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德国核电政策：摆脱“核恐惧”还是拥抱“伊甸园”？

当地时间2022年7月11日，德国卢布明，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接收压缩站。

天然气危机与核能窘境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6月以技术问题为由，将北溪1号每天的供气量减少60%。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拉响了德国天然气的警报。据德国管网局主席穆勒（Klaus Müller）的估计，该国的天然气价格很有可能增加至少3倍。此外，2015年巴斯夫集团在一项与俄罗斯工业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将旗下西欧最大的天然气存储设施（位于下萨克森州的Rehden）转让给了俄罗斯能源巨头的子公司Astora。该设施占德国天然气总储存空间的五分之一，能够提供大约200万个户家庭一年的天然气消费。也就是说，德国天然气供应的两大命脉都控制在了莫斯科手中。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急于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尤其是对俄的天然气进口依赖（占了德国总天然气消耗量的55%）。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能源短缺危机。近几个月来，德国国内关于暂停核电退出的声浪此起彼伏，该话题也一直占据着德语媒体的头版头条。

2011年，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以后，时任总理默克尔决定加快德国退出核电的计划，迅速将7个核反应堆从电网中剥离。2021年年底，德国关闭了剩余6座核电站中的3座。今年年底，最后3座核电站也会脱离德国电网。民调机构Civey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核电是安全的、碳中性的和高效的。70%的德国人赞成保持现有核电站的运行。只有在绿党选民中，多数人（56%）赞成关闭德国的核电站。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行动部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做了一个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为了弥补天然气的短缺，扩大煤电厂的产能，但是，核电退出德国电网的计划不变。燃料棒耗尽，不可能短时间得到替换；核电站的运营方式也已经进入了退出核能模式，延长核电站运营的风险是未知的。这些都是他拒绝延长核电站运营时间的原因。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库比奇（Wolfgang Kubicki）严厉地批评道，“绿党对失去面子的恐惧显然超过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经济活力的责任。”

最近，欧盟议会刚刚宣布，将核能和天然气都视作绿色能源。在有些评论家看来，这是德法政治交易的结果，即“我保留我的天然气，你保留你的核电站。”肖尔茨和哈贝克将其能源转型战略建立在天然气这一过渡性的清洁能源之上。马克龙则将核电视为未来清洁能源的最重要组成，他希望在2050年前新建14座新的反应堆。两国都需要这样的分类以满足未来各自能源发展的需要。

耐人寻味的是，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德国作为反核先锋立即在欧盟提议制裁俄罗斯的核技术与核燃料进口，与其在天然气制裁上的暧昧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项提议最终并未在欧洲议会获得响应。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欧洲的核燃料和中东欧的核技术仍然依赖俄罗斯。虽然欧洲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大幅领先于俄罗斯，但商业核技术是一个例外。现在欧盟国家共有18座使用俄罗斯技术的核反应堆在运行，它们分布在保加利亚（2个）、捷克（6个）、芬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21年的一份报告，保加利亚的核能发电量占其总发电量的40.8%，捷克共和国为37.3%，芬兰为33.9%，匈牙利为48%，斯洛伐克为53.1%之多。西方和俄罗斯设计的核反应堆有一个最大的技术上的不同，即燃料棒。西方国家使用的是四面体形的燃料棒，俄罗斯制造的是六边形的。燃料棒的转换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这也是大多数使用俄罗斯核技术的欧盟国家不愿意改用西方制造的燃料棒的原因。另外，根据根据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的数据，欧洲国家40%的浓缩铀来自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全世界30%以上的浓缩铀出口来自俄罗斯。由于铀的交付周期较长，欧盟国家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替代的供应商。因此，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尽管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无死角的制裁，却对俄罗斯的商用核技术公司进行了豁免。

虽然德国的核淘汰政策使其对俄罗斯的核依赖远小于其它欧洲国家，但是，德国依然会受到制裁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通过收购Nukem Technologies公司，获得了处理德国核废料的业务。该公司同时也负责拆除德国两座退役的核电站。另外，如果因为制裁俄罗斯的核电技术，导致其它欧洲国家国内大面积的电力短缺的话，德国也会受到间接的影响。届时欧洲的电力价格会飙升至无法想象的水平。

另一方面，今年6月战火中的乌克兰与欧洲实现了一体化。乌克兰的核电站，包括被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不仅向本国提供电力，同时也将大量剩余地电力出口。颇为讽刺的是，乌克兰能源部部长戈鲁申科（German Galushchenko）不久前在德国的《经济周刊》发表了一篇客座评论文章。该文的主旨便是向德国兜售核电。戈鲁申科认为，这是对两国双赢的一笔交易。乌克兰多余的核电能弥补德国电力的短缺，乌克兰则可以通过出售电力获得该国急需的经济利益。此前，德国常年从法国（核电）和波兰（煤电）购入电力。

德国反核简史

1973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了石油禁运。原油价格的暴涨，也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的衰退。不过，这也引发了其后二十年世界能源效率的惊人改善。太阳能电池板也是两大阵营军备竞赛的产物，其商业化是卡特政府推动能源独立的一部分。核电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发电和供暖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法国是核电最大的受益者，核能不仅为该国提供了稳定的电力供应，同时，法国生产每度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远低于欧盟的平均值。

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似乎就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美因茨大学的凯普林格（Hans Mathias Kepplinger）教授分析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媒体对核电的报道。数据显示，在1970年代，核能已经不受德国记者的青睐。德国本土最早的反核运动发生在1968年，与当年遍及各地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不同，对维尔佳森核电站（Kernkraftwerk Würgassen）的抗议最终是以法律途径解决的。该沸水反应堆进入运行以后频繁出现故障，1972年，联邦法院判决该反应堆停止运行。这一判决最好地诠释了1959年通过的《原子能法》中的相关条款，即将促进核技术和保证安全放在同等地位，优先考虑安全。它也成为了日后德国反核运动可以依据的法律判例。

1975年2月，维尔核电站（Kernkraftwerk Wyhl）建设过程中的抗议可以说是德国反核历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该运动最初仅仅是数百名参与者占领了维尔核电站的施工现场。不过，几天之后这一抗议运动就发展到了近30000人的规模。在与警察发生了多次冲突之后，他们在工地建立了德国第一个反核营地。一个月以后，弗莱堡行政法院废除了部分施工许可，并暂时停止了施工。1977年3月14日，同一家法院下令，核电站只有在建造保护罩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施工。由于该项措施大大增加了成本，能源公司不得不放弃了这一项目。

德国的反核抗议无疑是具有强烈左翼色彩的。这一点在1977年布罗克多夫（Brokdorf）和格罗恩德（Grohnde）的建筑工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德国的毛派团体K小组与农民一起用拖拉机堵住了工地进出的道路。由于核电站通常建在偏远地区，它们扰乱了农村生活。与农民一起战斗，阻挡资本主义的侵袭，是符合毛派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赖希哈特（Sven Reichardt）在他2014年出版的《真实性与社群》一书中，使用“温暖”和“冰冷”这对隐喻，从另一角度解释了生态（反核）运动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员，并肩对抗资本主义的历程。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阶级斗争的暖流”铺就了一条通向和谐世界之路，使人从“冰冷”的资本主义中获得救赎。他们将工业技术，尤其是核技术视为“冷”的代表。环保运动适时的进入了这套话语体系之中。绿色能源诸如太阳能、光和风能都是“温暖”的隐喻。德国绿党的党徽自始至终都是一朵向日葵，象征着该党始终朝向“温暖”。“温暖”的绿色能源技术在对抗“冰冷”的传统能源技术时，也在挑战旧的政治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德国的社民党和绿党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反对核能的扩张。一方面，自上世纪60年代起社民党主导了与苏联缓和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该政策的核心是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在内的能源合作，从此也开启了德国对苏联能源依赖的进程。化石能源与社民党利益攸关，核能的扩张直接影响到了社民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反对核电是绿党主要的政治诉求。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灾难性事故，该事故吓坏了人们，使许多物理和化学的门外汉变成了贝克勒尔和铯的专家。无论公众还是媒体，反核的声浪都达到了顶点。不过，当时执政的基民盟并没有将核能退出提到议事日程来。直到2000年，当时的社民党和绿党的联合政府才与德国的能源公司达成协议，逐步关闭核电厂。最晚到2020年所有的核电厂都要退出电网。

默克尔减缓了德国核电退出的脚步。2009年9月，当她开始第二个总理任期时，联合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延长德国核电站的运行时间，最后一个反应堆将在2040年关闭。核电被当时的默克尔政府视为一种实现能源转型所必要的桥梁技术。不过，这一路线并没有获得德国媒体界的认可。根据凯普林格教授的研究，在福岛事件发生的前一年，有85%的记者并不赞同延长核电站的运行时间。一切在2011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的灾难促使默克尔政府大大提前了核淘汰的时间表。虽然德国核反应堆安全委员会曾经出具了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德国的核设施远比福岛核电站安全，“德国发生类似事故的几率极低。”但依然没能撼动该国的核能退出计划。

在媒体的报道中，这种对核电的负面情绪在福岛事件过后达到了顶点。德国媒体很少涉及灾难的具体原因。他们热衷于揭示福岛反应堆灾难证明了核能的普遍风险。该事件后，德国媒体提出的核淘汰要求是英法媒体的9到18倍。在法国，媒体会强调法国反应堆的高安全标准，而德国媒体“被真正的恐慌所笼罩”。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2013年公布了关于福岛核事故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得出了初步的结论：福岛核辐射对健康造成直接影响的可能性很小。2020年，该委员会通过对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夯实了此前的结论。不过，凯普林格教授研究了该报告在德国媒体中的接受状况，发现它“几乎被所有的媒体都掩盖了”。

在德国，以戏剧性的标题和恐怖的图像为主的报道取代了基于数据和事实的分析与权衡。这样的报道不利于对高度复杂的事件作出明智的决定。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前总裁汉布莱希特（Jürgen Hambrecht）在2011年时作为道德委员会的一员，一同签署了关于退出核电的建议。不过，以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当时的决定，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当时，我们只专注于核电的风险，而忽视了能源供应的其他方面。依靠可再生能源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但我们需要稳定的基础能源供应系统，而核电本身就适合于此。”

能源转型的死胡同与核能的回归

核能的支持者文德兰（Anna Veronika Wendland）女士认为，绿党的核恐惧（Atomangst）是完全不理性的，完全是出于他们身份政治的需要，“如果哈贝克打算在2025年作为绿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理。最让他害怕的不是化石能源，而是核能。”上世纪80年代，绿党就与社民党联手共同将化石能源美化成一种桥梁技术，以此反对核能的迅速扩张。一方面，社民党高度关注化石能源。化石能源行业的就业和选票是该党最为重要的政治利益之一。核能的扩张对化石能源行业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反对核能是绿党的建党意识形态之一。放弃废核也就是动摇了绿党的建党根基。所以，在气候保护与反对核能这两大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面前，哈贝克选择了后者。即使扩大煤电厂的产能，也坚决不在核能问题上让步。绿党在维护他们的反核建国神话时，接受了对气候的巨大破坏。

在去年竞选造势期间，被德国网民讽刺为“绿党电视台”的德国电视一台也开始批评起哈贝克对核电的态度。他们认为，副总理已经“失去了客观性”。哈贝克以德国只有供暖问题，没有电力问题为由，拒绝了延长核电站使用寿命的讨论。对于哈贝克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副议长库比奇予以了反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莱比锡能源交易所的电价会在一年内飙升320%呢？为什么柏林市议院考虑在夜间关闭交通灯呢？为什么要讨论业余足球比赛不应在夜间照明设施下进行呢？”如果不存在电力问题，那么所有现在的用电限制措施都是非必要的。天然气不仅供暖，它也生产电力。2021年，德国约有10%的电力是由天然气发电厂生产的。在天然气短缺的背景下，如果延续既定的核能退出路线，那么就会造成更大的电力缺口。德国剩余的三座核电站现在每年依然生产6%的电力。所以，这两部分的电力缺口现在必须由煤电或者可再生能源来填补。

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气候活动家还是绿党都希望尽快通过风能和太阳能取代非绿色能源，但是这一美好的希望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现阶段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量仅占德国总发电量的40%左右。2021年，由于全年风力较小，风力发电量相较于往年大幅下降。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的份额从44%下降到41%。燃煤发电量增加了约20%，使其在德国能源结构中的份额达到28%。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5%，这意味着德国有可能无法实现其制定的2030年气候目标。鉴于风能和太阳能本身的波动性（它们都受制于季节和环境的影响），在诸多技术问题（能源的运输和储存）没有解决之前，它们根本无法取代稳定的化石能源和核能。

为了控制这些波动并提供可靠的电力，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认为，电池存储和氢气可以储存电力，在太阳能和风能停止生产时进行电力调度。德国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是其家庭储能系统，但发展多年的电池储能装置几乎没有对德国电网产生影响。该国目前估计有43.5万个家庭配备了不同功能的电池存储系统，2021年安装了14.5万个家庭存储系统。但是，德国有4000万个家庭，家庭电池存储系统通常只能维持几个小时，而电网需要的是能够支持持续数周变化的存储。此外，任何形式的存储都会产生转换过程中的能量损失，同时增加总成本。成本和固有的低效率是氢气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生产氢气、储存氢气、再使用它发电的整个过程中，大部分能量都会损失掉。最后产生的电能可能只有最初的40%左右。这对于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来说是不够的。

当地时间2022年7月20日，德国中部城市哈尔伯施塔特附近，当地的太阳能发电厂。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能源工程教授贝克曼（Michael Beckmann）认为，能源转型的规模长期被低估了。这一错误贯穿了德国整个能源转型的规划。比如，德国北部因为气候环境的缘故，有着得天独厚的建造大型海上风电场的优势。不过，长期以来如何把多余的电力输送到南部地区一直是个问题。根据贝克曼教授的计算，现在实际需要的输电线路的里程数是当初估计的10倍左右。另外，由于各地居民反对建造高压架空线，所以，很多特高压电缆只能进行地下铺设。一方面，这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先前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数百公里长的这类电缆的经验。经过十多年时间的努力，德国仅仅完成了所需的20%左右的电缆铺设。整个系统的改造可能至少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庞大的能源转型计划无法在一个工业国家迅速实施，这一点似乎在各种政府的规划文件中都被有意忽略了。

另外，在德国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建筑和交通部门的脱碳化进程远不如工业界。也就是说，未来建筑的供暖（热泵），交通所使用的电动汽车，都将消耗更多的电力。随着设想中的各部门的电气化进程加快，未来的电力需求将比现在高四到六倍。汉布莱希特特别指出，“如果所有的生产过程都转换为电能，仅化工业的耗电量就相当于今天整个德国的耗电量。”由此可见，德国的能源转型是建立在更多用电需求和更不可靠的能源供应（可再生能源）之上的。

这一政策势必会导致更高的用电成本、更低的可靠性、大量经济损失和轮流停电。在有些绿党政客看来，轮流停电是完成能源转型和拯救气候所必须忍受的必要之恶。但是，无论是德国的工业界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都无法承受这一必要之恶。最后，我们将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情景，反对核能的能源转型战略将促使德国更加依赖高污染的化石能源，越“能源转型”将带来越高的碳排放。随着哈贝克宣布扩大煤电厂的产能，这一情景已经提前到来了。有媒体认为，绿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反核立场，保留污染性最高的煤电，实际宣告了德国绿色“能源转型”计划的彻底流产。无论是摆脱当下的天然气危机，还是实现德国的能源转型，稳定和清洁的核能都是必不可少的。德国三座仍在运行的核电站年发电量相当于2021年德国硬煤发电量的70%。截至2021年年底仍在运作的6座核电站的发电量与光伏发电量相当。保持核电站的运行能加速淘汰煤电厂。

当然，关于核能存废的争论主要围绕三个众所周知但又极易被攻击的论点展开的，即危险性，造价和核废料的存储。这些论点在被某些科学家和记者“像教义一样重复着”。虽然有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恐怖画面，但迄今为止核电依然是最安全的能源来源之一。根据来自Our World in Data的数据，核电所造成的由意外和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是所有能源中最低的。

哈贝克现在所“推崇”的煤炭恰恰是最危险的，它造成的死亡风险是核电的300多倍——成千上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矿场和工厂的事故也带来了大量的死亡。要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煤电厂每年也会向大气中释放约30000吨的放射性物质。另外，辐射的危害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小。自1950年以来，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对广岛和长崎的12万名居民进行了跟踪调查。截至2000年，该研究中的42304人已经死亡，其中有822人的死亡可能与核辐射有关。

哈贝克和环境部长莱姆克（Steffi Lemke）以种种安全和现实理由坚持核退出计划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声称，“延长核电站寿命的有限好处并不能证明这种风险是合理的。”但是，他们作出的这一结论并没有咨询过专家委员会。德国反应堆安全协会（Gesellschaft für Reaktorsicherheit）的技术总监斯托尔（Uwe Stoll）认为，反应堆的继续运行“没有严重的安全问题”。德国有六座核电站理论上仍在运行，因为它们有运行许可证，其中三座在电网上。联邦政府完全可以与运行商对技术状况进行共同评估。另外，哈贝克还强调，由于这六座核电站已处于实际停运或计划停运的状态，所以，没有燃料棒的储备，重新进行采购的交货周期非常长。首先，核电站本身可以使用现有燃料棒半负荷运行。虽然发电量减少，但是可以度过新燃料棒交付前的空窗期。其次，燃料棒的交付周期也远短于哈贝克所声称的时间。采购一般能够在15个月内获得交付，因此从明年年末起，德国的核电站就能满负荷进行运转。事实上，燃料棒的采购甚至可以比15个月更快。早在今年2月，德国政府就咨询过美国老牌的核燃料制造商西屋电气公司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制造燃料棒。公司经理甚至表示，他们可以在2022年底前就完成交付。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7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内卡韦斯特海姆核电站。对俄罗斯可能切断天然气供应的影响的担忧日益加剧，这在德国引发了一场日益激烈的辩论，即德国是否应该按计划在今年年底关闭最后三座核电站。

德国黑森州的Herfa-Neurode建造了大型的地下盐丘用以存放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剧毒工业废弃物。其中包括了12万吨的氰化物，69万吨的二恶英废物以及8.3万吨的砷。其数量足以毒死整个人类。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废弃物处置专家认为，该盐丘的安全标准远低于现在设计的核废料处置库。前德国环境部长费舍尔（Joschka Fischer，绿党）曾首肯了这个工业废物堆放处。如果绿党能接受这个更“毒”的盐丘，为什么又要歇斯底里地恐惧核废料呢？

尾声

已故的法国政府顾问索扎伊（Brigitte Sauzay）曾经分析了德法两国对待核问题态度差异背后的文化原因：法国人专注于“改造自然”；而德国人将自然作为“所有文化的终极目标”，因此许多德国人认为核能是“对某种自然秩序的永久威胁”。这种对自然的态度也酝酿了德国文化中对技术的不信任。德国是世界范围内率先使用包括核能在内的20世纪出现的能源的国家。随后，在环保主义和气候保护主义的大旗下，又回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前使用的能源——可再生能源。因此，回归到人类背弃自然之前的时代的梦想诞生了。通过回到最初的“伊甸园”，一切问题都会得以解决。这是气候活动家极力向世界灌输的思想。

德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格劳（Alexander Grau）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小书《政治媚俗》。格劳认为，媚俗不能完全从负面的角度来理解。审美的媚俗具有类似于安慰和治疗性的作用。俗气的流行音乐就像棒棒糖，这种形式的刻奇很重要。然而，作为道德和政治上的媚俗则是危险的，因为它阻止了多元的思考。政治媚俗的主要特征是：渴望简单的解决方案；渴望一个理想的、可掌控的世界；由于无法处理复杂的现实处境，因此有否定现实的倾向；有强烈的集体化情感。毫无疑问这种绿色的“伊甸园主义”就可归入政治媚俗。

Paypal的创始人蒂尔（Peter Thiel）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反对伊甸园主义》的文章。他认为，“应该承认，我们所处的科学和技术轨道确实存在许多危险。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技术的退出在伦理上或政治上绝对不是中立的。”伊甸园绝不会消除一切风险，一系列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消除的风险都可能回归。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权衡，伊甸园时期自然带给我们的风险和现代技术带给我们的风险哪种更不易承受，而不是简简单单地拥抱“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