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年轻人主动申请延期毕业，以换得更好的升学或就业机会。 （视觉中国/图）
2022年7月，毕业狂潮轰烈滚过，1076万毕业生走进社会，大学校园重新变得空荡。对于应届毕业生韩悦然来说，学生生涯却并未告止。四个月前，她向学院递交了延期毕业申请书，延长学生身份半年，同专业的同学里，她是唯一选择主动延毕的人。自20世纪末国内研究生扩招以来，硕博延期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教育在线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硕士延期毕业率达到10%。只是，和被迫延期的毕业生不同，韩悦然的毕业论文早已写完，毕业只差临门一脚。在前一年的校招中，她斩获了一些工作机会，但是不算满意。“就业市场环境并不好，我不想为了就业而就业，随随便便找一个工作。”她说，延毕是想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清华大学博士生曾克对这种喘息的需求再熟悉不过。2020年，为了更充分地准备后一年的博士申请，他将原本两年的硕士学制抻长到三年。回顾十八年求学生涯，他发现中间没有任何停留的时刻，“整个人非常疲惫”，几乎没有休息的机会。“这个休息当然不是简单地说我玩一两天、出去旅行。”曾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而是说，一直没有时间让你整个人是放松状态，可以不用去想、去竞争，不用和别人比较，不用想未来岗位如何，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曾克统计过，班里的博士同学，三分之一到一半都不是一路直升上来的，多多少少有过中断的时间。尤其有些硕士在英国就读，学制只有一年，不可能刚入学就准备申博，“自然而然中间会有Gap Year（间隔年）去准备申博的事项。”有人在微博上感慨：“为什么我们东亚做题生的人生中就没有Gap Year呢……感觉自己的一生就像那只不能落地的小鸟，不知道被谁拧紧了发条，不停冲冲冲，冲到撒手人寰那一刻。”在这个1076万人的毕业季，一些人试着把发条拧松，将思考未来去向的脚步放缓一些。
2017年，还在天津某985高校读本科时，曾克便将大三所有的时间投入在考研上，他的本科专业是国际关系，考研目标是北大的新闻传播学，属于需要补课的“跨考”。升学之旅漫长得像一段马拉松，2018年3月，结果才尘埃落定。曾克几乎是没有休整地，立刻为自己安排了一段长达五个月的互联网实习。他说，这段实习的唯一收获是，“自己不太适合互联网公司的生活节奏。”对于学制两年的硕士研究生来说，研究生生涯像一张箭刚上弦就要立刻射出去的弓：前一年，还是一名新生；一年后，毕业季已经迫在眉睫。曾克的紧迫感是在研一下学期到来的，那时，身边的同学已经开始疯狂实习，为秋招做准备。曾克也开始海投实习简历，互联网、媒体，几乎无所不包，他把互联网教培和公立学校教师作为求职目标，同时准备读博士研究生的申请。他一瞬间有点恍惚，“我感觉自己刚刚本科毕业不久，怎么又开始这个阶段了？”他硕士只学习了一年，学术储备不太够，那一年博士申请季，结果不尽如人意。2020年寒假，北京疫情反复，曾克觉得压力聚到了顶点，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延期毕业吧？曾克向导师表达想法，导师问，你觉得你延毕之后会不会变得很快乐？会不会心理上放松一些？如果你觉得快乐，你就去做。曾克和身边朋友聊起延毕的话题，对方的话让他深受启发：“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工作，你未来三四十年不用干别的事情了，就是工作。如果你现在还有时间选择停留，没有必要那么着急，下意识一定要让自己怎么样。”在国外，间隔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文化现象：年轻人在离开校园之后、踏入职场之前，做身份转换的各种调试。但在上海某211大学毕业生汪茜雨看来，间隔年显得奢侈而冒险。2021年秋天，汪茜雨顺利得到一家心仪大公司的录用。隔年3月，对毕业生活的美好想象却被骤然打破——企业突然毁约了。那段时间，公司毁约应届生的新闻并不少见，汪茜雨没想到还没毕业就遇上了行业危机。她无奈重新汇入春招的洪流，拿到的几个offer都不甚满意，她不想凑合，索性延毕一年。一位与汪茜雨情况类似的应届生申请延毕后，几乎所有老师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解：你拿一个硕士毕业证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要拿这段时间去赌不确定性？但在她看来，“有硕士毕业证，不如有一个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汪茜雨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在不缴纳社保、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条件下，能保留应届生身份两年。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公司的校园招聘对毕业时间都有一定限制，所谓的两年应届生身份，只有少部分国企或体制内单位接纳。孙涵对此深有体会，她是广州某985高校法律专业硕士，在考公上花费了两年。她所在的法学院，光她知道的主动延毕生就有七八个，大家延毕的原因基本一致——考公。“这两年法学院的毕业生非常执着于考公务员。”2021年的整个求职季，孙涵只参加了国考、广东选调、广东省考和深圳市考四场考试，接连败北。4月中旬，国考面试确认未通过后，她没有提交3月就写好的毕业论文，迅速走完了延毕流程。孙涵说，自己对公务员有执念，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同时担心，如果毕业后全职考公再次失败，失去了应届生身份，转投其他行业的机会也会缩减。各种考量下，延毕成为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在孙涵、汪茜雨所在的学校，延毕生可以申请住在宿舍，一年只要交一千多元的住宿费，远远降低了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在校生的身份保留，延期后可以继续刷实习，扩充履历；校园里的图书馆资源，也为考公提供了便利。种种条件都有利于积累“就业资本”。
曾克统计过硕士班三十多位同学的就业去向，发现三分之一投身互联网，三分之一流入体制内。对于一些热衷进入互联网的应届生来说，几段大厂实习经历是标准的敲门砖。因此，一些人选择延毕，为自己的简历增加筹码。2021年，刚加入秋招战场时，韩悦然的简历上只有一段教培创投公司的实习经验，勉强与互联网搭边。韩悦然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英语相关专业，读研时突然心生厌倦，“一想到翻译就头大”，于是，她把求职目标定为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经理岗。韩悦然觉得，互联网是一个“nice to have”（不错）的选项。相比于传统行业，互联网相对年轻化、管理扁平，行事风格快捷利落。前些年，行业开疆拓土，“大力出奇迹”，给应届生开出的薪水，“第一年就能达到传统行业几年后才能赚到的钱”。尽管后来互联网裁员风波不断，韩悦然仍然相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孙涵所在的这所985大学，法学生最好的去处是顶级的红圈律所，起薪能到两三万一个月，但竞争激烈，应聘成功者大多从毕业前半年到一年就开始提前实习，争取留用的机会。这些机会仅仅属于少数人。研一之前，孙涵在律所、法院都实习过，最后把目标定为检察院这样的单位。孙涵的三个室友都是三年学制的研究生，因此她延毕后依旧住在原宿舍。进入9月，整个宿舍都放弃了“金九银十”（九、十月是人才招聘旺季）的秋招，加入行测、申论的刷题大军。有人形容，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主动延毕，就像是高考复读，带着不确定性和为之耗费的时间成本，并非所有人都有勇气再来一次。汪茜雨来自农村家庭，家里还有弟弟妹妹，经济状况不算好，赚钱回报家庭对她来说“很迫切也很重要”。但考虑到长远的职业发展，她不想草草加入一个自己不满意的公司。“我觉得第一份工作影响还是挺大的，我没有那么多的试错成本，将就一个就算了，爱行行，不行拉倒。我必须找一个看上去肯定行的路。”汪茜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看上去肯定行”的道路如今暂时对孙涵封闭。2022年1月，确定无缘体制内的孙涵参加了春招，陆续拿到了不少的offer，她挑了最满意的一个，打算去一家公司做法务。回想2021年的求职生涯，孙涵觉得自己在求职策略上有失误，她几乎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考公这一个篮子里，没有将风险均摊到国企、私企等其他选择。考公失败之前，她的学业顺风顺水，很少有挫败的时候。孙涵很庆幸当时选择了延毕，延毕考公带来的心智成长，让她放下了执念。“最近大家都会说，2023年的就业行情或许不如2022年，压力会更大。但是我一直觉得，虽然就业市场环境变了，但我也不再是2022年的我了。”汪茜雨相信，即使现在面临比2021年更艰难的就业环境，她也能拿到更好的offer。
延毕后，曾克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房住。他家在天津，学校在北京，有事来回也方便。他每天的日程相对固定：八九点钟起来，做一顿早午餐，其余时间自由支配；下午四五点，母亲做晚饭，他带弟弟到小区里玩三个小时。他说，那一段时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的快乐”。2020年，曾有做社会调查的高校学生找到曾克，想就“城市蹲族”现象对他做访谈。“城市蹲族”指的是受过良好教育，毕业后躲在大城市出租屋，过着吃、睡、打游戏等隐居生活的一类人。他检索“城市蹲族”的定义后，直接拒绝了。他觉得，延期毕业不应该被污名化。如今曾克更多感受到延毕那一年给生活带来的某种修正。确认延毕后，他开始读《经济学原理》之类的书，想探索博士阶段研究传播经济学的可能性。没有琐事缠身，也没有科研压力，曾克利用那一年积攒了一些论文，申请博士时，这些待发表的文章提供了助力。他说，转学新闻传播后，阅读书目大多偏实用，很少涉猎经典原著。2020年，适逢美国大选，曾克捧起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这是一本对1940年代美国大选进行民意研究的经典专著，顺着这位学者近百年前的思路，曾克试着理解其中媒介研究的逻辑。“社会节奏是很快地往前推进的，但这一年时间，真正有时间让自己停留下来，做一些不用那么着急、不抱有目的性的事。”但脱离了“2020应届毕业生”这个集体身份，曾克仍然感受到延毕带来的落寞。“这种落寞感不是来源于别人都有毕业去向了，我没有去向，而是想到，等9月份再回到学校，周围熟悉的同学都不在了，我要和下一级的同学放到一起了。”2021年，等曾克从北大毕业，曾经的同窗已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一年，没有体会到毕业的“集体感和仪式感”。读博后，课业和论文压力依然存在，“但延毕那一年，把生活里一些该享受的东西都已经享受过了，现在再面临很多挑战，心里会更安稳、平坦一些。”曾克说。因为延期毕业，韩悦然和父母大吵了一架，“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家？”她把延毕的种种好处细致地和父母掰扯，父母最终同意在延毕文件上签字。即便坚定地做了这个选择，韩悦然仍有过独木桥的战战兢兢感。毕业前夕，她害怕同学们的毕业氛围过于欢快，搬到了学校外面住，互联网实习工资高，但北京生活成本不低，她负担自己60%的生活费。韩悦然回归了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2021年秋招时，她一边实习继续填充履历，一边忙着找工作，还要为毕业的事焦头烂额。现在她可以专职实习，没有学业压力分散注意力，尽管实习有一定压力，但都在可化解的范围之内。周末，她上跆拳道课、去公园散步，以前这些活动“只是为了填满时间，不让自己去想其他的事”，延毕后，她才真正享受到它们的乐趣。不过，韩悦然最近陷入了新的迷茫，她在互联网大厂的实习要持续到9月，答应接受采访的周五晚上，由于工作没完成，采访时间一拖再拖。她说，当她投入互联网人的生活节奏时，有时候也觉得“看透了”，这份曾经无限向往的工作展现了令人丧失激情的一面。她觉得自己有些骑虎难下。互联网实习占据了她简历里的几乎所有篇幅，她很难放弃这个行业。延毕期间，导师给她介绍了一份国企的工作，面试时，HR认为她选择延毕，颇有主见，录用了她。最后她拒绝了这个工作机会。那之后，她做了一个噩梦，梦里她去了一家互联网和国企双重模式叠加的公司，KPI累人的同时，还要做很多流程化和事务性的工作。在采访的尾声，她略带迷茫向南方周末记者咨询，是否还有更理想的第三条路。她试着探讨媒体行业的可行性，最后得出一个消极的结论：“现在我也不可能从头开始去媒体实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