最后在法国落脚。
目前，他正在法国医学科研中心（相当于国内的中科院）做博士后，下个月，他将去巴黎最大的综合医院之一就职。如今王旭已将父母接来法国生活，「在法国，每年除却十几天公共假期外，我还有 10 周带薪假期，我可以好好陪着他们。」王旭说。
从公卫医学生、到专事肺结核防控的疾控人员，再成为欧洲留学生、法国精神科医院的统计分析师、最后又将在大型综合医院任临床实验方法学家（负责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方法的前期设计等），22 年的医学路上，王旭转变过许多身份。
最终，他又「回到」了体制内，只不过这次是在法国。回望一路，王旭说自己也曾多次崩溃。以下是王旭的自述。
从人人羡慕的疾控辞职
2013 年，我辞职了。当时我已经在北方地区某疾控中心工作 7 年，属于结核病控制中心的青年骨干，负责肺结核的防控、流行病学调查等。我的辞职是真正的「裸辞」——我要去英国读书，30 岁的我重新变成了学生。
我在疾控工作时
我工作的疾控中心实际属于省级疾控，在我毕业（2006 年）的前后几年集中考试招聘了几十个本科生及硕士生，之后每年只有少量硕士、博士才能入职。因此我能顺利进入疾控，已经被身边人羡慕。
但那几年来，我的内心很不安，外人很难体会。
其一，是工作内容的重复、枯燥。我发现每年发布的新规、开的会议和去年都很类似，大家的角色都是上传下达，很难有发挥的空间。这个过程中，我的工作意志越来越薄弱。
其二是家庭带给我的影响。我的父母原本在很稳定的国企工作，却在 90 年代双双下岗，为了生存，他们换过很多不同的工种，努力迎接时代带来的人生挑战，前半生过非常操劳。
「平静的海面下可能隐藏着巨浪」，我深知这个道理，就算我是大学毕业，也可能和父母的境遇没有太大区别。
在疾控第五年的春节，我在写完自己的年度工作报告回看了下。报告印证了我的感受：除了年份改变，我每年的工作内容几乎都是相同的，客观地说，我觉得自己成长受限。
我在疾控工作时
我对自我的评价是危机感强、行动力强，胆子也比较大。大学没毕业时，我想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考研还是去疾控，所以在本科毕业答辩后直接去找评审团（其中有该疾控中心的主任）沟通，她和我聊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放弃了读研，入职了疾控。体制内，我算是少数很活跃的人，积极推进各种项目，年末聚餐也是我来组织。
可以想象，我这样的性格在体制内会有些躁动。转折点出现在 2011 年，我被派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几个月的时间里学习流行病、生物统计、全球卫生等课程。
我在密歇根学习
我还参与这里的小组科研课题讨论会，这群医学生对于国际前沿科研理论的挖掘、以及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医学实践新方法都非常热衷，学校也给予了他们足够的机会去试错。
我在密歇根学习，参与讨论会
这时我出现了留学的念头：如果不出去看看、不切切实实地走一圈，我想我一定会后悔。
我一边攒钱一边重新捡起来英语，学了大概一年多。刚来疾控的时候我月薪是 2000 多，慢慢涨到大几千，工作六七年后有几万块积蓄，当然要去留学一定是不够的。2013 年，北京出现 H7N9 禽流感，我被安排去基层做传染病防控，这份经验让我拿到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全球卫生专业的 offer，我又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2014 年 10 月，我去了伦敦。
辗转欧洲，我来到法国医院工作
在英国一年的硕士生涯里，我通过项目去了德国和挪威的大学辅修，又参加了 WHO 的世界卫生大会。综合过往的经历以及未来方向，我渐渐锚定：我要去 WHO 工作。
在 WHO 工作最好可以掌握三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就考虑学习西班牙或法语，这样可以去拉丁美洲或非洲研究传染病。 从 UCL 毕业后，我手里大概还剩下十五万存款，就去了法国读语言班。
我参加 WHO 会议
来到法国以后，没有了全额奖学金的支持，我开始自食其力。我白天上语言课、晚上去餐厅刷盘子，做了两个月，感觉非常劳累。好在我很快找到一个科研公司做实习——负责给法国的疫苗项目寻找中国投资人，帮助他们做项目融资。
我在国内的人脉一直没丢，这份工作正好和我的资源对口。当重新和过去的人紧密联系起来，我发现以前疾控同事已经陆续升职、我的本科同学也博士毕业，进入高校做稳定的教职。他们好像都有了大好的前程，只有我主动抛弃了这份稳定，却也没有闯出什么名堂。
我决定不去 WHO 了，我想留在法国、留在医学系统。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
在法国语言班时的聚会，我是前排左三
一次论坛，我遇到了巴黎五大医学院的校长，表示希望能在法国读一个博士，回归医学系统。在他的引荐下，我开始申请奖学金。负责人给的回复是：「你在英国的硕士只有一年，而在法国硕士需要两年。你需要再读一个法国硕士、直接研二入学。」于是我入学了该医学院的临床流行病学硕士专业。
但直到毕业时我才发现，还是很难申请到对口的博士项目，因为法国流行病学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至少 9 年，才能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卫领域，因此我没有任何机会。
这一点，当时负责人没提过，
彷徨之中，我又开始寻找新赛道。在和法国医生接触的时候，我注意到，法国医院里的生物统计组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他们都不具备医学背景。每天早上，医生们要和生物统计人员要凑在一起开会，研究怎么将数据和医疗结合起来，但过程其实挺难的：医学生不太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但我两边都懂一点。
这给我了我启发，我是不是可以做那个中间赛道？
于是我换了新的行业：医疗大数据。这是我在欧洲读的第三个硕士，之后的博士以及博士后也和这个相关。
从硕士到博士的这几年，我都是在同一家儿童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实习，为他们做医学数据库的挖掘和分析。如果按照国内医院等级划分，这家医院可能相当于二甲，它根据儿童和青少年的年龄（0～4 岁、5～12 岁、13～17 岁）、病情（自闭症、精神分裂等）划分成不同的住院部，孩子们周一到五封闭住院，家长带他们回去过周末，周一再送回来。
我在法国实习并工作的医院
在法国，儿童精神疾病属于医保全覆盖的范畴，家长不需要为孩子的治疗付钱，所以这里没什么医患纠纷。医院里开设了学校，为孩子定制了课程和训练，由专业人员监督完成；如果孩子需要 24 小时监护，医院会给政府「下订单」，政府来找看护，并支付工资。
对比起我在国内医院门诊的第一年，当时在结核病控制中心轮转，每天在门诊收病人、给他们开化验单，从早上 8 点开始到下午 5 点，除了午休，一秒钟都没办法歇。但法国的医生是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他们每天的工作很轻松，除了公共假期之外，每年七八月份还是全国度假季，所有的医生都会去南法或者国外度假。
我在法国医院工作时的日常
回到「体制内」
医疗大数据，即「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的方法，去深入分析法国医院系统数据库的患者数据，它的应用场景很广，政府部门或大型的医院都有需要，博士毕业之后，我的薪资范围也从 2500 欧左右升到 4000 欧以上，法国的平均薪酬为 1750 欧/月。
将近 40 年的人生我做了很多决定，有对有错，但转行到医疗大数据是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医学人工智能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风口被我踩上了。博士毕业后，我进入法国医学科研中心做博后，相当于法国的体制内。
在医学科研中心开会
兜兜转转，我还在搞公卫。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工作越来越安心了。
在法国的医疗体制下，医学生毕业即包分配，薪资待遇也很高，但毕业本身非常困难，9 年的临床医学课程中，每一年都会筛掉 50% 的学生，所以只要读出来，不夸张地说你就是「人上人」。也因此，博士毕业后刚来到医学科研中心时，我对和法国医生/医院打交道持乐观态度，认为他们都属于法国社会层面中的「精英」，合作将十分顺利。
我在医学科研中心的工作环境
原本一周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最后被硬生生拖了两个月，《疯狂动物城》中树獭的演绎，真的不夸张。
当然效率的反面，是法国人的工作并不会很忙，就算在我博后期间也有充分时间满足爱好。业余时我做电影节媒体报道，做中法电影文化交流，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我都去过。
柏林电影节，我在采访
下个月，我将从博后出站，到巴黎另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做临床试验方法学家（Methodologist），这家医院相当于国内北医三院一样的头部三甲。临床试验方法学家主要负责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方法的前期设计，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督项目负责人员对患者的纳入排除，后期监督数据管理人员对数据的收集和清洗，等等。
我对之后的工作很期待，不过最担心的还是正值 7 月（每年 7 月全法国各行业都放假）入职，不知道是否会因为同事们休假影响工作推进。
法国政府给我的父母发放了 10 年长期居留，我把他们都接来巴黎居住，也为他们买了房子。法国是多种族国家，政府为移民安排了免费语言课，我父母每天跟着老师野餐、参观博物馆、逛集市，慢慢可以用法语简单交流。他们已经快 70 岁，但还在学习、还在前进，很感谢他们对我从小的影响。
现在，我可以说我活得「很舒适、很体面」。我和国内疾控的同事们仍在联系，在积极促进中法医学领域的交流。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无论是留在法国还是去其他国家，我都有相当的自信，这是 20 几岁的我没有的。
我也会遇到年轻的医生来问我转行建议，听完我的故事后他们都会说「你有勇气，我不敢。」我也能理解。但我更觉得，不要给自己下定义，可以多一些选择，会给自己惊喜。这是我 22 年医学路最大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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