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入贫困的女孩:上进心,成了我负债的开始
大家好,我是田静。
上进、提升、赚钱,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美好心愿。
但它也可能被利用,化作一个名为「报班考证」的陷阱。
最容易掉进去的,往往是挣扎在温饱线上,渴望更多收入的女性——
宝妈、学生、失业者……
越上进、越贫困,成了她们挣扎不脱的真实困局。
“最适合女生做的职业”
数不清多少次,刘婷在互联网上刷到职业培训的广告。
但没有哪一个,像“健康管理师”这样诱人:
行业缺口巨大,择业空间高、拿证快;
不限专业背景、收入高、时间自由;
通过考试后,还有千元不等的补贴等于免费学习,最适合女性做。
思考再三,抱着技多不压身的心态,刘婷顺着链接联系到了老师进行咨询,并支付了3280元的学习费用。
这笔不菲的支出,约等于刘婷一家四口2个月的生活费。
这也是刘婷在自己身上,花过最大的一笔钱。
30岁的她,生活在辽宁小城,有2个孩子,是个全职妈妈,也是新闻里“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中的一员。
为了赚钱,这些年刘婷做过微商、卖过衣服、干过饭店的备菜师傅。
但因为高中学历,加上要照顾孩子,她的职业生涯始终在打零工里转悠。
刘婷想免费学习拿下证后,像广告里那个宝妈一样创业,“有钱后就不用看人脸色了”。
和刘婷一样,邹雯雯也被“最适合女生做的行业,月入过万”这样的培训广告话术吸引。
25岁的邹雯雯来自四川,大专毕业后来到广东打工,目前在东莞一家小工厂做跟单员,每个月工资5000元,缴纳房租后所剩无几。
看着网上同龄人副业做得风生水起,买了房和车,她决定把“干副业”提上日程。
她尝试过发传单、送外卖,工资日结且劳累,“离财富自由远得很”;
拍过短视频,但生活着实没什么可拍的,只能后知后觉翻拍段子,粉丝一直在个位数徘徊;
还做过枪手写评论,但入行门槛低,干的人多,很快就失业……
副业失败后,邹雯雯想了很多。
她最后总结出一点:这些兼职谁都能做,很容易被取代,“你想想,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很快就被取代了吗?”
她被“配音”课程吸引了。
广告里,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对着话筒录音,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你也可以和我一样,靠声音赚钱”。
另一边的课程顾问则将机构里成功案例发给她,承诺“我们是大公司”、“还提供兼职平台”。
邹雯雯支付了6980元的学费,如同购买了一张未来理想生活的入场券。
△“教务老师"信誓旦旦保证月收过万
大学在读的胡静则为这张“入场券”花了3500元——她在一所民办高校学文秘专业读大三,面临着就业压力。
胡静看到了广告里关于心理咨询师“不用本专业、可兼职”的介绍后,决定考下相关证书,为找到稳定工作增加砝码。
“以后做心理咨询师按小时收费多好,实在不行还可以做社工、当幼儿园教师,证书都是加分项,生孩子后也不容易失业,有证总比没证好。”
此外,PPT设计、剪辑、手绘、写作等等工作,因为工作时间自由、可以居家办公且时薪高,在广告里都被誉为“最适合女性”的职业,吸引了不少想摆脱经济困境的女性报名。
上进,坠入贫穷的开始
但购买了昂贵的“入场券”后,等待她们的并不是美好生活,反倒是更沉重的负担。
邹雯雯发现,买课后,自己的生活更糟了。
在录音行业,如果想要录制优质的作品,除了本身声音要足够优秀,还需要优越的录音环境。
她在广告视频里看到的配音年轻女孩,她们所在的专业录音棚,在东莞当地租赁,每小时要花300元左右。
△某配音课的宣传
如果还要自行购买设备,最便宜的声卡需要数百元,还需要配备能后期制作录音的电脑。
对支付了昂高学费的邹雯雯来说,这无疑又是一笔巨大开销。
但为了能够从事心仪的行业,邹雯雯咬牙置办了设备。
刘婷也感到自己的生活质量在决定报班后断崖下跌。
自从决定好好复习考试营养师证之后,刘婷每天需要抽出2个小时打卡、学习。
为了通过考试,刘婷不得不减少了兼职频率,收入锐减,“夏天走在路上,3块钱的饮料都舍不得买”。
邹雯雯、刘婷原本只是想通过上进学习改变贫困的现状,没想到“上进”成了她们坠入贫困的第一步。
在《东京贫困女子》一书里,作者中村淳彦也提到了“上进”致使女性贫困的原因:
「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贫穷的人们不会去思考其中的原因,反而会着魔似的浏览那些印着各种职业资格的免费传单。然后,他们会为了取得那些难度较低的资格而开始学习。学习自然会花费一定的费用和时间,所以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窘迫。」
同时中村淳彦也提到,学习并不能改善贫困女子的境遇,“即使学有所成,取得了相关的资格证,能从事的也只有不存在生产行为的事业,想要逃离贫困,依旧是希望渺茫。”
△纪录片《调查报告:女性贫困—新连锁的冲击》
学有所成但无法从事相关行业,也在邹雯雯们身上得以体现。
邹雯雯准备从事配音时才发现,“这个行业看人脉、看天赋”,而这两个决定性因素是靠培训无法获得的。
另外,配音行业已高度饱和,许多科班出身的,就是因为找不到就业机会,转行成了培训机构的老师。
邹雯雯作为非科班出生、只上了几节网课的人,连试音的机会都无法得到。
而胡静则发现,自己报名的是“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而不是她认为的“心理咨询师从业资格证”。
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能证明她上过相关的课程,并不意味着她能够从事相关行业。
“就好比我想到当医生,应该去考取执业医师证,但现在我被培训机构叫去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对方发给了我一张结业证书,只能证明我学过内容。”
刘婷也遭遇了“证书贬值”。
她苦心复习3个月,才发现自己报名的也是培训类课程而非从业资格,自己也没有资格报名健康管理师考试,满脑子都是“上当了,补贴拿不到手了”。
或许时间会抚平时间花费和财力成本带来的短暂贫困和心理落差,但报名考试的女性们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难题——贷款。
当邹雯雯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声音变现时,已债务缠身——
她无法一次性支付6980元的学费,根据老师的提示办理了分期贷款,分12个月还完,每个月还款约600元。
此外她用小额贷款分期购买了声卡、电脑等等设备,每个月还款约在1000元左右。
但课程顾问却拒绝了邹雯雯的退课申请,推脱为她自身能力不够,甚至还给她推荐了更为昂贵的进阶课程,鼓励她坚持学下去。
“这背后和职业教育机构急功近利离不开关系。”在媒体工作、跑教育线的蒋珊说。
这几年蒋珊接触到过许多类似的维权投诉,其中大部分女孩都带着想改变当前状况、提升自己的愿景报名学习,但最后都事与愿违,越来越贫困。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在线职业培训机构的初心不是帮助更多女性提升,而是将女性的焦虑当作切口,进行用户收割。”
蒋珊解释,许多职业教育公司在课程上花费最少,甚至有一些在线职业教育公司往往会花数万元制作一套录播课程后,便疯狂开始售课。
这些公司为了收割更多女性收取学费,会根据当下热点密集的制作、投放广告引起女性共鸣。
比如全职妈妈在乎收入,大学生在乎就业,并以此为蓝图给许多渴望改变生活的女性造梦。
造梦需要不断地广告洗脑,营销费用贵,导致职业教育机构现金流吃紧。
为了缓解现金流难题,不少教育公司会和小额贷款公司合作,“学费贷”的形式将回笼学费,随后投入到更猛烈的营销中。
因此,不少学生在同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协议后,也同金融机构签订了借贷协议,“学校招了学生,学生通过金融公司贷款支付学费给学校”。
这也导致了三角债的产生。
一旦涉及到退款,就得学校先同意,然后学校再将剩余的钱给到学生或者金融机构手里,才能解除贷款。
对于培训学校来说,退款注定是一件难事。
于是,贷款成了压在这些女性身上、难以推翻的大山。
为了偿还每个月的贷款,邹雯雯、刘婷不得不寻找一些日结、简单的工作兼职来解决眼前的债务和生存危机。
但这些兼职往往重复、琐碎,没有上升空间,收益依赖于时间堆砌,收入微薄。
她们又进入了焦虑,开始谋划如何通过副业开始改善生活。
而这,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头。
如果你经常上网,对培训广告肯定不陌生:配音、心理咨询师、营养师……
在那些视频里,普通人离高薪收入只差报名和上课的距离,好像只要购买了课程,就能轻松月入过万。
培训广告构建的蓝图,吸引了许多在职场处于弱势的女性。
她们因为性别歧视、母职惩罚,只能在职场底端或者零工中打转,收入也只够温饱。
为了摆脱贫困,她们想靠报班考证改写命运,没想到在贫困陷阱中越陷越深,难以抽身。
在《东京贫困女子》中,作者中村淳彦记录了许多致贫的故事及原因,包括债务、原生家庭、疾病、离婚等。
但无论什么致贫原因,生活真正跌入谷底,都是从没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开始。
与「稳定收入工作」相对的,是非正式雇佣,即“临时工”。
不少跌入考证陷阱的女性,做的多是这样没有上升空间、随时可能离职的琐碎工作,收入远比平均收入低。
这也侧面说明了一份好工作对于女性的重要性。
女孩们,如果想要跳出“越努力,越贫困”的怪圈,你就得像大多数男性那样,努力去从事那些看起来门槛高,但可以参生产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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