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争辩与教训
贸易是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结果，也是最核心的驱动。正是因为现代贸易的演进，促成了跨市场、跨企业的全球产业链，国家、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在其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贸易政策成为其中的关键驱动力。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主持编著了《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2016）这本研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会议专刊。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形势更趋于复杂，认识和理解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把握未来贸易格局的演变进程。不可忽视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始终是发达国家提升其国际经济实力的关键，而且对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并非“一本万利”，在国际市场的应用有利有弊，首先使用战略性贸易与产业政策无疑会破坏基本的贸易环境，加剧竞争，如早期的美德贸易博弈、美日贸易摩擦以及后来的日韩贸易竞争等，短期内为本国厂商赢得了竞争，但长期看也抬升了贸易成本，增加了自由贸易的门槛和壁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大国正在背离由其自己创建的自由贸易体系。全球安全考虑以及国内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诉求，正让大国重新调整它们的优先事项。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全球贸易体系正逐渐被这些优先事项所影响。现实来看，多年以来持续的关税贸易战、供应安全、地缘政治和竞争性贸易政策等不断侵蚀自由贸易根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战略贸易竞争版图，被迫“选边站”。
现实的情形是国际贸易格局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不仅发达国家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力图维持其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竞争优势，而且新兴市场国家也在探索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提升贸易价值链地位，获得更大的市场机会。但是，国际贸易的复杂形势制约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空间，包括大国关税“贸易战”、升级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争端以及不断增加的贸易限制政策，多重因素叠加促使国际贸易的发展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进而造成国际竞争进入到了新的博弈阶段。《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一书围绕贸易政策四个方面的新思路，从不同角度对战略性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性出口鼓励、半导体、新兴产业等进行了讨论，并在当时对美国、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案例进行了重点分析。当然，文中的学者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也存在争论，具有较强的批判性。许多学者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持有批评立场，吉恩·格罗斯曼就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取得的利益是以贸易伙伴的损失为代价，因操纵贸易条件的政策招致报复，导致所有国家的贸易环境恶化。
面对国际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实施并非仅仅是政策层面，也具有很强的学理性。詹姆斯·布兰德和吉恩·格罗斯曼分别从国际贸易理论与战略性出口鼓励两个层面进行了讨论。布兰德认为，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假设并不能解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问题，从厂商的角度分析了“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和“保护及本国市场效应”两大假设前提，而“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报复”则是重要的影响变量。报复性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策效果，代价也非常大，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容易造成不公平竞争，损害国际贸易环境。布兰德的讨论限于篇幅没有大范围展开，吉恩·格罗斯曼的评论反思了布兰德的某些论点。格罗斯曼认为，不完全竞争环境中，政府为保证本国厂商在竞争中获利仍存有疑虑，战略性出口鼓励政策尚无确切的方法来识别原理上有利、经济上无害的情况。在这些讨论中，许多学者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假设、研究范畴等进行了批判，补充了理论假设的缺陷。
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证明在某种情形下是有效的，但是在实施的范围和空间上仍具有争议。吉恩·格罗斯曼明确指出，贸易政策应该为创新和企业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并弥补明显的市场失灵，现实中可能没有理想化的贸易与产业政策，很可能实际效果是出人意料的。巴巴拉·斯潘塞接下来讨论了贸易政策应该扶持的问题，其中出口补贴和关税是两个政策选择，而其他的支持政策也是促进出口产业发展的一部分。巴巴拉·斯潘塞进一步从产业盈利性和进入壁垒、限制外国厂商销售、产业集中、要素价格影响、成本优势等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扶持目标的关键性依据。巴巴拉·斯潘塞认为，政府扶持出口导向型产业除了需要从理论上要求的创造和保持较高的利润外，还需要掌握不同扶持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此，乔纳森·伊顿以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政策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政府在通过提供出口信贷以及保险、担保等各种服务间接补贴美国出口的成效。作为补贴出口的出口信贷是主要方式，美国政府通常以较低的利率为美国企业提供出口信贷，激励了出口商，进而补贴了本国的潜在购买者。美国政府为维护贸易利益，在实施出口信贷政策时也设立了贸易条件，但进出口银行也根据自身的利益设置了一些条件。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景
围绕究竟如何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威廉·布兰森、阿尔文·克兰沃里克、阿维·纳什迪克西特三位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讨论。廉·布兰森和阿尔文·克兰沃里克认为，由于产业差异较大（如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等），泛泛地讨论“美国贸易政策问题”毫无意义，因此决定了贸易与产业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他们同时指出，美国的贸易政策的反应性模式不仅造成政策制定缺乏针对性和理性，而且使得研究者无法准确地评价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持有相同的观点，并就经济政策的一些原则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与市场参与者私人进行的获利可能性的计算差别问题；二是所提出的政策是否就是解决当时问题的最好方式，或许还有其他更好的措施。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认为，转移利润的观点只在少数的产业中才显得重要，通过贸易政策获取租金的情况因产业而异，贸易政策也并非达到转移利润目标的最佳方式。对此，贸易政策的有效性、政策机制的作用、国际谈判中的战略三个问题应提上研究日程表。
总而言之，这些学者对贸易与产业政策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为完善新的贸易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性思考。读完本书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因产业而有差异，其效果存在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效应甚至“反噬”作用；二是发达国家所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较大的差异，与本国政府的贸易观念、政策制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等密切相关；三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产业的选择和成效评价有较大的争议，很难准确评估有效性。
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政策理论和实践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古典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经济分析日益脱离实际，而且贸易政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重新思考贸易政策的框架也愈发重要。但是，围绕美国实施的贸易政策，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争议和批评的声音。本书的讨论是公开性、开放式的，保罗·克鲁格曼也汇总了四种政策建议，既有支持派、反对派，也有谨慎派。本书的研究始于2008年，正值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如今，在世界贸易格局加速演变、各国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这类政策无疑会深刻影响未来世界贸易的发展。
2016年9月4日至5日召开的G20杭州峰会通过《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旨在“促进贸易开放和一体化、支持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升级”的综合性贸易增长方案。统计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98倍，成为拉动世界贸易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无疑中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
面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脱轨和扩张，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担忧，并公开呼吁和捍卫自由贸易。曾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第一副总裁的“世界贸易捍卫者”——安妮·克鲁格在2020年出版的专著《国际贸易：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事》一书中写道，“贸易保护措施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贸易造成的破坏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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