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炒作“暑假最可怕”

近期，本应开开心心的暑假，突然刮起“焦虑”的风潮。

我的朋友圈里，一位五年级孩子的妈妈分享了几张截图——“一年级的暑假最可怕”“四年级的暑假最可怕，不用功，开学差距就拉开了”“很多人说小学三年级是一个转折期，但是五年级才是分水岭”……

这位妈妈说：既然每个暑假都恐怖，反倒没那么恐怖了。

可是，并非每个妈妈都这么豁达。

这些视频下方，往往都附有一个购物橱窗，点击进去，商品货架里是清一色的教辅材料和视频网课，让人眼花缭乱。刚刚被“暑假最可怕”点燃焦虑情绪的家长们，恐怕很难不去再多买几本教材给自己的孩子。

6月27日，知名主持人康辉点评了“暑假很可怕”现象，称这只是一种带货工具，通过制造焦虑，让家长产生担忧、不安的心理，并最终为自己的焦虑买单。

很快，官方启动专项行动，“清朗·2023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文件提到，对网络上所谓的“名师”进行资质审核，治理制造教育焦虑的内容信息，并对长期发布传播教育焦虑内容的自媒体做严肃处理，等等。

好在这些自媒体还没来得及收割“韭菜”，就被一网打尽。

“贩卖焦虑”的实质很简单，通过激起受众的焦虑情绪，再推销给大家一些能够抵消该焦虑情绪的商品。

在“暑假很可怕”的短视频里，他们究竟是如何激起焦虑情绪的？

答案是：社会比较。

如果孩子不好好利用假期，他就有可能会被“弯道超车”，而被其他孩子超越则代表着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会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这些自媒体通过给家长营造一个不存在的、理想化的假想敌，让家长们将自己心目中“别人家的孩子”当成自己家孩子的比较对象。

所以说，教育焦虑本质上是社会比较的产物。

随着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仅仅在成绩上实现超越他人已然无法满足家长们的要求，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这根弦绷得更紧了。补习班、兴趣班遍地开花，当我们在他们这个年纪时学习奥数、珠算心算的时候，现在这批孩子已经在计算机编程、机器人大赛甚至各种时尚大赛中崭露头角了。

在当今无休止的社会比较中，“超越他人”成为了人生的终极目标。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于1954年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当我们在缺乏具体、客观的评价标准时，为了减低自己的不确定感，只能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能力。

那么，被“贩卖焦虑”的家长们目前能够掌握哪些评价标准呢？

答案是，“中考升学率”“名校录取率”“就业率”。

“双减”政策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公布考试成绩，也不能进行排名，只可评价等级。“每次期末，孩子的成绩不是A就是B，但是85-100分都属于A级，谁都不知道孩子到底考了多少分，也不知道他和别的孩子差距在哪里。”小轩妈妈很无奈地告诉记者。

小轩就读于广东省惠州市一所小学，秋季开学即将升入初中，今年暑假为了适应初中的学习进度，小轩妈妈给他报了数学和英语补习班。

“双减”之后，成绩成谜，原本能够清楚地展示孩子能力水平的评价标准也被模糊，面对一年年递增的中高考人数，妈妈们也只能望洋兴叹。有家长表示，参加补课班“作用不大”，但至少是一针安慰剂。

即便是对于小学生家长来说，小升初不用花费太多精力，按照学区划分初中的方式看似令人省心，但是接受采访的家长告诉记者，就算是一所普通初中，也会按照孩子的考试成绩把他们划分到不同的班级——实验班、重点班、平行班。学校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了如指掌，更没有人愿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中考已经变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选拔赛，因为进入一所重点高中往往意味着孩子的半只脚已经踏进了名校。

“谁敢拿娃的未来去赌啊”，这是家长的普遍心态。不用这些自媒体刻意“贩卖焦虑”，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就足以让自己辗转反侧。

孩子正处于“小升初”的一位妈妈就对南风窗记者表示了她的忧虑：“光是中考升学率这个指标就吓人了，非985、211找不到好工作。”

家长们对于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成为了这些自媒体、营销号滋生、繁殖的温床，这种现象并非一蹴而就。小轩妈妈苦笑道：前几年中考升学率还有50%，现在变成了40%，这10%的人该去哪呢？考不上高中，只能去职校、技校，我不想让他们太早做这种选择。

心里最苦的，还是父母们。

教育是一项风险投资，为了能够收获理想的回报，家长们只能全力投入。但是往往到最后，教育在家长们的手中变成了“赌博”，他们在不同的教育机构之间游走、下注，有些时候甚至会上瘾。任何可能有利于孩子未来发展的课程、习题都被一股脑压在孩子身上——

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只有培训机构笑得开心。

“双减”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不少孩子家长对记者表示，压力并没有减少。

悦悦在深圳市某中学就读，开学即将升入初二，她的妈妈告诉记者，这个暑假，她也为自己的孩子报了补习班，当被问及报名了哪一门科目的时候，她告诉记者：全科——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既然“双减”政策严禁校外培训，为何还有类似的补课机构出现？

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教育培训机构也在随政策“进化”。

悦悦妈妈表示，自己在“双减”开始之前就给孩子报名过课外培训机构，比如新东方、学而思。而“双减”政策出台之后，这些头部教育培训机构受到了明显的重创，但仍有不少培训机构开始转战“地下”，曾经隶属于这些头部公司的老师们，也开始承接私人家教，“他们自己租个房子开补习班，谁能查到啊。”

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机构的官方网站和宣传手册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小学、初中课外补习的项目，但是只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需求，他们便会告诉你这项“隐形的”服务。

在记者调查的这家教育培训机构中，他们称自己的培训课程为“拓展”，而且反复向记者灌输——学校内学习到的知识不可能满足孩子的升学要求，只有参加他们的“拓展”课程，孩子才能脱颖而出。

除了上述的“地下服务”之外，已有学者调查发现，部分机构为了规避教育部门的审查，向员工开展合规话术培训课程，例如，在公司文件中明令禁止提及“蜕变”“突破”“高效”“速度”。即便如此，这些机构仍会使用带有承诺倾向的词语，有“擦边球”的嫌疑。

“擦边球”虽然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家长对于课程有效性的顾虑，但同时也变向地向家长散播焦虑，这些词语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不上这个课，孩子就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别的孩子都在上这个课，如果自己的孩子不上就落后了”等意涵。

除了打贩卖焦虑的擦边球以外，有些机构还做起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

一位曾经在内蒙古某教育机构工作的员工告诉记者，她所在的机构叫做“某某AI智适应教育”。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家经营计算机编程兴趣班的机构，但是该员工告诉记者，“AI教育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他们做的不太好，就转型了，现在就是针对初中生的各种科目的补习班。”

用“转型”来合理化自己的违规行为，搪塞监管机构的审核，这种做法不是个例。

“双减”之后，上述的类型暧昧的补课班，反而变得供不应求。

悦悦妈妈也表示，“自己身边就没有人不给孩子补课的”。

“暑假焦虑”仅仅是教育焦虑的一个典型，可是，教育焦虑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简单的停留在“焦虑”这一个方面，伴随着焦虑而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不仅左右着家长的教育消费，同时也威胁到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中国学者李晴在2021年5月的一项发现是，家长的成才焦虑和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当家长越希望孩子能学习更多的知识、接受一流的教育、超越更多的同龄人，他们在孩子身上有关教育的投入就会越多。

但是，这种“盲目”的教育支出并不一定能产生积极的意义。

作者在文章中也指出，这些家庭可能并不会考虑子女的真实情况，而是无止境地给孩子报名各种补习班、培训班， 这样一来，不仅会给孩子带来过重的学业负担，甚至会增加亲子间的冲突，更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恰恰违背了教育的初衷。

短期看来，这种对子女成才的焦虑感会导致家长在教育上过多支出，挤占有家庭当前的其他必要消费，这仿佛是小问题；可是长期看来，家长为了减少对子女成才的不确定性及担忧，会争相为子女投入优质教育资源，而那些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在优质教育资源上消费，而那些无力承担高额校外培训的家庭则变成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nman)笔下的“新穷人”。

学者苏慧丽在她的文章《数字时代的绩效博弈：教育焦虑与内卷的底层逻辑》中提到：这些“新穷人”，他们由于不能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而产生内疚感、耻辱感与自尊的失落，这无益于教育平等与社会稳定。

在如今“唯分数论”依旧盛行的大背景下，优异的成绩依旧处在最显著的地位。

在追逐“优秀”的过程中，对“教育落后”的担忧催生出了一大批疯狂为孩子报名补课班的家长，他们鼓吹超前教育、题海战术。在这一境况下，家长与学生都精疲力竭，教育焦虑也愈发严重，但整体教育效益却没有明显提高。

最近，我朋友圈里的那位妈妈更新了孩子的动态。

五年级的他要自己一个人去参加夏令营，看到照片里的孩子自己罗列的行李清单、自己收拾行李，提前练习如何手洗衣服……其实，上补习班，并不是暑假的全部。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