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案背后的故事，被他“搬”到了网上

▲ 何家弘做过各种普法尝试，曾是最早一批参与电视法制节目的学者，他还写过犯罪悬疑小说，其中一本被英国《卫报》推荐为“亚洲十大犯罪小说”。 （受访者供图 / 图）

北京刚下过一场暴雨，何家弘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多分钟。他穿黑色运动服，戴黑色棒球帽，身材消瘦，手上拄一把笔直的长柄黑伞，远看倒真神似探案的福尔摩斯。

这位年近七十的法学家是老派人，手机长期关机，一天只开2-3次，每次20分钟，处理核酸报告除外。2022年6月初，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邀约，他在电话里指定碰头地点：下午三点半，某饭店旁边的汽修店见。

他不会发定位，也很少上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但是现在，他要在B站和头条号录制一档视频节目《何家弘说案》，讲解四十年来研究过的传奇罪案——他说，里面藏着能让世界变好的秘密。

第一条视频发出后，白花花的弹幕覆满屏幕，“大佬来了”“巨佬”。何家弘打开吓了一跳，“什么东西在横着走？”别人老跟他说“流量流量”，他不懂，只能望文生义，“某视频前流动的人的数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被称为“证据法学泰斗”，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代法学家，是中国大陆首个获得美国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证据法学》，至今是许多法学院本科和考研的核心教材。2006年，何家弘成为最高检历史上第一批挂职厅官的三位法学家之一，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为期三年。

过了六十岁，何家弘延迟退休了三次，退休时间悬而未决，他总有些危机感，甚至曾在一年内发表23篇论文，其中包括9篇英文论文。2020年，春季学期结束前，本科生证据法学这门课的最后，何家弘在话筒里有些伤感地说，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堂课了。助教吕宏庆回忆，因为疫情，那学期他都没和学生见过面，四十年教师生涯要这样画上句点，难免遗憾。

课后，许多学生建议他把课堂搬到网上。那一年，刑法教授罗翔意外走红，跨界普法的价值为人所知。何家弘认为普及法治不是讲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让法治精神内化为社会行为习惯。

后来，何家弘收到了续聘通知，依然没有退休，他一边上课，一边开始“触网”。有人向他介绍了人大法学院毕业生徐晶帮忙录制视频，徐晶在做法律方向的内容创业，深感普通人需要通俗易懂的普法内容，中国民众的法治意识还有待提高，“短视频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徐晶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何家弘愿意做这件事的难得之处——他本身已经是证据法学界的顶尖学者，没有“任何还需要往上爬的东西”。而大部分学者都很难抽出时间，做对经济利益和学术升迁没有太多帮助的事。

一开始，何家弘很不适应讲网课。面对冰冷的机器上课，没有任何反应，讲起来也不那么有情绪。

不同于流行的短视频，何家弘的讲解细致平缓，甚至很长。有一集讲的是轰动全球的辛普森案，何家弘是国内第一批研究此案的学者，他用了7期、近2小时分析其中的证据疑点，被称为“全网质量最高的讲解”。

平台希望时长控制在10分钟之内，但何家弘坚持说案涉及的证据很多，“往往20分钟也讲不清楚”。何家弘不想“刻意去追求什么流量。”有时剪辑掉了一句话，导致逻辑不够缜密，他要在下一期视频解释清楚。

他的基本原则是，不讲法院尚未终审宣判的热点案件，“领导不能干涉，学者干涉也不对”。他接触过不少大案要案的一手资料，在节目中，披露了黑龙江石东玉案、“亡者归来”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案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2022年7月8日这一期，何家弘解密了“辱母杀人”于欢案从无期改判五年的幕后。五年前，最高检曾在北京召开于欢案的专家论证会，何家弘列席其中。他称于欢案为中国正当防卫之滥觞。“改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问题，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大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但是它可以对中国的刑事司法产生深远影响。”

讲专业，他怕没有多少人爱听，何家弘提出，干脆说案子吧。但是通过说案，他要讲的还是证据法学、司法制度，“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关注的中国法治问题”。

何家弘主编了第一部《证据调查》和《证据法学》，将西方证据学的术语和体系引进中国。 （受访者供图 / 图）

视频录制通常是在早上，徐晶和摄像团队八点多到，何家弘已经拾掇好自己在等了。他穿西装，和平时上课一样，这是多年的习惯，他认为是对学生的尊重。最初他执意站着讲，“个子不高，很瘦小，但站在那里就显得很挺拔。”徐晶说。

7月上旬的录制这天，附近有好几户邻居装修，摄制人员陷入焦灼，怕噪音会影响视频效果，来回踱步。只要装修声停下哪怕一分钟，何家弘就会立刻按下提词器的遥控，“我们抓紧录吧。”他不愿浪费时间。

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郭欣阳也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到他的这一特质。她是何家弘的博士，以前每次去老师家中拜访，她习惯说完事赶紧走，“我们都很珍惜他的时间”。

对时间的紧张感，来自他的青春岁月。

1969年10月5日，火车从锣鼓和哭喊中驶出北京火车站，车厢里回荡起激昂的歌声。列车穿过哈尔滨之后，路边人烟稀少，车厢不再喧哗。大家开始想到旅途的终点——一个陌生的地方，一种陌生的生活。

那一年开始，何家弘到“北大荒”务农八年。知青生活第一晚，库房散发着咸菜的气味，谁都没有睡意。

1979年在爱情的驱使下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学习法律，那一年他已经26岁，同学都叫他老何。

1980年代，何家弘在人大一分校读本科时，女儿刚出生，他抱着孩子背单词。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5岁才从ABC开始学起，上大学是走读，每天就在公交车上学英语。那时爱人给他做了一个长方形小本，用绸布包着，一页写上中文，翻过来是英文。他在上面练习单词和句型。

晚上坐车回来，天黑了，车厢里灯光暗。他靠在栏杆上，售票员的固定座位旁有灯，方便点票。好几次，看见何家弘在学习，售票员都会把灯打开。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都愿意给予读书的人帮助和庇护。

对时间的追赶让何家弘获得时代的机遇。1980年代，中国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奠基人徐立根教授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归来，推动国内法律学科向西方国家学习，建立物证技术学，“当时全国的师资都在学，包括一些公安的人也在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品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与公安部第二研究所共同举办“物证技术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公检法机关和高等院校，主讲人包括李昌钰等美国著名物证技术专家。这时一个难题出现了。他们请来人大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当翻译，即便提前发了讲义，翻译也不容易看懂。

刘品新听老教师们说过，犯罪鉴识都是关于DNA、枪痕、笔记、毒物怎么分析，内容太专业了，大家都听不懂翻译。后来有人听说，法学院也有人在学英语，何家弘便被拉来充当临时翻译，一时有了名声。

1992年8月底，何家弘到美国西北大学攻读法学博士（SJD）学位。甫一入学，便对导师乔恩·华尔兹教授说，自己要用一年时间写完博士论文。这是那代美国学者第一次接触“文革”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面对何家弘的雄心，他不置可否，只说“take your time”（不要着急）。

但何家弘拼命想弥补被耽误的青春，最终创下纪录：只用1年零10天便拿下学位，一般人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答辩后，华尔兹教授说，这是他见过最好的SJD论文，法学院副院长则评价他的答辩“flying colors”（神采飞扬）。

很多年后，刘品新见过何家弘的“荒友”。他们一起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参加研讨会，当地的“荒友”听说后也过来了。下乡时，他们一起开拖拉机，在一个饭盒里吃饭。那个年代，很多回城当工人的知青都在经历下岗，见面时常常会哭。

刚去美国时，何家弘看见高速路、高架桥、大机场、大高楼，想着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高速路，“其实，大概十几年，中国就赶上了。”再有就是中国的法治，当时大多数人不知道，rule of law（法治）和rule by law（法制）究竟有什么区别，连中国日报等媒体都曾将法治错译成rule by law。

法制是将法律作为治理的手段和工具；而法治是法的治理，是一种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无人享有特权的价值判断。

“其实这（当时的翻译）是错的，所以确实差距很大。”何家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95年，刘品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为何家弘的研究生。第一次见面，何家弘从香港城市大学做客座教授归来，送了他一本《香港法律概论》。

“文革”十年结束，中国法治从一片废墟走向重建，法学教育面临断层。读本科时，刘品新宿舍床铺上有一个横板书架，他按颜色和新旧顺序从深蓝到白色排序，发现教材大多已经落伍。

法学家江平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记录了1979年给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第一届学生安排西方国家民商法课的往事。当时图书资料稀缺，他从苏联带回的《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和零星资料便构成讲稿。“那些内容也只能算是西方国家民商法ABC，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可就是这么一些内容，在当时也是很稀有、很新奇的。

刘品新说，当时研究法学有两种范式——一种是像何家弘这样到国外留学，把国外的法律体系引介回国。另一种是看中国台湾地区的中文译本。1990年代，人大研究生楼下的便利店售卖许多来自台湾的盗版复印书，都是稀缺的养料。

1993年，何家弘回到中国。过去中国只有“侦查学”，直到他留学归来，才有了“证据调查学”，他主编了第一部《证据调查》和《证据法学》，将西方证据学的术语和体系引进中国。法律语言和日常语言不同，何家弘1996年出版了一本《毒树之果》，这个词意指，如果手段是非法的，那么从它获得的证据也是被污染的。“当时那本书挺火的，我们搞了几年才明白，‘毒树之果’是什么东西。从字面上讲，每个字都懂，但是你不知道它真正是什么东西。”刘品新说。

1990年代，何家弘深感中国社会证据意识稀薄。“中国传统打官司，你要找人，要有关系，没有说需要证据……原来都是职权主义诉讼，公检法都是查明案件事实，我明白就行了，这事儿就是这样，就定了。而不是证据，不是说我得用证据。”

这种观察来自他的亲身经历。1984年，何家弘到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大案要案队实习，参与过当年一个重大案件——绊马索案的侦破。那年海淀区以北到香山一带，晚上常出现抢劫。有人把粗绳拴在马路边的大树上，拦截骑自行车路过的人，夜里路灯暗，两人拎刀抢劫，连续发生了几起。

当年市局领导极为重视，在首都竟然有这种抢劫，周围人心惶惶。那时，何家弘和刑警每天骑自行车百八十里地，到各村挨家走访。有一个嫌疑人，据村里人说偷过东西，他们去找，他不在家，只有姐姐在。

问完话准备离开，同去的刑警在嫌疑人住的小土房窗台上，忽然拿了什么揣进兜里。出来之后，何家弘问他是什么，刑警给他看，是一只公交车窗户的摇把。

原来，有一个被害人是公交车司机，被抢时夹着挎包，包里就有车窗的摇把。刑警找到那位公交车司机辨认，司机认出了正是同一个摇把，上面有个小豁口。公安局连夜审讯嫌疑人，拿下口供，第二天，这个案子就破了。

何家弘疑惑，这个摇把怎么办？“这等于是偷偷给顺来的”。刑警说简单，早上到嫌疑人家先把摇把放回去，然后再搜查，正式提取，让他们签字。

“这叫非法证据的合法化，那时候叫密搜密取。按现在都是不合法的。”何家弘认为，需要提高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办案就是办证据，也需要向老百姓普及证据规则。

如今在视频节目里，何家弘仍在普及这种观念。比如，南方周末记者旁观录制的这期，何家弘讲了1998年震惊全国的杜培武案。杜培武是云南昆明的一名普通警员，在妻子和情夫被枪杀后，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逮捕，遭受刑讯逼供后，不得不违心承认杀人。

一审法庭上，杜培武曾从腰间扯出一件血迹斑斑的衣服，作为刑讯逼供的证据，却未得到重视。1999年2月5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杜培武不服上诉，同年10月，云南省高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杜培武改判死缓。直到真凶出现，才得以沉冤昭雪。

杜培武案平反后，该案的测谎员曾陈述当时测谎的情况：杜培武在回答测谎问题时反应并不一致，虽然确实有说谎的体征，但是回答某些相关问题的时候，也表现出如实回答的行为。“他在测谎结论中说明了这一点，但没有引起该案侦查人员的重视，因为侦查人员想要的就是杜培武说谎的结论。”何家弘说。

冤案披露之后，这名测谎员很委屈，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何家弘想用这个案件来说明，为何科学证据也会说谎——当办案人员并不具备客观评价科学证据的能力，只愿意接受能够支持自己看法的科学证据时，“科学证据也可能是不科学的”。

2005年，何家弘在中国人民大学带领一帮青年学者做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关注刑事错案，是因为人类总是从错误中反思，聂树斌、佘祥林等冤案，是个体的巨大悲剧，更是全社会的补习课。他认为刑事错案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撬动证据规则完善和司法制度改良。

刘品新认为错案是打开司法改良的一个窗口，有必要进行制度性反思，否则错案就会重复出现。他说，很多司法解释对证据的规定后面都有错案的影子，“比如为什么有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出台，它背后有赵作海等等案件的教训。”

但在21世纪初做这项研究时，刑事错案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郭欣阳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调研过程极为艰难，真正获得的案卷材料只有一本。

1994年，湖北男子佘祥林因“杀妻”被判15年。2005年3月，“死亡”十一年的妻子突然出现，成了轰动全国的“亡者归来案”。当年4月，京山县法院宣判佘祥林无罪。何家弘嘱咐刘品新去调研这个案子，公安部门的领导还给办案部门打了招呼。

当时，他们正在准备一场“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刘品新异想天开想把佘祥林请来做讲座，虽然未能成行，但在学者和实务人员讨论怎么预防之前，让一个蒙冤者先讲述自己的人生，会更有说服力。“因为他要不来，你根本就不知道冤案是怎么回事，会造成多大的创伤。”

刘品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做刑事错案研究不是泛泛总结错案形成都有哪些原因，而是必须“抠细”，找出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这需要在全国到处跑，实打实地调研。

研究项目出了一些成果后，郭欣阳会收到一些喊冤的当事人来信，她感到有些沉重。何家弘也经常收到类似请求，他在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挂职副厅长时，也帮忙向控告申诉检察厅转过材料。事后他被告知，其实各个部门都查过了，翻案可能性很小。“后来接触多了觉得，真的是没用”。

何家弘深感错案纠正之复杂困难，“特别是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真正想要纠正，阻力非常大。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机遇，或者有特别明确的证据，像我们所说的亡者归来、真凶再现等等，这样的案子才能够启动复查。”

有一年，一位老太太总去找何家弘，在他上课前等在办公室。那是二三十年前的案子，她认为丈夫是冤枉的，拿的材料已经过去太久，原来的证据有一些瑕疵，但很难充分证明是错案。她每次来都会讲两个小时，反复诉说。后来，何家弘只好把办公室门口的名字改了。

2008年，刘品新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访学，听过本科生的法学概论课。国内这门课的教法通常是介绍法学概念、体系、法理学等，而在伊利诺伊大学，它专门讲解美国历史上有名的错案。

听完之后，刘品新问年轻的学生们，如果听的都是错案，会不会影响你们对法治的信心？他们却说，正因为法律老干错误的事，我选这门课才有价值。回到人大后，刘品新也在课堂上增加错案的元素，每当拿出证据完整的真实案件，对学生的触动极大。“没想到法律是这样的千疮百孔，没想到我们能做的事那么多。”

多年来，何家弘一直想努力推动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对很多具体的证据规则、刑事错案司法制度、庭审制度都提过具体建议。

二十年前，他每年都去公安部办的警监警衔培训班讲课。学员很多是高级警监，还有地市级公安局长，他们大多是退伍军人出身，很愿意学习在当时比较超前的观点。何家弘给他们讲执法观念的转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沉默权问题，他们觉得专家意见能开阔眼界，“甭管他听不听”。

这些年来，司法人员大多是法学科班出身，学者要讲的专业意见他们已经熟知，但考虑问题的角度又不一样了。

2022年6月24日，律界泰斗张思之去世，张思之曾是林彪与江青集团特别审判中的辩护律师，也代理过一系列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何家弘和他接触过，认为是“法学界一个很棒的律师，而且很有思想”。但何家弘更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

郭欣阳认为何家弘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对社会问题的批评，他会用故事或是修辞来表达态度，言辞并不激烈。“他的观点已经通过论文专业表达了，有时会非常尖锐，但之后就不会以感性的口吻再公开表态。”吕宏庆说。

回看过去四十多年，何家弘认为中国的司法制度在进步。“进步和学者们理想的标准，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标准），当然差距还很大，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的改革不是像学者想得那么简单，很多地方要全面地决策。我说半步半步地往前走，也好。”

何家弘认为法治要进步，除了顶层制度设计，也离不开民众观念水位的提升。

2021年9月，何家弘在一期视频中谈到不久前一审宣判的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其中对死刑问题的看法，引发了网友的激烈反应。他认为废除死刑应该是司法文明的目标之一。

这样的看法在国内外法学界都不罕见，甚至早有部分共识。早在250年前，意大利著名刑事法学家贝卡利亚就提出，威慑犯罪，严惩不如严查。现实的情况是，对于大多数“潜在犯罪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未必高于无期徒刑，特别是真正的“无期”。

但对于大众来说，这个观点还难以被广泛接受。何家弘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经历了长期的考量和观念的变化。

2001年5月，他作为中方代表在“中国-欧盟人权对话”就死刑问题发言，根据一些调研数据指出，一个国家制定法律时应该考虑民意，而按照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意，中国不能废除死刑。当年，国内正开始讨论刑事证据立法和修改刑事诉讼法，专家学者越来越重视司法文明和人权保障的问题。何家弘后来自问，“死刑真是天经地义的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等‘同态复仇’的刑罚观显然不符合司法文明的发展趋势，车裂、凌迟、斩首等野蛮的死刑方法也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死刑是否最终也要退出人类司法的历史舞台呢？”

这期节目播出后，网友强烈质疑，甚至引来辱骂之声。徐晶从未听何家弘抱怨过评论对他的人身攻击。“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人身攻击，产生不干的想法。不知道他心里难不难过，他没对我们讲过他难过。”

“这本身就是很有争议的问题。”郭欣阳认为何家弘只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她用一个案例说明人们法治观念的变化。2001年，沈阳某黑社会老大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原因是他可能受到刑讯逼供，当时引起大量舆论反对。“现在很少出现刑讯逼供案件，即便出现，舆论也是一致反对。”她说，民众已经能够接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理念，“跟那个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些年来，类似的观念变化何家弘见证了不少，他相信，“社会总有发展的过程，虽然说有阻力，哪怕是半步半步走。”

从《何家弘说案》开播以来，平台多次建议何家弘开设付费课程，他兴趣寥寥。当对方提议讲刑事司法大案的课程，何家弘答应了，他想趁机梳理中国刑事司法在过去四十年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两代人对中国司法进步所做的努力。

备课的过程中，他不愿内容受人掣肘，甚至连讲课的座椅和背景也被吹毛求疵，“根本没有到B站挣钱的需要”。最终，他还是放弃了付费课程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