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考研名师、如今的高考志愿专家张雪峰在直播中为高三考生和家长指点迷津，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的建议：生化环材不要碰，哪怕是名校；文科优先选汉语言和思政，大一就可以开始准备。张雪峰的几条建议经总结后在网络走红，也为广大家长与学生盛赞——“打破信息屏障”、“讲了大实话”。支持张雪峰的过来人也不在少数，微博大V Fenng 就明确表示，穷人家的孩子应该踏踏实实把安身立命的本事学好、赚钱养家。与张雪峰的志愿填报建议几乎同一时期，生物学家颜宁在微博上表达了对优秀高校毕业生的失望。在近期的一次博士生推免面试上，她提了一个开放性问题，然而在场同学无一人回答令她满意。她的问题是，“假设十年后，你已经成为一位能独立带领实验室的博导，你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换句话说，这辈子有什么科学问题或者技术难题，能解答或突破就觉得今生无憾了？”这些同学的课业成绩都很优秀，有的人发表过不止一篇论文，为什么却没有dream big&dream high？颜宁在微博中发问。
一边是志愿专家张雪峰， 一边是生物科学家颜宁，同样是出于对高等教育的关切，二人却指向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张雪峰的大实话以及颜宁的梦想远大？
张雪峰为人称赞的一点，在于切身实地为考生着想，让穷人家的孩子分数不白考，填报到最具有性价比的专业，进而掌握安身立命的本事。“性价比”与“实实在在的本事”指向经济利益的考量，也符合了“上大学是为了就业”的意愿。这一点本身无可厚非。在中国的高校教育及就业现实里，计算机、医学和师范类受到张雪峰及百度985吧的追捧，正因为这些学科不“浪费”学生的分数，毕业生收入较高，身份也较为体面。不仅学生在乎“性价比”，“务实”已经成为全球高校竞争的关键因素。英国剑桥大学思想史、英国文学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在《大学，有什么用？》（Stefan Collini）中写道，现如今不仅大学的学科设置与科研需要证明满足经济需求，大学工作人员在为大学辩护时，也纷纷证明自己的学科对国计民生有所贡献。一方面这样务实的要求直接导向了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令人们对务实的语言习焉不察，默认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正是科研的目标。对于后者的追逐引发了大学国际排名的激烈竞争，国际排名的上下变动都会引发民族自尊心的震荡。在英国，人们会关心牛津和哈佛到底谁排名更高，就像在中国，清华北大超过了多少美国高校会登上热搜。大学排名如同国际经济竞争的缩影，人们对此信赖又焦虑，仿佛全球大学之间存在着“零和博弈”，别国大学的成功会损害本国的学术表现。
《大学，有什么用？》
[英] 斯蒂芬·科利尼 著 张德旭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6可问题是，“如果大学从事的活动要满足经济需求，那么经济又该满足谁的需求？”科利尼问道，如果说经济提供了财富使人们能做非常重要的事，那人们得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繁荣（prosperity）本身足够成为目标吗？如果将经济活动看作一种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一种积累资源的方法，那么繁荣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经济和财富提供了提升人类理解力需要的资金。理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如若不然，科利尼写道，我们就可能走向凯恩斯讥讽的，“若不带来红利，我们连太阳和星星都能关掉。”“红利至上”的思维不仅影响到大学的评估，也发展至对科学与人文的学科评价。百度985吧中回荡着“文科无人权，计算机人上人”的声音，虽然是句玩笑话，也间接透露出了某种价值倾向。回报率影响了人文学科的声誉，因为科学领域的发现和发明能够直接改善人类的境况（不过作者专门表明，纯数学或天体物理学除外），而人文学科的意义不能被轻易概括或理解。人文学科适用的评价体系应当是判断而非计量的，这指向了人文学科中富于个性的部分——人文学科的说服力总与个人声音相连，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批评者的性情气质与文学技巧。抹煞掉这些部分、仅仅套用数字指标是尴尬的，就像不能用粉丝数量和电视剧改编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成就一样，如果用莎翁戏剧的票房收入为莎士比亚辩护，恐怕也显得十分无力和荒谬。
“红利至上”还会带来另一个难题，就是到底应当如何决定有多少人去从事相应的工作，或者说，应该怎样评估一个冷门学科的市场。比如，“亚述考古学领域应该有多少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呢？”或者用张雪峰的话说就是，“世界语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呢？还有必要学吗？”对此，科利尼回应道，与其寻求精确计算，不如反问：对于这样的活动，所谓的市场真的存在吗？科利尼举例说，本科生对古代伊朗语言与文学的研究没有所谓的需求，但这门学科不应该被放弃，因为它拥有强大的学术传统，也连接到许多相关的智识与文化领域，还有许多评论现代伊朗的学者需要了解古代的文本、近东和中东领域的研究需要简介伊朗研究的成果，“我们决不能失去这个冷门学问，不仅需要教授和培养该学科的下一代学者，还需要向社会推广自己的专业知识。”
颜宁期盼的是梦想远大、求知若渴、走出原创道路的学生，她在微博中写道，（优秀的科研者）不一定要从文献里寻找科学问题，也不必因循实验室的套路和方向，不给自己设限到自然、临床和社会中观察，会发现时时都有好问题。这点出了红利思维所不能通向的求知道路，以及大学智识生活理应如何。如果引用哲学家陈嘉映对良好生活的论述至此，那就是通过高等教育，有人希望过上挣钱养家、送孩子出国的好日子，而追求智识生活的人不想要好日子压倒一切，不满足于过平稳重复的好日子。 颜宁的期盼亦点出了高等教育的使命，即鼓励智识发展。大学教育与专业培训的区别就是，培训仅仅传递信息，而教育把这些信息相对话、关系化、并不断提出质疑。科利尼在《大学，有什么用？》中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鼓励学生认识，知识并不是固定的、永恒或普遍的。大学之所以不同于培训机构，其本质就在于大学鼓励的智识生活不是单一的、有先前预判方向的或明确可知的。当知识的探索是开放的，而非受制于验证假设或修正错误，就能够导向更深入的理解。大学作为一个受保护的空间，鼓励学生了解任何知识的偶然性及其与不同知识的关联性。要做到这点，教师也需要不断超越自己所教授的知识范围，因为在陌生的领域，教师将无法预判哪些方向有效、哪些无效。
《大学，有什么用？》作者、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图片来源：chronicle.com）在人文学科领域，这样的探索更加具体，“技能+知识=信息”并不是一个对人文科学适用的公式；如果非要用公式，也应当是“经验+反思=理解”。科利尼的提醒相当有趣，人文学科的工作目标，最好被描述为理解，而非知识。理解与知识的区别就在于，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客观的，不管你是否在意，它都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爬到知识仓库的顶端，而理解是一种人类活动，取决于理解者的素质。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发现人文学科中对话（而非说教与耳提面命）的重要性。与科学发现新知不同，科利尼说，人文学科经常是在更多的点上激发人们的理解与共鸣，优秀的思想往往是与早已作古的人物的思想再次交流与碰撞的结果——新思想不仅能对旧思想做出充分的思考，也能对其有敏感而积极的反应。陈嘉映也曾在书中回答“对话为何重要”的问题：对话的目的不是科学真理，而是对话式的、翻译式的理解，因为在对话中，人们总在调整自己的视角，了解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才将真理说明白，达到放弃唯一性，坚持真理性的结果。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董子琪，编辑：黄月、潘文捷。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