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首席评论、综合开发研究院
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交出5.5%成绩单。具体到关键指标来看，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3.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9%、民间投资下降0.2%。对于当前经济形势，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
在中国经济恢复的波动进程中，宏观政策如何发力稳增长？中长期来看，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在哪里？又该如何进一步畅通国内生产要素的流通，以及增加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这些问题，《首席评论》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第一财经：如何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有没有必要推出“一揽子”的刺激政策呢？樊纲：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供求不平衡，但是供求不平衡现在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呢？不是说我们产能过剩，现在要做的事不是去产能的事，现在是怎么加需求，怎么使需求能够持续得到增长。怎么扩大需求？宏观政策大概就两项，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看来现在很难起作用，再加货币再降几个点的利率，作用不大，这时候恐怕就得依靠更多财政政策。但是现在一说财政政策，大家就说了，政府欠了那么多债，其实我们政府总的来讲，特别是中央政府欠债很少。还有一笔城投债，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钱，有多少多少万亿，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两种错配。第一个错配是功能错配，就是说地方政府借了债去干了基础设施、投资公共品的事情。公共品投资有个特点，它不是从项目本身得取回报的，比如说我建一个楼，这个楼卖了我就有回报了。政府做基础设施，比如说建设铁路、高铁、地铁、城市不收费的道路、基础设施等等，这些投资靠的是城市做好了以后，城市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提高了，这时候它就有收入，还债是从这儿来的。我们现在城投债是用商业的金融贷款、金融负债去支撑了财政的公共品投资的项目，这是第一个，功能错配。第二个相应的就是期限错配。商业的那些项目往往2年、3年就能有回报，5年、10年就有回报，基础设施这些东西可能是50年、60年、100年才能有回报的。那么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从经济学的角度有没有解决方案呢？有解决方案，第一，不要再用金融债去做财政的事情，直接财政去发债，政府明说了，这是政府发债。第二就是发长期公债。长期公债可以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发的，大家都知道荷兰叫低地国家，要防水，因此海水的坝非常重要，为了建这些水坝，荷兰政府在1648年发了永续债，年复息率5%，现在过去了几百年，还在复息，当年哪怕借了2亿，现在财政上有几万亿了，也没多少钱了。日本有一个60年还债规则，60年对应的什么呢？如果是建基础设施这种市政债的话，60年还债规则对应的是建筑物的60年生命期，所以要根据项目的期限来决定发债的期限，要发长期公债。长期公债分到每一年的还债压力就小了，因此可以多发一点债。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正从“高增速”向“高质量”转变，“如何加快创新动能培育、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是这一发展阶段的重中之重。其中，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较大就是首先要面对的两大“拦路虎”。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致使东部生态承载能力趋于极限，中西部尚有广大国土空间处于开发利用不足的状态。在城乡层面，人与资本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合理配置的渠道依然不畅通。如何打破“区域”、“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的壁垒，进一步释放其中所蕴藏的潜力？第一财经：中国如此之大，不同的区域之间发展的状态是不同的，其中就很多协调、融合发展的机会，去互补，甚至说内部产业转移的机会，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机会？樊纲：我们以前一直说其实是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沿海地区中国，一个是内陆地区中国，在体制上、在发展水平上，确实都有一些差异。差异就是机会，差异就是潜力，所以区域之间的发展特别重要。当然，这里面首先要打破一种很流行的观念，就是说区域要发展，最后大家都均等，GDP你是1万亿，我也得1万亿，都变成一样的繁荣，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各个地区的客观条件就不一样，很难做到规模上的趋同。但是可以做到一件事，而且是最根本的一个趋同——人均收入趋同，人均GDP的均等，少数的人创造的产值可能很大，我占有的资源也很多，但是我的人不多，因此人均GDP也可以提高。所以我就说，一方面资本要进去内陆地区，一方面人口要出来，促进这种双向流动，最后实现人均GDP均等，大家都实现共同富裕。区域性的发展，这块我反倒想说说城市群的发展，它是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吸收更多的人口，它使得一个区域一体化，通过各个方面的连接，包括交通、物流、公共服务等等，它能够一体化，使得整个区域可以更好的发展，大中小城市互补、城市和农村互补。将来我们实现城乡一体化，首先就会在这种大的城市群当中实现。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只有65.22%，各国比较起来还是非常低的，所以城市化还得向前推进，农民工最好都能够在城里进一步发展，而不要再回去。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来解决各种大城市的矛盾，还要有各种制度的变化，公共服务的提供等等。除了京津冀、成渝城市带这些由国家命名的，实际上现在一些省会城市都在形成大大小小的城市群，还有一些其他的非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较大的中心城市，周边的城市都在围绕它发展，形成了一些城市群，这是下一阶段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财经：您刚才提到城乡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开发利用农村的这些资源，尤其是现在，当大量的原有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空下来的这些土地资源如何利用？樊纲：乡村振兴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要把它已经闲置的资源振兴起来，需要一部分人在当地能够更好地、更有效地利用起这些资源。前提是什么呢？人们做事情是要有激励的，他在那儿做事，一天到晚拿的是其他地方工资的1/3、1/4，你说让他怎么能够长期在那儿做事？只能用更少的人、用更现代的方法和技术，去经营现有的那些资源，使他能够获得在其他产业和其他地方获得的同样的收入。怎么实现这个呢？首先要在制度上形成资源得以充分利用、集约利用的一种方式。什么制度呢？农村确权。农村的土地也好，房产也好，要确定给以前农村人口的头上，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流转，可以出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取收入，这些资源就可以更好地被利用起来，市场机制就可以发挥作用。第二步就是要建立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欢迎一些企业进入，欢迎一些个人去创业。用什么呢？用先进的技术，用新的技术去创业。现在各种农耕的技术，一旦实现了资源能够整合，能够实现规模经营，能够土地可以连片，现在很多的技术就可以利用了，利用起来之后，可以得到较高的收入。较高的收入指的是人均的较高收入，以前是100个人在这块地上经营，现在是10个人在这块地上经营，他的收入也就涨了10倍，和以前收入差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说10倍，5倍也是很可观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6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有序流动、高效集聚、优化配置，增强区域发展活力”。第一财经：怎么去界定地方政府之间它合理的、正常的一个市场的竞争，还有它本地的发展，我们的体制机制要为此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樊纲：它是营商环境一部分，特别是现在，因为大家需求都走弱。具体政策，应该说是由具体的法律来保障的，比如反不正当竞争、反对一些保护政策、企业投资的便利等等，包括现在企业投资到国外去，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产业链转移的趋势，有的是合理地转移，比如说因为我们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可能竞争力就不如其他一些国家了，这时候企业要到其他国家去，很正常，对不对？当年也是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现在该转移出去了，企业不转移出去可能过两天死了，他死了，还不如他现在出去，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出去，他反倒发展了，反倒本地的企业也能够发展。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大市场，还要有两个大循环的角度，一方面要把我们自己的循环搞好，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世界上更多地跟大家挂钩，更多地在世界市场上去发展。我们这个国家现在需要大循环，需要大市场，需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时候你让更多的企业发展，包括其他的企业到你这儿卖东西，到你这儿发展，对你的经济也是一个繁荣，对国家现在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近两年，民营企业出现了预期转弱、信心不足的现象。2023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28570亿元，同比下降0.2%，呈现出短期信心偏弱迹象。为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和预期，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健全公平竞争制度等31条政策“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要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樊纲：我们怎么扩大企业的投资需求？这个就是需要做体制改革的事情了，要从长远的角度，我们怎么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不是说你注册登记的时候方便不方便，是你注册登记以后能不能挣钱，有的地方是注册登记的时候“我欢迎你来”，欢迎完了，有一句难听的话“关起门来打狗”，他不想着以后怎么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去发展生产、提高效率、进行创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财产权利等等方面，使他能够真正盈利，企业才能发展。企业家都是有长远眼光，他做投资也是有长远眼光的，他要看到你这个地方，是，注册的时候很方便，但是以后发展的机会很少，在你这儿营商环境不好，他是不会在这儿发展、不会在这儿投资的。所以从制度上怎么去保证企业家的权益，怎么为他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进行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这是我们根本的。短期的一些变化要随着其他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去改善人们的预期，但是对于企业家投资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这些长期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两年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大民营企业。这几年我觉得有点可惜，我们过去有些头部民营企业在国际上就很大了，在国际上当年可以在前10里面占5、6，这两年又有点退步。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就有一个关系问题要处理，就是垄断和大企业投资的问题。我们确实要防垄断，要是有垄断了，那些中小创新创业的企业就很难发展了，确实需要保持市场的制度，要保持市场竞争。但同时要想到，企业最终要向大企业发展，得到大企业那个层次，比如说到了“世界500强”，才能有更坚实的根基，才能在市场上站得稳。特别是什么呢？要考虑从创新的角度，很多创新小的企业做不了，像现在做一些大的研发，投资要很多的，要持续投资。另一方面，小企业往往在某一项技术上有他的专长，但是他很难做系统性的技术，很多领域里面的技术是要系统性创新的，包括现在的云技术，包括算法、算力、AI、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要鼓励大民营企业投资和发展，我们现在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创新创业、技术创新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民营的大企业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大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要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来思考，他是大还是小，他的竞争力是强还是弱，他能够拿出来的研发资金是多还是少。中国要想在大国博弈的环境下进一步发展，必须在国际上做大做强。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坚决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要建立健全与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鼓励企业敢闯、敢投、敢担风险，积极创造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