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变高四，专业分流卷哭大学生

这两年的新大学生，恐怕时常怀疑自己读的不是大学，而是高四。

不仅因为延续了上网课、和同学做网友的“封闭”生活，很多人还要为大一升大二的一场重要考试拼上命。

这场考试，关系到了在专业分流时能否选上心仪的专业。

随着新高考改革推进，越来越多高校进行大类招生。有些大类下的细分专业繁多，专业分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未来“吃粥还是吃肉”。

面对专业分流考试成则“计算机”，败则“土木工程”的压力，大一新生怎么能不再“卷”一年？

大类招生，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这个概念和“平行志愿”一样都是报志愿的必备常识。

如果你是大学新生，报考的是大类专业，则意味着你进入大学时要先接受通识教育，在完成一到两年的学习后，才能分流到专业大类下的具体专业。

大类招生的提法其实历史并不短，早在 1978 年，教育部就提出“专业划分不宜过窄”的指导意见 [1]。

但直到 2001 年，北大启动“元培计划”，成为通识教育+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先行者，开启了中国高校大类招生的潮流 [2]。另一所 Top 2 ——清华大学在 2017 年宣布“打破院系壁垒，全面推行大类招生、培养和管理改革” [2][3]。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者的研究统计，2014 年，“211”“985”高校开展大类招生的比例为 64.6% 和 74.4%，到了 2020 年，“双一流”高校已经有 85.8% 实行大类招生。

有的高考生可能有这样的体验，自己报考理工类院校时，面对大类招生一头雾水，而自己的同学报考政法类大学，则可以直接选择专业。

相比其他院校类别，开展大类招生的理工类院校确实更多，并且大类下的细分专业数量也要名列前茅。

我们从 134 所“双一流”高校中分层随机抽取 29 所作为调查样本，分析它们 2022 年的招生计划可以发现，理工类院校专业大类下平均所含细分专业数量高达 5.4 个，综合类院校次之，平均每个大类下有 4.1 个细分专业。

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年统招批次将整合原来 31 个学院的 70 多个专业方向，在航空航天、信息、理科和文科四个领域下分设 12 个大类试验班进行招生，每个大类含 7-29 个细分方向 [4][5]。

其中的工科试验班类，培养方向既有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也有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与医学工程等。

而样本中的艺术类、政法类高校，则因为专业总量较少、专业设置较专、专业间区分度较大而未开展大类招生。

例如中央音乐学院 2022 年有作曲、指挥等 50 个专业招生，就均未设置大类。

不过总体而言，对着一个个不明所以的细分专业名称填报高考志愿的场景或许一去不复返，现在考生需要看的选项大大减缩，但这个改变实际上并没有让择校择专业变得更轻松。

很多人的认知中，放在一起大类招生的专业“血缘”关系应当比较紧密。比如“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都放在“新闻传播学类”下招生。

但也有些专业，被认为是跨界打包。

比如，当下不少高校开设的“试验班”，就有几个学院、甚至几个学科门类的专业被一起打包招生的现象。

我们统计的 29 所样本高校中，有 5 所理工和综合类院校开设了“工科试验班”，共有 98 个不同的细分专业被塞入其中，最多的情况下有 21 个专业被同时打包。

这种包罗万象的“试验班”大类，可能会为一部分学生提供更广阔的选择机会，但也会让部分学生和心仪的专业失之交臂，甚至还会滑向未曾想过的道路。

《南方周末》曾报道，一名志愿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因 0.1 分之差被调剂到了信息管理这个传统工科专业 [6]，两个专业在培养目标和所需能力上有着天壤之别。

被打包进同一个大类的专业可能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甚至分属不同的学科门类。

历史类中可能掺入属于管理学的“旅游管理”，社会学类中可能出现历史学下属专业“考古学”。

经济学类可能和一众管理学专业纠缠不清，“土地资源管理”“土地科学与技术”的管理学、农学专业常常一起出现在本是理学大类下的“地球科学类”。

这样的跨界搭配，在学校眼中，可能是促进学科交叉发展、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步棋，但无奈不同专业在市场上的吃香度确有差异 [7]。

在一些考生眼中，这样跨界未免有“冷热搭配，捆绑销售”之嫌 [7]。

尤其是像毕业后收入较高的“计算机类”专业 [8]，自然成了众多专业“攀关系”的头号目标。

在我们的统计中，有 28 个属于其他一级学科的细分专业和“计算机类（0809）”一起大类招生过。

其中不仅有学科谱系近、市场热度相当的自动化类、电子信息类专业，也有多年被评为冷门专业的“生化环材”；不仅有工科、理科专业，甚至有经济统计学、电子商务这些经管类专业。

当打包的专业差距过大的时候，考生们就会用脚投票，选择“快逃”。

毕竟，考生和家长也门儿清，随着大类招生变得越来越常见，在这种模式下，还需要看下限，以此评估风险承受能力。

2021 年，中山大学将计算机类专业和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一起招生 [9]，前者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能达到 6700 - 7200 元，而后者则不足 6000 元 [8]，两者的从业前景和在大家眼中的地位也有一定差距。

于是中山大学当年在不少省份出现“断档招生”的惨案，在甘肃、贵州的理科录取最低分都比 2020 年低了 100 来分 [10]，于是 2022 年只好放弃大类招生 [11]。

大类招生带来的影响是，决定命运的抉择并不是消失了，而只是延后了，从高考延后到了专业分流，所以专业分流考核自然成了又一次“高考”。

虽然大多数的学校专业分流的原则都写着“志愿优先”，但参加这场比赛的学生都知道，真正重要的是后半句“综合成绩确定”。

大类招生中的热门专业往往名额有限，学生们往往为此拼得头破血流，发生“要求四千字的课程作业写到两万字”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12]。

如果专业分流还要看“综合素质”，那学生恐怕还要“卷”志愿服务、“卷”学工、“卷”文体。

社交媒体上不乏对专业分流的讨论，最常见的还是对分流专业的深造、求职前景的问询，以及对分流考核方式的关心。

能不能找到好工作、排名要多前才能够如愿以偿等现实问题，缠绕着这群刚刚迈入象牙塔的学生，让他们感到纠结、迷茫。

除此以外，他们还需要处理好高压竞争下的情绪和生活问题，如何与越演越烈的内卷作斗争、如何处理专业分流前后不同的人际关系，都成了这群大一新生要面对的难题。

为了更顺利地进入前景好或者自己心仪的专业，不少新生把大一上成了高四，学习生活的重心几乎全部面向刷出好绩点倾斜。

这可能能让学生不那么“放飞自我”，但高压竞争也把他们逼回应试状态，这和促进学生跨界性、探究性、兴趣性学习的高校人才培养目的背道而驰 [4]。

一项对高校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教师认为大类招生可以培养复合型及创新人才、拓宽学生专业知识视野，但实际上学生对这两点的认可度并不高。

一些老师也抱怨，第一年时间没用到专业教育上，学生到大二还是“半桶水”；学生也为繁杂的通识课业感到痛苦，认为很多知识分流后根本用不上。

推行通识教育最初的目的是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但在“一箩筐”招生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分流考核下，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才能实现。

但眼下的情况是，在大类招生下，有的高考高分考生可能进不了心仪的专业，有的学生对分流结果不满意，但大类内转专业却受到了限制。

经历着大类培养的新生，不得不为第二年的去向发愁，为分流考试熬夜学到两点，仿佛自己还在高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