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C眼中的中年危机

口述 | 冯博

采访 | Money酱 编辑 | 钱种树

来源: 码路对面

步入中年，一些强反差的职场故事变得越来越多：

一个大学学了4年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毕业后勤勤恳恳做了10年码农，本以为他这辈子都要和代码为友。

有一天，他的朋友圈开始频繁推送“养老金，现在开始攒起来吧”，“出门旅行，你需要这份意外险”，当你们再度联系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保险代理人，你成了他的潜在客户。

另一个大学学国企工科专业的朋友，毕业10年后，突然打电话告诉你他打算开个超市做买卖。

大学毕业10年后，35岁左右的你，成了别人口中的“中年人”，它仿佛也将职业生涯划出了一道分界线：

• 35岁之前，你做着和大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程序员，运营，工程师；
  

• 35岁之后，你做着和生活更相关的工作：保险经纪人，超市老板，代购。

远在美国硅谷的朋友也无法理解，“35岁”这个年龄，为什么会成为国内互联网乃至更多行业的从业分水岭。

造成职业环境差异背后的原因集中在两点：

第一，劳动力稀疏（硅谷）VS劳动力密集（国内）

第二，工作可替代性低（硅谷）VS工作可替代性高（国内）

据此，如果画一个“卷”的方程式，可以是这样：

人多、工作壁垒低，意味着要拼体力、拼加班、拼熬夜，甚至拼职场演技，这样的环境简直是滋生职场卷王的温床！

这届中年人如何从中获得解放？需要引入另一个元素——工作价值的有意构建，也可以说是工作壁垒的打造。

码路对面（ID：codeside123）推出【职场变形计】系列，寻找到跨越过中年危机的人士，分享他们在职业生涯的观察和抉择过程，第一期嘉宾：

常垒资本管理合伙人

冯博

曾在中国IBM、Oracle有长达6年的销售以及业务经历，2015年进入股权风险投资机构。

和同样处于不惑之年的同学、朋友相比，冯博的职业转型思考起步更早，他认为：

• 人需要认清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 进入一家企业工作，也要清楚地了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两种“核心”的贴合程度越高，你就可以成为这家企业的“高手”。

• 如果你正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那么你可以成为一个“环节高手”；

• 如果你在一家灵活性高的小企业，那么你有机会多做尝试，成为把控全局的高手。

多数人没搞懂自己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这个前提，就容易成为企业的“螺丝钉”，日复一日地转动，直到生锈、耗费年华，最后无力地选择“躺平”。

一起看看冯博自述的职业生涯，或许能给迷茫的你带来一些启示：

我是一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基金合伙人，有幸“躲”过了很多朋友正在经历的职业中年危机，现在的工作依旧能让我实现自我价值，并充满热情。

我也见证了一些朋友们所处的职业状态，他们在40岁左右的年纪，依旧没有从工作中获得一份安全感，担心被裁员、担心位置被新人替代，在惴惴不安之中和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一起“骑驴找马”寻下家。

曾经，我们都在同一起跑线，我们共同在外企打拼，一起努力奋斗，年轻的时候都做过大企业的“环节高手”或骨干，但进入中年，我发现朋友们的职业类型变得“丰富”起来，开始跨界做很多意想不到的工作，状态也变得非常不稳定：

• 在职业选择上，不少人面临了转型，围绕生活服务的有保险经纪人、酒的代理商、代购等；

• 在职业状态上，很多朋友不再愿意做螺丝钉、老黄牛，想要改变却显得非常无力，只能一面打着工一面自我消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相比而言，我在更早的时候就完成了职业选择，到了中年，整个人的状态还处于一种“上升期”。

回过头来看，让我和一些朋友同学状态拉开差距的，正是人生中一个个的选择节点。

在职业线方面，我经历了3个阶段和抉择点：

①不需要思考的流水线阶段：我高中毕业于省重点，大学考进985学校，硕士在美国就读，之后在美国微软做技术工作。在这个阶段，我对人生并没什么思考，只隐隐约约觉得以后人生需要有所不同。

②毕业后的地域选择：在国别上，我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在城市方面，我选择去一线城市，这两个选择对我的人生走向至关重要。

③工作选择：回国后，我加入了IBM这家大型外企，大企业的特点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把员工培养成环节高手。

我也可以选择一直在外企做好一个流水线的环节高手，但我在大企业意识到2个问题：

第一，外企在中国的核心业务并不是研发和技术，而是销售。这也让我萌生了转型的意识，我从技术岗位转到了销售岗位。

第二，我观察到IBM里几乎没有50岁以上的人，如果你看到了45岁以上的人，他们可能都是管理层，员工基层基本全是年轻人。这让当时的我意识到外企不养老，他们并不需要年纪很大的人去做深度性的研发或销售工作。

如果一个企业里面大多数员工都是年轻人，说明这个企业所在的行业对年龄的宽容度相对较低，如果不事先做好规划，“中年危机”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这两点“觉醒”，让我萌生创业的想法。

曾经大厂的“环节高手”，出来创业举步维艰

2014年初到2015年末，我连续做了3次创业尝试。

第一个项目做的是空气净化器，后来相继做了2次创业尝试，一次做了海淘，一次做了数据库服务的项目。但这几个项目接连失败，因为创业，我损失了100万。

我不禁思考，为什么自己这个曾经外企的“环节高手”，独立出来做别的事情就不行了呢？

我做了深入的自我复盘，得出的结论是：创业不能跨行。一旦跨行，你就回归成这个行业的小白状态。如果以前你在外企还算一个“环”的高手，那么跨行创业甚至连一颗“珠子”都不是，得要多少颗珠子才能穿满一条线？

复盘思考后，我意识到，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内核”——计算机。我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加上在IBM和甲骨文的经历，一共有12年都在和计算机、新技术打交道，一般人在计算机上打不过我。

虽然我几次创业都没有成功，但很庆幸自己没有继续砸钱填补窟窿，止损很关键。而我有的朋友甚至卖房创业，这个风险非常大，这就相当于把资产变成现金，再把现金流入到了一个新的资产，然而这两种资产的属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低风险一个高风险。

话说回来，这时候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选择期：要么回外企继续做销售，要么再想想别的办法。

正好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上市公司，这个公司要做一个CVC基金，缺一个投资人，他们的要求是有外企IT经验，我就顺势带着自己的外企经验投to B的项目了。

由于之前没做过投资，它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补齐几个其他项的能力，比如企业管理和股权法律、投资方法论，第二年我就可以独立作战了。

我们的CVC基金规模很小，我可以摸到整个链条，如果我去了一家大基金，可能只能看项目。我曾和国内TOP10的基金交流，了解到他们的工种是严格分离的，他们的投资经理只看项目，他们不需要了解如何做募资、做基金备案、做基金PR。

这段经历为我提供了一个新机会。

开启职业“下半场”：去让自己飞得更高的行业

一个40岁的人，可能已经工作了15年，这时候他已经进入人生职业生涯的下半场。至于这个人能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下半场，和他在不同时代是否顺势而为息息相关，人不能将自己的能力凌驾于大势之上，也可以用一句俗话说，“都是命”。

对于我这一批40岁的人而言，毕业后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就是城市选择，我选择去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也有很多朋友同学选择在哈尔滨这样的二线城市，还有的留在三线城市。

我们这一代的同龄人，如果在三四十岁才想转到一线城市，意味着他们必须将十几年职场里没做过的事情，在一线城市从头再做一遍，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转型难度；同时，他们也错过了那一波“暴富”的机会，比如那些年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给了多少人资产暴增的机会？而这波人眼睁睁错过了时代机遇。

2019年，我37岁，我和几个伙伴在上海共同成立基金公司，开启了我们的职业下半场。恰好2018年，出了资管新规，对金融机构类企业的资质和投资行为有了更严格的规范要求，注册一家新的金融机构门槛变得更高，以我和合伙人当时的情况，连公司注册都是问题。

所幸我和合伙人都有投资经验，最后在相关窗口指导政策的支持下，顺利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立公司后下一个要解决的是募资问题，在一家知名基金的牵引下，我们顺利拿到了第一笔募资，有了这个“核”，后面的问题就显得更简单了。

我的职业“下半场”开始步入正轨。我们和甲骨文老同事聊天的时候，发现当年只要离开了外企那块“舒适窝”的，过得都还不错，比如有一个人去了阿里云，现在已经带领800人规模的团队了；而一直留在外企的同事，现在真的在切身体验“中年危机”。

这个危机最直接的体现在“裁员”，不论是外企的技术还是销售，在中国的规模都只是过去的1/10，三四年前，甲骨文在北京的上千人技术研发团队甚至全部被裁光。如果这波被裁的人又跳进了一个不能起飞的行业，选择在一艘下沉的船上继续“苟”住，那么，中年危机就会在他身上循环出现，他们可能下半辈子都要在职业的不安全感中度过。

上一搜乘风破浪的船，做全世界最难的事情

我很庆幸，自己在精力旺盛的时期，逼着自己比别人多跑了几步，让中年的自己避免和体力更强的年轻人并肩拼力气。

我站在了更高的楼层，看到了更多的风景，同时，也面临着新阶段的难题：

我们每天要解决的问题极其的非标准化，不是靠加班、拼体力就能完成的。

作为一家VC，我们的LP无外乎四种角色：

• 高净值和超高净值群体

• 政府

• 上市公司

• 金融管道，比如险资和银行，市场化的母基金

圈内人都知道，一家VC在国内做募资，和LP探讨的不仅仅是通过基金管理，为LP获得多少投资回报收益，更多的是了解LP的核心需求，看自己能为LP提供哪些高质量信息和增值服务。

在上面四种LP角色里，除了最后一种金融管道更在乎资金层面的投资回报率，其它几类LP的需求非常多元。

• 政府引导基金，关心的是你能否给当地带来更多招商引资的机会；

• 上市公司，关心的是你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投资并购标的；

• 高净值类LP，基本只投专项基金，投盲池类基金非常少。

我们作为一家创业类基金，在起步阶段并没有太多资源，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之下，我们要尽快地募资，意味着需要具备解决LP们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能力，非常依赖人的心力。

我们内部核心的两大块业务，一个负责募资，一个负责投资。在募资板块，创始人和合伙人上阵；在投资板块，我们会招纳90年-95年的年轻人，他们正处于精力强盛的年纪，可以到处跑项目。

我们长期在长三角地带，基于几个合伙人的经验，我们的优势在高科技领域，在这个行业，拼的就是信息的聚合和加工能力。

常垒资本的员工，每天的工作就像上山采药，到了下周一，每个人都抖落出自己背筐里的药材，有的能止痒，有的能消炎，我们把大家采的药都放在一个柜子里，当接到一些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打开柜子做好药方来应对。

总之，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思想装进LP的脑袋里，把LP的钱装进我们的口袋里。这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光靠加班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核心还是需要具备动态的“破局”能力。

一个别样的“中年危机”：情感危机

马东在《十三邀》这档节目里说过：人生的底色是悲凉。何为悲凉？无从反抗。

所谓“中年”，无非就是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攒着似强似弱的力气，却要集中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矛盾，何其孤独。

不论在职业生涯前半程混的是好还是坏，他们都有可能面临来自家庭的危机。

有一个说法，动物界的父母最多抚养幼子3年，他们就能独立生活，而在人世间，夫妻两个人共同养大一个孩子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何其考验人性？

如果把这20年期间的难度做个分级，最难的是孩子1-5岁期间，毕竟抚养一个1岁的幼儿，和抚养一个10岁、有自理能力的少儿，所要花费的心力有巨大的差别。

能携手相安无事度过前5年，对很多夫妻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在结婚生子这件事情上，要么选择在时间精力都很充沛的年轻阶段，要么选择在财力和心态都相对稳定的阶段。通俗地说，要么赶早，要么赶晚，最麻烦的是在不上不下的阶段，容易出现更多的情感危机。

即便走过这5年，也还要面临着更多来自人性的挑战。在我所观察到的一些案例里面，不少事业上成功的男性，很容易栽在一些男女关系上。

我认为，人在脱离质朴的青年时期之后，多数男女恋爱本质就是付出和索求关系，但男性和女性的视角不尽相同。

如果男未婚女未嫁，可能就不存在危机一说，我们假设双方任意一方有家室的情况下，从更大概率上来讲：

• 对一个男性而言，他以追求到女性为目标，他的视角更多落在“在一起”的时刻以及之前的过程中，算是一种征服过程；

• 对一个女性而言，她的目标往往落脚在“在一起”之后的收获上，可能是对男性情感的索取，也可能是对他们财富的索取。

如果要踏出这一步，那么他们最好想清楚，对方的欲望是什么，自己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做不到平衡付出和索取，最好不要跨出那一步去冒险。

坐上时光机，真的就能不留遗憾吗？

聊完我的个人经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前半生太顺利了，我对自己的观察又过于清醒，这样的经验未必能在其他人身上复制。但这些是我回顾自己经历的总结，并不是我从一开始就认清和规划好一切，我也无法做到像一个先知一样，一步一步按照既定路线左右自己的人生走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切都是“命”，但人的情感非常复杂，总会忍不住对过去做一些“假设”，并且在“假设”的虚构故事中，粉饰一切事情的优点，想当然地把好的结果安在自己身上，选择性忽视一些难点。

• 我们可能愿意假设，当年要是刚毕业选择去阿里，也许现在也能有自己的花名，还能实现财富自由。

• 我们可能容易忽视，当年的阿里巴巴并不是一家知名企业，连招人都很难。

冥冥中，我们好像被命运驱使，偶然和必然交替产生的结果，让我们分不清个人选择和时代馈赠，孰轻孰重。

我们当年怎么也想不到，被外企光环笼罩着的人，在40岁的时候却面临被裁员、失业。他们在外企享受着高薪资，动辄拥有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年薪，但失业后发现市场上对应着同样薪资水平的工种，他们根本接不住。如果想应聘一些管理型岗位，他们又没有多少带团队的经验，只能加入一些小团队做一些初级的事情。

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核”，就像一个厨师，他可以做好一桌川菜，也可以做好一些融合菜，他的“核”在于了解食材的搭配规律。

25岁-35岁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候，这10年是定位后半辈子内核的关键时期，需要高效试错、认清自我，才能为职业生涯后半场铺设坚实的路径。

这是最普世大众的建议，至少努力过后，你还可能让自己活出一个有质感的中年。否则，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就只能靠嫁娶来改变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