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为什么越来越极端？

谢林隔离模型

“谢林隔离模型”非常视觉化。

假设一个社区，其中9户人家形成下面的这个九宫格，白格代表白人家，黑格代表黑人家，绿格是可以搬进来的空房子。

那么，住在中间的白人，我们称之为“山姆大叔”，他的7个邻居中有四个黑人，三个白人。我们知道很多美国白人嘴上不说，但心里总是希望邻居也是白人，但搬家也是一件麻烦的事，那么“山姆大叔”到底会不会搬呢？

于是，谢林引进了一个“搬家阈值”，用“人群相似度”指标来表现，指山姆大叔可以接受的“周围白人邻居的最低比例”：如果低于这个阈值，他就会搬家；如果高于这个阈值，他就继续住着。

假如山姆大叔的“搬家阈值”是33%，即，如果白人邻居低于三分之一他就搬家，因为现在的白人邻居的比例是3/7，所以目前他还会继续住着。

但现在的状态非常脆弱，假如他左上角的白人邻居汤姆的“搬家阈值”比较高，受不了搬走了，刚好又搬进来一个黑人，那么，山姆大叔的白人邻居比例就下降到2/7，低于33%，他也会跟着搬家。

而这两家人搬走，又降低了剩下的两个白人的白人邻居比例，导致这两个人搬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最终，社区中原本种族混居的这一小块，变成了主要居民都是黑人，提高了社区的“种族隔离度”。

谢林提出了这个模型的设想后，有人用计算机建立了这个模型，并随机产生一系列样本，通过大量重复随机试验得出了“人群相似度与种族隔离度”的相关性统计规律。

具体的相关性是多少呢？虽然这个结果大家早就想到了，但影响之大，还是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

假设一个社区是3000人，一半白人一半黑人，而且是混杂居住，计算机模拟结果显示：

如果“人群相似度”的搬家阈值设定为30%，计算机模拟大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搬家后，最终稳定的相似度（种族隔离度）竟然高达72%——即使你对周围人群相似度的要求只有30%（是一种对种族相对开放的态度），搬来搬去的最终结果将会产生72%的种族隔离度。

如果“人群相似度”的阈值为40%，最终的种族隔离度是80%。

如果“人群相似度”的阈值为52%，最终的种族隔离度是95%。

大家一定会想，如果“人群相似度”再高一点，比如说是80%，那最终的种族隔离度会不会是100%？

答案是“不会”，但结果更可怕，本文最后再说。

谢林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解释了人为什么会“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不仅仅是虚伪，而是因为个人在“微观上的动机”并不一定等同于群体在“宏观上的表现”。

个体的选择演变到了群体中，常常会被放大，“群体呈现的区分度”总是比“个体希望的区分度”高，最终陷入“人人平等，但自己比别人更平等”的荒谬中。

这个模型在纽约的人口数据中得到了验证。

纽约常常自称“种族大熔炉”，纽约人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城市有包容精神，世界上所有种族都能像马赛克似的生活在一起，云云，这已经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了，但实际情况呢？

图中红点代表白人聚集地，蓝点代表黑人，黄点代表拉美裔，绿点代表亚裔聚集地。从这幅图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种族隔离。

纽约作为一个贫富高度分化的城市，人们也不讳言自己对财富的向往，那么居住的贫富分化情况怎么样呢？

图片红点代表富人的居所，深蓝色代表中产，浅蓝色代表穷人。虽然有一定隔离倾向，但没有种族隔离那么明显，特别是中产和穷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离度。

你也许觉得自己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歧视外地人”，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最终结果，整个社会的“隔离度”将大大超过你的要求。

“谢林隔离模型”很快被用于解释更多的社会现象，比如职业选择中的性别歧视。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Jessica Pan发表了一篇名为《职业中的性别隔离：临界点与社会互动的力量》的论文，用“职业变性”这个特殊的现象，验证了“谢林隔离模型”。

今天的美国，有很多职业都是女性居多，比如文秘、出纳、售票员等等，但实际上，二战前这些职业都是男性比例高达80%。

Jessica Pan研究了20世纪“男性从业比例”下降50个百分点以上的14种职业，发现它们在起初缓缓下降了一段时间后，都经历了“突然跳水”的过程。

用“谢林隔离模型”解释：某个男性占主导的行业，不断有女性加入。大部分阈值正常的男性并不在意这缓缓升高的比例，但另一部分抱有“非常不想跟女人从事同一个工作”的高阈值男性产生不满，继而流出这个行业。其后，周围越来越少的男性比例，让大部分“有些介意跟女人同事”的男人也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此时，就会出现男性从业比例的“大跳水”。

正如“谢林隔离模型”的演示，尽管只有部分男性“厌恶与女性从事同样的工作”，但结果却造成了70%以上的“性别区分度”。

“谢林隔离模型”体现在社会现象中，大部分社会趋势都可以简化成两波影响，第一波缓缓呈现，达到某一个临界点后，趋势就会加速，最终呈现极端化的倾向。

隔离是两种极端的状况同时存在，互不干涉，现实生活中，“谢林隔离模型”的结果不一定只是“隔离”，更可能是歧视与压制。

我们把“谢林隔离模型”中的白人和黑人换成“价值观A”和“价值观B”，同样会存在一个“交往阈值”，当一个持有“价值观A”能接受的圈子的“交往阈值”为30%时，最终会产生72%的价值观隔离度。

实际上，搬家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所以“搬家阈值”不会太高，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也是，也不完全取决于价值观，但在虚拟的网络上，脱离一个圈子只需要轻轻一点，其“交往阈值”会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微信朋友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微信刚推出的头几年里，朋友圈里的生活记录非常贴近日常生活，但接下来，因为某些带强烈社交情绪的照片能够吸引更多的关注和点赞，使朋友圈带“浮夸感”的内容比例慢慢上升，朋友圈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秀场”。

与“谢林隔离模型”稍有不同的是，很多“隔离”的结果不是“各说各的”，而是一部分人的声音更大，一部分人更沉默。

“价值观A”和“价值观B”各自在圈子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如果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只要稍稍偏向其中一个，结果听到的就不是“各种极端的声音”，而是只有“一种极端的声音”。

唯一比“到处是极端的声音”更可怕的，就是只有一种“极端的声音”，今天你不喜欢她的饭圈就去举报，明天她不喜欢你的动漫也去举报，即使每个人只干掉一件自己最讨厌的东西，结果也必然是每一个人都保不住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中只剩下“衣食住行”，这将是更可怕的结果。

前面还留下了一个坑没填，在模型的计算机模拟中，如果“人群相似度”达到80%，那最终的种族隔离度会稳定在多少呢？

答案是“无结果”。

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希望周围的人群和你有80%的相似，那么结果是所有人都在不停地搬家，整个系统永远处于无序的混乱中，永远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

如果在现实世界里，这意味着什么呢？战争、恐怖、仇杀、逃亡……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大量的胡图族的平民，不仅对图西族平民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同时对自己同族的温和派也毫不留情。

前一天还是邻居，后一天就可以毫不留情地将枪口对准你；昨天拿着计算器的小店老板，今天拿起屠刀，就是种族灭绝者。

“谢林隔离模型”充分演示了人类历史上这些悲剧的过程：

“群体呈现的区分度”总是比“个体希望的区分度”高，即使社会的不宽容程度只稍稍增长一点，即使社会价值观的天平只稍稍倾斜一点，整个社会的仇恨程度也会大幅增加，这种氛围积蓄到一个临界点，再善良的人也会变成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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