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硕士进职校，看见“差生”标签背后的故事

▲ 2022年4月19日，武汉市某职校，一名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在实训。 （视觉中国/图）

在江西一个县城郊外的职业高中，清华大学研究生汪子津度过了半年时间的田野调查。

半年经历说不上多成功，到最后，她也没能真的融入一群十多岁的职校生。有一次，她走在校园里，一名男生想和她搭话，还没开口，周围同学就泼来冷水：“她不会理你的，人家是清华的，我们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2020年7月开始的这项田野观察，汪子津试图弄明白这个问题，也试图找到关于职校生的刻板印象的由来。

那是一所创办五十多年的县域民办职高，省级示范性学校和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普通中部职业学校的代表。

更重要的或许是，汪子津自己就是从县城考出来的学生。从小到大，她沿着普通教育设置的道路一路向上，考上985大学，而后又到清华读研。但她几乎从未了解过职校，以及传说中的“差生”们。

与职校生一起生活、学习，同吃同住半年后，汪子津将这段调研经历写成一篇长篇硕士论文《成为职校学生》。这次调研也影响了她的就业选择，硕士毕业后，汪子津如今在一个公益组织工作，延续着对职校生群体的观察和关心。

在她的观察里，学生上职校的原因很多，不只是“成绩差”。尤其在欠发达地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都是他们走进职校的原因。2022年4月，汪子津参与主持的一期播客节目中，一位男生开始思考自身的困境。从高中升入大专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自认为“垃圾”。直到接触了心理学家阿德勒和哲学家尼采的书，这位男生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信心。“差生”的刻板形象背后常常被忽视的是，他们也是脆弱的未成年人，有人甚至满身伤痕。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有观点认为，新法出台意味着“普职分流”将被取消，教育部很快回应，“这其实是误读、误解”，仍要实行“普职协调发展”。

很多人都提出过取消分流的建议。近距离接触职校生之后，汪子津的观点是，“取消分流”只是看起来让所有学生都变成了某种统一体，实质上是用某种手段掩盖其中差异。

汪子津相信，去除偏见，正面面对并解决职校生的职业和情绪问题，是更本质的办法。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和汪子津的对话。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职业教育产生了研究兴趣？

汪子津：本科和研究生中很长的阶段，我都在关注工人待遇和农村教育问题，并没有专门去了解职校学生。现在回头想，很多工人其实都是从职校走出的，只是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

第一次有意识地去找职校学生做研究是在2020年。我和朋友做了一个与线上教学相关的调研，遇到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学生，当时他在重庆念职高。那位学生跟我聊了自己的生活，还有他对未来的计划和想法。跟他聊完之后，我很想再多去了解他们，了解职校生们为什么会去念职校，他们在学校经历了什么，以及未来会怎么样。

有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第一本是《谁念职校》，一篇博士论文。研究是2006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中等职业学校里完成的，读完我才知道念职校的原因很多，家庭、学校、社会，很多因素都在发挥影响，除了大家印象里成绩不够高中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外，更多人只是想要给家里减轻负担，或者对未来感到迷茫，想在职校学一技之长。

另一本叫《Class Work》，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作者在南京的两所职校进行田野调查，观察这些考试失败的年轻人需要面临怎样的人生，他们走向不稳定的未来，成为城市里的新工人。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方式，促使我去江西的一所职校里完成了自己的论文研究。

南方周末：这两本书提供了什么样的视角？

汪子津：看完前人的研究，我最大的感触是，职校生是被污名化的，所谓“差生”是被制造出来的。他们处在一种价值体系内，很少有人意识到进入职业中学和普通高中的比例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是教育结构决定的。

关于这个比例，提法是普高和中职的招生比例要大体相当，但事实上，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从2016年至今，两者的录取比例一直保持在6∶4左右。

根据教育部最近发布的数据，中国共有中高等职业学校1.12万所，在校生超过2915万人，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了。这种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2021年有一个《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调研了6万多名在读职校生，超过70%的学生认为是社会认可度。

也就是社会不认可。职校生遭受的污名化，一部分来源于对生源质量的偏见。包括我的家人在内，都会认为，职校学生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不就是一群考不上高中的学生吗？但我此前有批判教育学学习背景，了解到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再结合我自己的受教育经历，我对“上职校就是考不上普高”这个结论有一种出于理论的怀疑。

南方周末：寻找研究样本的过程顺利吗？

汪子津：2020年7月，我联系上了江西一所县域职校。它位于城乡交界处一条小巷的尽头，校门很破旧，上面都没有写校名。学校有4个专业，近300名学生和63位老师。对于我的研究，校领导都觉得无所谓，他们希望我的身份能带来一些光环，也特别配合我，给了我很多空间去观察真实的职校生活。

当年8月，我跟随着职校老师到各个地方去招生。招生动员会上，校长专门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PPT上写着“欢迎清华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汪子津）来校实习研究中职、普高教育工作”。之后，每次去到学生家里，或者有学生家长来到学校时，他们都会在介绍完学校后再补充一句，“在场的还有一个清华的硕士”。

2021年3月5日，江苏南通，某职业学院空乘专业学生在为宿管阿姨化妆。 （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这所职校能提供的教学资源怎么样？

汪子津：和普高不一样，职业教育更考验地区和学校的资源、财力，发达地区的情况会好很多。普高的课程并不太依赖于学校所能提供的设备、可以对接的企业资源等等，但这些，又都是职业教育所依赖的，需要投入很多金钱。

就拿我调研的这所职校来说，课程里和实训相关的东西很少。唯一的车间，属于机械加工与制造专业，因为后期需要去工厂。其他像客服这种专业，都没有实训的条件。但在我的了解中，广州一所国家重点高职学校客服专业的学生就可以对接到一些电商企业，也有实训机会。

工作也是一样的逻辑。一般来说，职校生在三年级会有一段实习，学校会帮你连接工厂，如果你实习以后，觉得还不错，一般可以留下工作，这也算是为学生提供了企业资源。

南方周末：大多是什么样的企业资源？

汪子津：这所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会去学校对接的工厂、电商企业工作，但基本不会留下来，主要原因是待遇不好。还有一些偏向于服务业的专业，学校推荐的岗位不太对口，像是高铁乘务专业，毕业后只能去高速收费站工作。

如今的劳动力市场，学历贬值愈发严重，普通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更别说职校生了。大多数职业教育没能给学生带来足够竞争力，他们既没学历又没技能，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零工化，很多职校生在没毕业时，就要去找一些比较灵活但没有保障的工作。

南方周末：没有保障体现在哪里？

汪子津：比如，按照《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学生参加顶岗实习前都要签三方协议，由职校、企业和学生三方共同签署，各执一份。我在广州了解到的情况是，学生基本都会签，但在调研的那所职校，只有几个到高速收费站的学生签了，其他都没有。

签三方协议能很好地明确用人单位和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公司违约时起到保护作用。但很多情况下，只有学校和企业签合作协议，学生本人被排除在外。加上各种抽成，实习工资往往大幅缩水，也没有五险一金的保障。

南方周末：这些就业机会，学生们坚持做下去的多吗？

汪子津：在我的观察里，这样的学生大多比较懂事，就算工作很辛苦，他们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

南方周末：他们为什么去读职校，这个问题你找到答案了吗？

汪子津：我从江西那个职校了解到的情况是，职校生有一些共性，大部分来自县城及县城周边农村，学生家长的工作以务农、打零工、工厂打工和做小生意为主，少部分学生来自省内其它城市或其它省份，父母在附近务工，自己跟着父母一起流动。总之还是以农村子弟和跟随父母流动的孩子为主。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抱着想要给家庭减轻负担的想法去读职校，比如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打工，或者是单亲家庭，还有的家里有亲人生了重病，需要长期治疗。

很多农村家长对职校不了解，他们会相信来招生宣传的老师，又或者相信孩子的初中班主任，因为家长自己也没有办法帮助孩子选择。

就算是在发达地区，很多流动儿童的升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是否要去职校，怎么做选择，学生和家长都没有办法，找不到人帮忙。

南方周末：调研过程中，有遇到让你印象深刻的观察对象吗？

汪子津：进职校之前，我刚刚结束在一个初中的田野调查。有趣的是，那个初中的一名女生小倩，我接着又在职校遇见了。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发现她性格很外向，自来熟，但成绩不太好，在班上排后几名。访谈结束会跟我说，希望我以后每天都去找她，这样她就不用上课了。那时小倩向我说起过自己的未来规划，初中毕业后就想去打工，不要再待在学校读书，还跟我描绘打工的生活，脸上是一副特别向往的神情。

对小倩来说，打工是逃离校园生活的一种方式，因为她当时的男朋友在外面打工，她也从那些朋友口中得知城市的打工生活非常“酷”。

但等到招生季再见到小倩，她知道职校在招生，就跟我说，有点想去。

我推测，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是小倩的班主任。班主任特别推荐她读这个职校，还带女孩的家长去参观了学校。

当然，如果老师成功推荐学生去那所职校，是可以拿到介绍费的。我能感觉到，仅仅参观了一次，女孩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5月份，小倩签了自愿放弃参加中考的协议。签的时候我在旁边，协议是班主任递给小倩的。当时，小倩告诉我，进职校后她想变一个人，换个发型，做一个认真学东西的人，还特意发了朋友圈，配上“加油”“开始新的生活”之类的词句。

小倩学的是幼师专业，我不太确定她在新学校的成绩如何，但从平常表现来看，进入职校的小倩并没有发生她自己所说的那种变化。 

南方周末：小倩和她的同学们，和社会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有哪些差异？

汪子津：他们和这个年纪的其他学生其实没什么区别。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会上网，各种网络流行语挂在嘴边。但他们不会把职校生当作身上的标签，也很少会有像杀马特那样特别标榜自己身份的表现。

面对学习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极端。有的学生会认真学技术，有的搞副业，还有的热衷于健身。也有的每天打游戏、睡懒觉。

不过职校不像普高，大多数学生和老师的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你上课认真听课，老师就会很喜欢你，但如果就是混混日子，不太想听课，和老师的关系就会很浅。一些被认为是“刺头”的学生，他们和负责纪律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对立，老师可能会时刻提防着你，甚至会有一些惩罚。

学校里有一面“戒烟墙”，上面写着“烟草有害健康”。如果有学生被发现、被举报抽烟，就会被要求搬个桌椅去墙前罚抄。还有打架，学校有教官，有时也会用一些方式管教学生。

另外，我也能感受到他们似乎一直被失败的标签所左右。有一次走在学校里，我听到后面有两个男生在交流，说到要不要和我打招呼时，其中一个男生说，“人家是清华的，我们是什么？”

南方周末：他们自己也给自己贴了标签，这种自我认知是怎样形成的？

汪子津：我所在的公益组织负责人曾说，“职校生在过往的教育里不是什么都没学到，而是学了一身的伤。”

“伤”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比如在教育系统里被认为是差生，有的则来自原生家庭。

他们通常没法从家庭中获得支持，“伤”会跟着他们一起进入职校，很多家长可能会天然地把抚平创伤的重任交给学校，希望孩子能够在这里获得新生。但就像小倩一样，改变很难发生，职业教育承担不了这么重的责任。

南方周末：那职校的老师们呢？

汪子津：从教学上看，老教师和新教师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新入职的老师还会认真备课，但老教师基本上都没什么动力了，上课时放任学生自己看书或是玩点游戏。

我印象深刻的一门法律课，前半部分的教学内容是道德和礼仪，后面才是更有实用性的劳动法内容，但直到学期快结束，老师还没念完教材开头。

这也不能完全怪老师。不仅职校学生会受到偏见的影响，老师自己也会被认为是次等的，再加上并不是所有老师都有专业背景，硬要让他们来讲专业内容，也是赶鸭子上架。

2022年6月2日，镇江某高职院校招聘会现场。 （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经过这次调研，你觉得怎样能消除对职校生的偏见？

汪子津：很诚实地讲，我觉得很难完全消除。

最近，我看到一个帖子讲某个综艺里的职校生，下面的回帖都在表达刻板偏见，把学生的行为和他的学习成绩联系起来，说职校生就是这样的。看着看着，我就开始哭了，可能是和职校生接触的时间太久了。

之前做研究，我是从大的职业教育环境切入，现在我到了一个关注职校学生的公益组织工作，开始更多地关注职校生的心理困扰。

这些困扰不是个体化的，很多时候和他们在教育系统里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在劳动力市场所处的位置相关。

南方周末：这段调研经历对你个人有什么预期之外的启发吗？

汪子津：回到最开始去做调研的时候，我也只是想搞清楚，为什么有的人会因为自己的出身、接受的教育，就被认为是差生。我认为这种评价不公正。

接触职校生后，我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把我放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南方周末：还直接影响了你的就业选择。

汪子津：以前我对研究一直很有热情，但和职校生接触的过程中，我不断反思自己。有个同学和我说，他之前碰到的研究者把他当作研究对象，他觉得这很恶心。这句话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在田野中是多么的冷漠和无能。

所以，我越来越想成为行动者。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致力于消除职校生身上的污名。这种帮助是从看到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开始，不论是来自校园还是家庭的，然后提供心理辅导。最近我在做一档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播客，邀请职校生来分享他们的经历，希望能借此进行公众教育，让大家更多、更丰富地了解职校生，更了解和理解他们。

但我也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我不认为自己能做很多事情，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南方周末：出于对职校生的关注，一些人建议取消普职分流，你怎么看？

汪子津：我还是相信教育不该有等级之分，也不能预设大家都应该接受普通教育，预设做体力劳动或者所谓非智力劳动的人下等。

对应到劳动上，就像脑力和体力劳动之分，虽然看起来取消其中一种，大家就变成和谐统一的整体，但是有很多差异被掩盖在整体之下。所以我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教育，无论是接受了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人，都应该被相信拥有自己的天赋，他们有各自更擅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