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身在何处真的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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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昕昕，全球胜任力教练，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业界导师，曾在 3 大洲 4 个国际组织 5 个 CEO 办公室任职。

疫情前出差比较频繁的时候，经常两三个城市连着的飞行，今天巴黎，明天纽约，最夸张的是有一次跟着某国家总统派的私人飞机，两天飞行四个国家，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利亚。常常睡梦中醒来竟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最近疫情后，大家都爆发式地出行，估计对这种迷失在穿越中的感觉再熟悉不过了。但说真的，身在何处真的那么重要吗？

第一次去亚穆苏克罗——科特迪瓦的首都时，我住在一个当地人开的酒店，一进门，我简直惊呆了，里面几乎所有的标识都和国内酒店的标识不相上下，前台黑皮肤的“科特迪瓦人”，恭敬地用带着粤语腔调的普通话说着“你好，欢迎光临”！我瞬间感觉自己真的像是穿越了叮当的“任意门”，顿时像回到了广州。

不得不说，这个曾经被誉为“西非明珠”的国家，历经法国殖民统治、内战不断、移民问题，一度一落千丈。如今，他们连大米都主要依靠进口，更别说这些酒店里的设施和标识了。酒店的经理告诉我，建设和装点这个酒店所需的所有材料都从广州采购，用一两个集装箱海运到亚穆苏克罗，于是这座酒店就如同蘑菇般平地而起——实际上，大部分非洲有钱人的房子也是这样盖起来的。

当我问他自己是哪里人时，他自豪地说自己是法国人，父母辈因为战乱从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的邻国）逃到了法国。知道我是中国人后，他特别兴奋地表示佩服“基建狂魔”和“中国速度”，还开玩笑说要是有机会定居在中国，拿一个中国国籍也不错。我当时热烈地欢迎他来中国，但心里还暗暗嘀咕：“中国国籍可是全球最难加入的，兄弟，祝你好运啊！”

类似的经历也可能在意大利普拉托城墙外的居住区发生。那里有许多温州人经营的大大小小的厂房，踏进其中，你会错以为自己置身于温州。当地华人多达 6 万人，约占普拉托总人口的 30%，而当地竟然有 7 千多家华人服装企业。

就算在国内，几年前去东莞某些鞋厂，也会有种到了巴西的错觉。4 千多名巴西人因为上世纪 90 年代巴西经济危机而失业，于是他们远渡重洋到东莞谋生，对“中国工厂”也做出了不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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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别说广州三元里的非洲区了，那里有形形色色的非洲人把中国各式各样的产品运回自己的国家，就像古代丝绸之路上那些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不断促进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用脚投票的人，不论是在纽约、伦敦的中国城，还是在上海的日本城，抑或是在北京的韩国城，再或者在广州的非洲区，他们都不畏风险，放下对祖国母亲的思念，背井离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期待获得重生的力量。而这种人类的迁徙力量——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人类有了更多交融的理由。

我们所说的“外国”不只是一个国家，就像我们常说的“非洲”，也绝对不是指所有黑人国家的统称。五大洲只是地理上的分类，但这名词经常被普通人误用来区分人种。

初次踏足黑非洲的人，大概都会有一样的感触——简直分不清他们是谁，更别说分辨他们来自哪个非洲国家了。感觉他们长得一模一样，说话的样式也一个调调儿。

但实际上，在北非的阿拉伯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真的是千差万别。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里，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黑人”，他们的差异也是相当显著的。甚至在一个非洲国家内部，不同人的肤色都可能大相径庭。

经常出国旅游的小伙伴们，你们应该也经常被问到自己是哪国人吧？有时候还可能遇到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或韩国人的尴尬情景。有些朋友甚至开玩笑地分享可以在国外做点有失文明的傻事，冒充日本人之类滑稽至极的想法。

正如我们初次看待黑人会认为他们是一个整体一样，其实外国人看待我们亚洲黄种人，也常常把我们当成一个整体看待。

其实，我们最清楚不过，无论是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的习惯，还是各地的方言，这些差异有时候都会让人惊讶。我们无意识的偏见却很难能够被觉察，特别是大范围的、根深蒂固的无意识偏见，而这往往也是世界很多不公正的来源之一。

然而，过分地强调差异也是致命的，因为差异常常能够被不怀好意的人加以利用，如果被殖民统治者巧妙地运用，就能煽动民族矛盾，这也是大家熟悉的卢旺达大屠杀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过度强调差异可能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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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懂得欣赏多样性的同时，可能很难能够相信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一书中说到我们的智人祖先都来自非洲这一事实。除了人类起源的共同性以外，人类最大的共同点是《当下的力量》一书所提到的“身体形式的脆弱性和必死性”。那么，从死亡这个事实上来说，人类是完全平等的。死亡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环，当人类面对死亡的时候也只能够谦卑。

除了身体层面的共通性，人类对于死亡的理解也是相似的，面对死亡的顿悟是哲学的逻辑起点，是跨国界、跨宗教的共识。人活着就必然要面对死亡的现实，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存在直面死亡的勇气，无论是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还是苏格拉底的“我去死，你们活着；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只有神知道”都表达了死是生之所依的观点。

那么在生命的维度，什么是普世的生之情感呢？正如刘慈欣描绘的《三体》故事所阐释的，人类无法通过借助于科技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的力量来解决自身的恶行，而人类的情感确是能够摧毁高等外星文明的利器。那么，是什么样的情感利器能够让人类在对抗外星文明入侵时团结一致呢？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另一本著作《今日简史》中所探讨的世俗主义似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他提出了实现跨国界、跨文化、跨宗教信仰的道德准则。这包括认清真相、具有同情心、信仰平等和自由、并拥有勇气和责任感。

对于个体而言，这意味着世俗主义者会对所有受苦生灵产生同情，欣赏全球所有居民的智慧和经验，能够自由的思考，而不惧怕未知，并为自己的行为和整个世界负起责任。

这种基于人类共同情感的道德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引人类超越国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共同面对未知的挑战，勇于面对人类共同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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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存异”是人类形成团结整体所达成的共识，每个民族、国家和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然而独特并不等于优越。

赫拉利所认为的世俗主义者能够为自身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独特而感到自豪，但同时也意识到有责任为整个世界做贡献。这种对于独特性而非优越性的认识从个体延展到了集体层面，而这种延展性甚至可以指向外太空。

从集体层面来看，这种思想和中华文化所提倡的“天下大同”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加持，每一次的仰望星空和每一个和中华文明的对话，都能够让我们获得独特的能量。

然而，正如我们的领导人所言：“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

似乎人类越是能够更好地认清自我，接纳他人，认可其他独特的文明，我们就会越团结，越能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

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古往今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始终萦绕在华夏子孙的心中。仁人志士不仅有胸怀天下之心，也竭力为世界尽绵薄之力，无论是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我们也可以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公民。中华民族所追求的“天下为公”和联合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一崇高的人类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联合国所定义的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是指“具有全球意识的个人和社区参与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行动的总称。这个概念指的是个人是群体中的一员，处于多重、多样化、本地及非本地的人际网络中，而非孤立社会的单一个体这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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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的身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却往往不被察觉。每个人都带着地球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呱呱坠地那一刻，我们就被赋予了地球人的称号。然而，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的熏陶生活，受到不同家庭信仰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我们的特定的国别身份宗教信仰和个性凸显，并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对于世界公民的意识，我们需要去重新找回自己内心的那个属于世界公民的声音，回归本我。随着我们连接世界的意愿的增强，做一个世界公民的意志也将成为现代中国人价值观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拥有作为中国人的根基，带着中国烙印的世界公民，可以使我们有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能够做一个世俗主义者自信地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同时能够以广博的胸襟去拥抱世界，践行“全球胜任力”^[1]。

回归自己本来的样子，无问西东，做一个世界公民，挺好。

[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 “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评估框架给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经合组织认为，全球胜任力是指对地区、全球和跨文化议题的分析能力；对他人的看法和世界观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开放、得体和有效的互动的能力；以及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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