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调研路：寻找中国经济的痛点和药方
2023年上半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一直奔波在调研的路上。“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带着这些问题，张燕生深入调研了几十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企业。
在1997-1998年中国经济面临较大变革的关口，张燕生也曾这样奔波于各地，在调研中寻找中国经济增长解困的方案和思路。
2023年年中，中国经济驶入了“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恢复期，新的挑战不断出现，旧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对于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的讨论开始频频出现。在大兴调研之风和经济需求的双重动力下，中国的经济研究者、行业协会等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各个侧面进行广泛而全面地调研。这些调研成果，一些将变成学术成果进行发表，一些则将形成材料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其中一些调研本身即为相关部门的“命题作文”。
与宏观数据清晰的弧线不同，经济研究者的视野中，地方政府、企业主体呈现了更多的侧面，既有正在大幅度增加投资的“新国企”，也有“拼命补订单”的中关村科技企业，这些主体所面临的问题也五花八门，各有侧重，但其中仍有大量共性的问题：应收账款、国企体制机制限制、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等。
经济观察报记者对话数位身处调研一线的研究者和机构人士，透视中国企业的痛点与现状，关注它们的期待与挑战，试图为中国经济的未来，记录下可行的路径。
2023年张燕生在基层调研时听到了一句他颇为认同的话，“三年新冠疫情的影响，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恢复百业。”在他看来，现在企业缺钱、老百姓缺钱、地方政府缺钱。缺钱意味着缺投资和消费需求，缺有效需求就会导致经济恢复缺少内生动力。
2023年，张燕生先后就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等问题展开调研，调研过程中，企业向他强烈反映了一个问题，那便是一些看起来没用，但是涉及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科学、基础技术问题，亟待解决。
张燕生表示，基础研究是增长的最终源泉，不解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科学发现以及技术发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等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就会被卡住。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张燕生也曾赶赴多地进行调研，他认为，中国政府对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应对非常成功，对短期、中期、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瓶颈判断很准，下手解决问题可谓招招见血。
1997年下半年，顶层形成基本判断，即这场危机对中国影响非常严重，对中国和整个亚洲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因此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从1998年2月份开始，相关部委没过春节，开始就扩大内需发力，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启动一批基础设施项目，顶住危机冲击。
1998年2月开始，有关部门夜以继日做出了应对方案，3月开始启动项目，当年10月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派了31个项目工作组，赶赴31省，专门就项目的合规性、项目的资金是否到位以及项目是否真实启动这三方面的问题展开督查。
张燕生是其中一个稽查组的带队负责人。彼时，稽查组需要到具体项目的现场，深入调研项目招投标、项目监理责任制以及项目法人责任制落地的推进情况等。稽查的目的是想弄清楚，财政的钱、商业银行的钱和政策银行的钱到位没有？交通、堤防、粮库、市政建设等所有项目开工情况又是如何？
有一件事令张燕生印象深刻。
他调研时发现当地一家商业银行一分钱没出，该省商业银行行长对张燕生说：“我们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要坚守商业规则。”该商业银行行长表示，不能再不顾一切去搞一大堆不良债，使其陷入困境。
张燕生回到北京后汇报此事，相关领导说：“他们说得对”。因为，商业银行就要守商业的底线。
张燕生说：“这里头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1998年-2002年之间偿还了大量基础设施的欠账、市政建设欠账、生态欠账、国企改革欠账，方方面面都有了极大的改进。所以中国在2002年完全进入到黄金期。”
历经这次危机应对，从1998到2002年四年间，中国兑现了人民币对世界不贬值的承诺，稳定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货币贬值竞争，推进了银行市场化改革，撬动了数以万计的国企三年脱困，以及生态改善和基础市政设施完善。2002年开始，中国加入WTO，正式迈入从2003年到2012年10年之久的增长黄金期。
温故而知新，张燕生认为，这次应对经济困境，就要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短期、中期、长期存在的问题开刀，这对未来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前行有非常大的战略和现实意义。中国更需要为高质量发展构筑一个新的发展基础，包括应对科技创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阻力。
怎么能够走出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困境？或者更长期的经济发展困境？张燕生说：“在这个大浪淘沙的时代，要痛下决心，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按照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往硬科技、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转型，而不要以GDP增速论英雄。现在，中国什么问题是骨头、是改革障碍、是发展阻力、是发展痛点，就冲着这些问题去突破。”
朱昌明已经不再接身陷困境的老国企的单子了。“企业到了生死边缘才想起深化改革、业务转型，我也没办法。我们只是外因，最多做到锦上添花，雪中送炭那太难了，咱都是普通人，没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当然，免费的咨询朱昌明一直在做，能帮一把是一把。
长期以来，为多家央企子企业、地方国企提供改革咨询服务的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昌明，目前正在为数家国企筹备新一轮三年改革的方案落实细项。2023年以来，他频繁奔走于20多个城市中，对接了40-50家国有企业。
以往，按照传统模式，不会有这么多的国企向朱昌明伸出橄榄枝。从企业发展的固有套路来说，往往都是设立公司，然后招兵买马发展，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受传统体制机制严重束缚的国企，对改革的需求没有那么迫切，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做改革。
但如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已经达到稳定的水平了，很难再有过往的黄金期。包括建筑业在内，传统产业的企业、人员和资产，必须要转型升级，这将是一个大课题。
最近一个月来，战略性新兴领域的国企频繁邀请朱昌明去企业内部讲课和咨询，朱昌明也越来越喜欢和这些产业的国企打交道，在他们身上，朱昌明看到国有企业家们想做一番事业的激情，其中上海一家做卫星通讯的国企让朱昌明印象深刻，这家企业告诉朱昌明，他们未来将会发射上万颗卫星。
朱昌明表示，国资央企确实在加大投资，投资的范围聚焦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投资对于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来说，国企必须要靠得住，国企如果不顶住，不借钱不投资不发展，这一轮冲击会更大。
但在新兴的投资领域，国企体制机制和政策之间的协同问题也需要解决。有企业对朱昌明说，为了拉动经济，鼓励企业应投尽投，但是考核的时候，对有风险的投资查得很严。针对高溢价和一些投资并购，过往几年出问题的都要倒查。这样的要求固然有道理，但是有时也会让一些国企投资时打起退堂鼓。
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已经启动，朱昌明认为，国企作为老大哥，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要给业务，也要给资金，只不过得按照市场化方式来操作，而不是拉郎配、行政式。
按照规划，新一轮国企改革，将就市场化重组整合发力。除了央企内部重组整合，朱昌明认为，央企与民企之间的重组整合也是一个导向。
他说：“民企现在没信心，如果都是国企自娱自乐肯定不行，很多民企业务来源都是国企。因此，未来的重组整合不要理解成收购控制，而是国企引领带动民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合作上有协同突破才可以。”
朱昌明发现，还有一些地区的国企，将目光放在了资本市场上。
一些地方人士见到朱昌明时，向他介绍，自己所在省份的每个区，都设立了一个目标，那便是拥有自己的上市公司。
对此，朱昌明认为：“我们的改革，资本市场要服务实体经济，但不能光想着去里面圈钱，而且资本市场也需要进一步激活才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中关村的“烦恼”
2023年上半年，中关村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前来调研的政府人士、学者。他们想看看，在这个中国科技、产业最前沿的区域，企业家们正在关心什么？面对什么？担忧什么？
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郭伟琼帮助其中一些来访人士协调了对企业的调研，她说，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新能源等企业是最受调研者关注的一批企业，这些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成长的烦恼”，一家医药企业告诉郭伟琼，在目前医药反腐的高压态势下，“想做点什么事情都特别难”；一家自动驾驶货运企业则苦恼于地方政府的标准不一，一辆车从东开到西，要面对多个省份不同的政策要求。
总体来看，作为科技企业最为集中的区域，中关村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活力。郭伟琼观察到，由于大部分科技企业所处行业仍在高速增长周期中，过去两年积压的项目在今年迎来了集中爆发，市场拓展成为了第一要务，企业的负责人奔波于各地的项目签约、战略合作之中。
“一些企业拼命去抓订单，但效果怎么样，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郭伟琼说。原因是，很多协议仍然是框架性的，真正能够带来多少营收，还要看执行情况，“等到四季度，可能就能看出这些项目到底落了多少？赚不赚钱？”
郭伟琼所在的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是一个由中关村上市公司发起成立的全国性社团组织，过去5年中，这个介于民间和官方的协会参与了一件大事：帮中关村企业要账。
2017年，郭伟琼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提及应收账款增加的麻烦，郭伟琼的团队利用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做了研究，发现中关村的上市公司正在面临每年接近20%的应收账款增长压力。中关村不仅是科技企业的集中地，也是民营企业的集中地，因此，更早地显现了账期压力的问题。
从这一年开始，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每年都会发布中关村上市、挂牌企业的应收账款情况，同时给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北京市的相关部门也开始和协会建立联系，每年从协会获取相关信息。2021年，中关村的应收账款问题被北京市领导关注，北京也由此领先全国的开启了清理应收账款的行动。
2021年，北京市相关部门找到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以调研问卷的形式摸底中关村企业的应收账款情况，郭伟琼印象深刻，问卷内容具体详细，细化至同一客户不同批次合同的欠款金额。摸底后，政策推动下，北京市国资系统直属企业拖欠应付账款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部分缓解了中关村的压力，2021年中关村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增速出现放缓迹象，特别是新三板上的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占营收比例下降了5%左右。“但是北京市直属企业的欠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多的还是来自大型央企、国企甚至地方政府的欠款，这些都是难以协调解决的。”郭伟琼说，在调研中，郭伟琼发现在政府介入后，一些大型集团也开始用一些方法更隐晦地拉长账期，比如在招标时就人为设置一些要求，或者延迟签约，要求做完项目再签约，或者做完项目先不验收……
在最近有关应收账款的调研中，郭伟琼发现地方政府正在成为最麻烦的欠款方，这些项目往往金额庞大，对企业的资金压力非常大，“所以今年很多企业在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时候，会有所挑选，倾向于和长三角等财力较好、政府信誉较高的区域合作”。
在今年5月的一次有关应收账款的研讨中，有些企业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能不能够先给地方政府发个什么债，让他们先把钱还了。
“我们也在探索一些新的方式方法，有些企业还提了一些挺创新的建议，比如地方政府欠钱的话，企业可不可以去当地落地设厂，然后用诸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形式，抵扣政府的欠款，当然，这些都还是一种摸索。”郭伟琼说。
房地产“药方”
作为国家住建部的顾问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况伟大，已经研究了24年的房地产。他曾参与多项房地产政策的讨论研究，并带领自己的团队，定期发布相关指数，为决策提供参考。
况伟大回忆道，十年前，国内主要防范住房泡沫，怕泡沫胀破，现在和过去不同，现在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在这种新阶段和形势下，从怕它胀破，变成怕房价跌破。一旦跌破，就可能发生大量房贷违约，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银行金融风险、信用风险，甚至资本市场也会出现风险。
近年来，根据况伟大的观察，房价下跌的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放缓以及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消费者的预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对整个房产市场比较悲观。
想要改变悲观预期，况伟大建议，可以采取更积极、放松的房地产政策，进一步明确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况伟大在专注做两件事。一件事是住房的可支付性问题，每年他的团队都会发布中国135个城市的住房可支付指数，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和部委都会对此数据保持关注。
另一方面问题是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所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况伟大说，首先要客观认识房地产行业，认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认识其发展的阶段性和周期性，不能走极端化。调控固然需要，因为任何行业都需要调控，但是不能想着为了发展其他产业，就消灭另一个产业，产业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房地产业也不是被打压的对象。如果认识不到位，很容易导致风险，产生极端情况和极端风险。
面对中国房地产业的问题，张燕生也曾多次前往基层，实地考察县域、乡镇、村落的情况。
通过调研，张燕生发现，中国新型城镇化有两个短板：一个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大城市病问题。他说：“大城市病的问题和痛点中间，蕴藏有巨大的商机。因此，需要推进高质量发展，重振新型城镇化建设新格局。”
另一个是小城市、小城镇发展要严重滞后于它的合理界限。现在，小城市和小城镇涉及投资缺口的规模非常大，亟需一个好的契机和抓手进行高质量转型。
张燕生认为，现在是解决这个短板最好的时期。因为中央有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加持，落地战略的同时，需要把超大、特大和大城市三个层面的城市更新，搞好新市民化和城中村改造，与搞好小城市和小城镇化目前的城市化综合治理建设相呼应，便会形成多个新的增长点和新增长极。总之，三、四、五线城市的现有房地产存量，与其把它作为包袱，不如把其变成优良资产来重新规划设计。
张燕生认为，应该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市民化，进行城市更新，将房子的三个属性：金融属性、商品属性、社会属性归位，建立起房地产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如此，中国便不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危机，不会出现因为房地产而导致的整个经济和债务危机，而且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张燕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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