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大类招生，忐忑专业分流

▲ （农健 / 图）

忐忑了一整个学年后，专业分流结果揭晓了。2022年7月9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成绩统计、活动加分和志愿填报后，某985大学学生陈安宁（化名）等到了自己在大学的“归宿”。

“新闻专业”，陈安宁如愿以偿。不过，她的一名志愿相同的同学，因为0.1分之差，被分到了信息管理——一个传统工科专业。

过去一年里，为了拿到更高分数，许多双一流高校的新生不放过任何一个竞争机会。陈安宁印象深刻，某次读书笔记作业，“要求三千字，有人写到两万”。

这场竞争的决定因素，大多数时候是绩点。没人希望考上名校却选错专业，例如一个立志当程序员的学生，被分到土木工程，毕业后奔走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例如一个喜爱电子的学生，接下来要跟汽车打交道。

大类招生，即将相同或相近学科门类的专业合并招生，学生先统一学习基础课，一段时间后根据兴趣和成绩，决定最终所学专业。其核心在于拓宽培养口径，给学生更充分的专业选择机会。

随着重视通识教育成为高校改革大方向，大类招生过去这些年里不同程度地落地推广。据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谭颖芳的统计，截至2020年，首轮13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除军事院校外，共有115所高校实施了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不过，其中仅有个别高校实行跨学院的彻底方案。

改革的开端，许多人认为是2001年启动的北大元培计划。南方周末记者追溯发现，这是一些高等教育者多年未竟之梦。最早是为了摆脱高校学科设置过于专业化的掣肘。

在一些学者看来，相关教育实践其实已经过三轮迭代，最新一轮的展开，伴随着新高考改革的逐步落地。

1997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师牛大勇前往哈佛大学进修。专业研究以外，他特别考察了这所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培养本科生。

彼时，困于1950年代奠定的精细的专业分类，一些教育者意识到，专门化的本科教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需求。早在1978年，教育部在一份草拟文件和一次座谈纪要上，都提到了放宽专业口径。

更久远的1950年，潘光旦在《说“通”“专”并重》中就系统总结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并提到现代社会正走向只强调专而不强调通的极端。

第一轮试验在1980年代末开始，当时的改革方向，多是从按专业招生转向按系招生。一位云南大学中文系1990级学生回忆，到大二，他才选择究竟学中文还是新闻。

在哈佛，牛大勇发现，国外大学跨专业学习的自由度很高，很多本科生不断跨越文理界限，选修感兴趣的课。甚至有少数人，在最后一年才确定自己的专业。“只需按照该专业的规定修够学分，就能获得这个专业的本科学位。”多年后，牛大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根据对哈佛的考察，他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刊登在北大校报上。

1999年11月，在副校长迟惠生推动下，北大组建了本科教学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牛大勇成了召集人之一。小组里，一部分人只经历过专门化的高等教育，另一部分中青年曾留学海外。但他们都怀有一个关于通识教育的理想，“本科专业分割过细，学科基础狭窄，而当时中国高校的硕博体系逐步确立，这样的本科分类严重影响专业人士培养，且不适应人才多样化的社会的需要。”

起初，北大对小组的定位是“战略研究”，这给了成员们更大的想象空间。他们达成共识，不对现行体制做技术性修补，集中讨论如何进行体制改革。他们希望，北大能带头从本科低年级打破专业界限，从而倒逼中学的文理分科改革。

该怎么改？摆在眼前就有一个失败的探索，当时，北大文理科实验班相继停办。学生都是各地优秀中学的保送生，进北大后分别学习文史哲或数理化的大部分基础课，以求培养“通才”。弊端也十分明显，学生每周要上近二十门课，叫苦不迭。

“课太满”的问题，日后很多学校的大类招生都遇到，专业分流前的学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大一念成了高四。”

小组设计了一条新路径——在全校建立通识教育选修课体系，2000年9月后入学的本科生，毕业前应选修至少16学分的通选课，没有上限。

设想是，从通选课开始，逐步过渡到类似哈佛的培养模式。

这首先遭到一些老教授的反对。不少老教授在北大念完本科便留校任教，他们以自己为例，来证明专门化培养有效。“有教授认为，通识教育下，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变少，更不利于研究。”小组则觉得，随着硕博研究生培养体系建立，专业研究应该留在本科之后。

最终的决定，是在2001年建立了带有妥协意味的元培计划实验班。这个以老校长蔡元培命名的计划，让一部分学生在低年级重通识教育，高年级再选专业——也就是大类招生培养。

元培计划创始人之一、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曾表示，当初面临三大困难：课程体系、管理体制和外界质疑。有人担心专业任选后，文科会消失，也有人认为这是照搬西方。

“这究竟是把通识素质教育推向全校的途径，还是把原已走入‘死胡同’的文理实验班模式翻塑成画地为牢的升级版？”牛大勇说。

但“迈出一步总比一动不动要好”。2007年，元培计划变成了元培学院。牛大勇和小组成员们希望，元培的改革，不会止步于“一个学院”。

2022年6月27日，福州，高招咨询会上。 （视觉中国 / 图）

牛大勇在哈佛进修的1998年，在上海，一位小学五年级曾辍学、后来成为力学与土木工程学者的高等教育管理专家，曾试图把通识教育推到全校。

这一年，担任上海大学教务处处长的叶志明，开始初步介入学校大类招生试点的基础教育强化班。强化班源于老校长钱伟长的想法所创办，学生先上两年通识课，再进行专业培养。

“结果这些学生到了各自的专业时，有的老师会议论，前两年白读了，没学专业上的东西。”叶志明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进一步改革要到2010年前后。那时叶志明已出任副校长八年，一次中澳校长论坛中，他听说，澳大利亚计划不再限制专业的招生名额。

早在2005年分管招生工作时，叶志明问过招生办主任，以计算机学院为例，为什么此前招180人，后来招200人，依据是什么？

对方不置可否，叶志明明白了，招多少学生、在哪里招生、各专业名额怎么分配、各地区招生名额安排等，大多是拍脑袋决定的。

他设计过一个招生承载量模型，“在老师们完成基本工作的前提下，上大每年能招5300名学生”。现实是，上大每年新生4800人，叶志明认为，500人的差距就是“改革空间”。

2010年，叶志明在与不同层级的教职工开了几十次会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有老师表达反对意见，但我听下来，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道理，最后都被我说服了。”

到了2011年，上海大学60个左右的本科专业，被划分在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理学工学三个大类，学生进大类后，经过一年学习，根据高考成绩、大一学习成绩和课外活动分，按4∶5∶1的比例汇总。学生把所在大类的所有专业按兴趣排序，最后根据汇总成绩分流。

在叶志明看来，上大的改革，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落地。例如，为了尽可能让学生选到满意的专业，他设计了一套精密的分流规则。

各省份的高考成绩如何统一？叶志明提出，把进入上大的最低分定为及格分，该省考上清华北大的分数线为满分，重新对每个大一学生的高考分数予以归一化处理，使其有了可比性。

学生对各专业不了解怎么办？在学生大一学习期间，各个院系组织开放日，推介自己的专业。叶志明担心推介会不够全面，还委托校团委从各个学院大三大四的学生中，找一些挂科较多的学生，给新生私下分享学习体会，理由是要让学生知道这个专业好在哪里难在哪儿。“此事找学院，学院的配合学生不一定满意，避开学院请团委操作，灵活性大多了。”

有上海大学老师形容叶志明行事风格强势。他曾试想让连续几年招不到或招不满学生的专业“暂停招生进行整顿”。在叶志明的观念中，有些是“因社会分工而设置的专业”，“有些行业都已经萎靡了，专业却还在招生，学生从开始就注定找不到工作，有开设的必要吗？”

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如数理化文史哲等长线基础性学科有人选，“当时定下，基础学科每个专业30个指标，指标内第一志愿被录取的学生，未来三年学费全免，相当于学校提供了奖学金。”

叶志明甚至想到了“打招呼”的问题。专业分流时，如果有人托关系怎么办。他干脆提请党委会，通过一项决议，谁打招呼，纪委通报公示。

最紧张的一刻，是2011级学生专业分流结果揭晓时。

“84%的学生被前三志愿录取，96%的学生被前六志愿录取。”叶志明回忆起来，仍然兴致满满。最“落后”的志愿，属于一个工科学生，他报了38个志愿，录取到第12个。“至少，不是他最不喜欢的”。

上海大学这项招生改革，在元培之后的高校大类招生潮流中，曾被称为“走到了最前面，最彻底”。

那时的叶志明，对未来十分乐观，他计划要逐渐推动，把一年通识教育变两年，“真正实现钱伟长老校长理想中的大类招生”。

2018年6月23日，北京，学生和家长正在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了解相关信息。 （视觉中国 / 图）

根据谭颖芳对211高校的统计结果，2006年，有56所高校不同程度实现了大类招生、专业分流。2014年，这个数字变成73。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新高考改革在上海、浙江的高一开始了试点，至2022年秋季学期，将覆盖除新疆、西藏外的全国29个省份。这一轮高考改革的方向，即为打破文理分科界限，增加学生的选择性，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

很难说是否始于元培的第二轮大类招生改革，实现了“倒逼中学文理分科改革”的初心，但第三轮大类招生改革的背景，确与新高考的逐步实施有关。

东南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张涌曾撰文称，新高考在招生录取层面推行以院校专业组及专业优先的招生录取模式，“为积极应对录取制度的变革，高校纷纷探索实施大类招生，减少招生专业（类）数量。”

当中有2017年全面实施大类招生的清华大学，也有2021级的中山大学。

中大选择了大刀阔斧。先是减少专业数量，2016年调整专业21个，2017年再调整了18个。

再是调整行政部门。教务处、医学教务处、研究生院培养处、留学生办公室和本科招生办公室被整合在一起，组建成了教务部。

在2021年之前，中大部分院系其实已经实现某种程度的大类招生，比如国际金融学院的经济学类，包括有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和会计学专业。而2021年的中大招生，将本科专业分为18个大类。学生在对各专业和自身兴趣有了了解后，再综合第一学年成绩，选择专业。

中大某工科学院负责人则对南方周末记者指出：“此前有学生上了大学就躺，大类后变化很大，大部分学生只看到（眼前的）辛苦，要就业后才会看到价值”。

大类招生之初，清华的专业分流也不乏争议，抱怨大多来自分流专业不如预期的学生。此后，清华在一部分大类开始新的探索：四年贯通制培养；土木类则率先设立宽口径的本科培养专业，在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之余，实施大类出口。

“改革千头万绪，涉及面广，关系到众多师生，总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大家一起努力，踏踏实实地去解决和落实。”2018年4月，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与10名大一学生交流时说道。

学生对大类招生常见的另一个争议，是针对通识课程设计本身——而加强通识教育正是大类招生的目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意见是，很多课程常常由多名老师共同教授，内容浅尝辄止，“像是在听讲座”。

某985高校一门被指“较为机械”的课程，负责教师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应：“（大类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关系到每个院系的本科培养方案调整：四年课程如何压缩到三年，为大类学生新开设什么课程，哪些老师去给这几百个新生上课，如何上，课时如何协调？”

这位老师认为，“涉及学生的专业分流，学校相关部门也对大类课程做了严格的管理和要求。最终呈现出的样态，可能是各种因素拉扯后的结果，未必是最初的设计。”

叶志明调研过许多高校的大类招生，有复旦、浙大这样的名校，也有地方高校。

2013年，山东理工大学从实施了11年的文、理两大类招生培养，回到按专业招生。叶志明调研时发现，原因涉及决策部门更换、没有长线解决分流中的问题等，但更与对为何要改革、为何要推广通识教育等问题缺乏认识有关。

曾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黄晓波，2013年曾概括大类招生的四种类型，分别是按院系、跨专业、按学科或学校全面铺开。不管是小规模的按系招生，还是大规模的全面铺开，有各自需要克服的现实阻力。

至少有一所国内高校实现了“100%自由转换专业”。在中科大，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自2003年开始试点，此后不断完善，学生至少有3次自选专业机会，且几乎100%满足。在这所理工类高校，并未因此出现冷热门专业失衡。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是少有的、从2004年坚持至今、按院系招生的学院。这或许与学科的天然优势分不开，“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所学内容相差不大，并且，新闻学、网络新媒体、编辑出版学和广播电视学这四个专业，不存在一直的热门和冷门，学生每年选专业时，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副院长崔明伍说。

2018年，安徽大学在全校范围推行按院系招生。一位安徽大学的教职工透露，学校一度甚至想尝试跨院系招生，但并无下文。

在叶志明看来，按院系招生不能算大类，“只能是小类”。

2022年1月27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特别提及“严格规范大类招生”。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有的学校看起来搞了大类招生，但只是简单作为应对新高考的举措，“没有大类培养之实”。

有学者提到，大类招生对于学校管理、课程设计和设施配套都有着更高要求，这些考验让改革落地荆棘丛生。也有观点指出，大类招生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非通识教育如何可能，而是就业市场的主导力量依旧强大。

曾任北大元培学院副院长、北大教育学院研究员的卢晓东撰文探讨过东京大学的改革历史。这所学校自1962年以来一直坚持大类招生，甚至“逆流而上”——1991年，日本文部省出台取消通识课程的规定时，东大仍坚持自己的做法。

无论大类招生还是专业招生，无论具体如何调整及变化，人才培养一直与社会需求变化密切相关。

事实上，日本取消通识课程的背景，也恰恰与经济复苏相关。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逐渐好转，社会各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上升，且学生在入学时，就对与就业相关的专业课程有强烈的学习需求。

东大一直坚持按照文理两科招生，每类下各有一、二、三类。2006年之前，各类分别与10个院、部相对应，2006年后则取消了大类间的所有隔阂。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5日，日本东京，东京大学招生考场。 （视觉中国 / 图）

七十年中诞生了三种通识教育哲学理念的哈佛，2018年秋天，再次启动通识课程改革。例如将必修课由原来的八类合并为四类，同时增加自然科学、工程及应用科学的课程数量。并要求学生必修一门实证及数学推理课程，为更高级的量化研究做准备。

“大类招生应该回到关注通识教育如何可能的问题上。”中国教科院研究员王烽，以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提出的“永恒主义教育”举例。这种教育思想认为，不应该有专业的区分，教育的任务在于借助对永恒真理的认识促使永恒人性的发展。“现在部分学校的大类招生问题可能还在于，虽然进行通识教育了，但本身的课程设计和实施，没有摆脱原来的专业教育思维。”

王烽并不悲观。“不同学校根据培养目标定位，要有不同的选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通识教育，学校定位越偏向于应用，通识教育的比重可能就要更小一些。”

很多学者也认为，研究型大学更合适大类招生。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婷婷看来，从研究型大学培养人才的目的来看，“应尽量为学生提供宽厚的知识基础、广阔的学术视野、跨学科的学习环境。”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校，大类模式可能会“降低人才培养质量”。

2022年秋天即将入学的中山大学新生，将按专业招生，按新划分的大类培养，他们仍将一起待在珠江边古老的南校园，度过大学生活的第一年。

5月15日的春季会议上，中大新任校长高松提出，将推进学部制改革，促进学科交叉，构建“学校—学部—院系”三级学术治理体系。

东京大学官网上，花费不少篇幅阐述他们的通识教育理念。“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对普通文科教育的知识基础的需求不断增长”，为此，东大的培养原则是，“在各个领域做出宝贵贡献的，多才多艺的领导者”。

（相关报道详见：《“大家都有更急的事要做”：厦门大学教授王洪才谈通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