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为什么未婚守节？

▲ 安徽歙县的贞女牌坊。 （受访者供图 / 图）

乾隆二年六月，25岁的蔡贞仙自缢的前一晚，她流着泪把读过的书、平生的诗词手稿烧成灰烬。手中的如意簪和手镯原本都有一对，未婚夫下葬时，她将一只簪子和手镯随葬。剩下那支簪子插在发髻上，用白绳牢牢系住，戴上手镯后，她嘱咐女仆，“如果我死了，不要让人把手镯从我的腕上取下来。”

六年前，19岁的她将要出阁，未婚夫却沉疴难起。父亲刚过世，母亲不愿她嫁去，她请求母亲，“占卜的人说我嫁过去对他有利，我不这样做，就是不仁不义。”母亲最终答应。

未婚夫很快过世了，蔡贞仙在他的灵柩旁自缢，被人救下，后来又多次试图殉夫。为了使她放弃自杀念头，夫家为她立了嗣子，但过继只是个虚假承诺。她说服婆婆为公公娶妾生子，赢得了婆婆的好感，婆婆甚至让她来主理家事。然而，这个富贵人家的庭院内外立马兴起了闲言恶语。为平息谗言，她把所有嫁妆都交给婆婆，又引来有“他志（再嫁）”的更多谣言。怀着“不死则终无以自明”的心情，蔡贞仙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清代学者俞樾撰写了《荟蕞编》二十卷，为烈妇、贞女、忠臣、隐士立传，蔡贞仙就是其中一位。

儒家道德大体上并不要求未婚妻守节，但在明清时期，和蔡贞仙相似，数以千计的年轻女子违抗父母的权威，终生守贞，或以自杀的方式来纪念她们生病、失踪、出家、死去的未婚夫。这群女性被称为贞女，曾在那个时代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议。

官方颂扬贞女的做法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文人对贞女现象的讨论也没有停止。1914年，袁世凯颁布了奖励模范个人的法令，其中就包括贞女和节妇，与明清的旌表制度相差无几。

贞女和人们常常谈论的节妇不同，节妇指的是丈夫死后不改嫁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被视作正常。贞女则充满争议，她们还没有正式出嫁，在很多人看来没有必要。虽然她们受到国家褒奖，成为“奇节”的楷模，但仍有人认为这违反了儒家礼仪。

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贞女是儒家性别压迫的象征、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当两性平等的新观念出现时，贞女的坚守成为最不合理的事情。袁世凯褒扬节烈的同时，胡适、鲁迅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严辞抨击。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贞女现象逐渐消亡。今天，贞女的故事基本被人遗忘。

1990年代，卢苇菁在美国读博，她阅读了大量明清时期与女性相关的材料，发现贞女的话题“一直跳出来”，诗歌、传记和学术讨论中都有，材料非常丰富。她被这个群体身上的复杂性与冲突性吸引，同时意识到，在现代学术探讨中，她们往往被简单视作无声的、顺从的受害者。

到美国之前，卢苇菁在复旦大学读书，她本科读历史，硕士转到了中文系。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淀，让她能不费力地解读研究对象的作品。在贞女研究中，贞女的诗歌成了她“赖以讨论她们的主体性、情感以及对自己行为意义的理解等问题的核心材料”。

她的贞女研究由博士论文扩展为一本书，《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一书表明：这些年轻女性是历史变化的行动者，不局限于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尚作出反应，也通过行动影响了中央和地方政治、家庭关系、学术论争。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安（Ann Waltner）评价道：“历史学家面临的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就是解释在现代读者看来令人困惑甚至震惊的行为。作者在这本优秀的书中抽丝剥茧地阐明了这个问题。”

卢苇菁在课堂上面对的多是20岁左右的西方年轻人。学生们阅读《矢志不渝》，起初觉得那样的故事“不可思议、天方夜谭”，讨论、讲解过后，他们变得能够理解了，“也觉得中国的女性不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她们也非常理想主义，可以看到和自己的共同点”。

福建贞女王媛，18岁时受聘于虞孔，三年后，虞孔病逝，父亲向她隐瞒了这个消息。未婚夫的丧葬队伍经过本村时，王媛才碰巧得知。她摘下所有首饰，换上缟衣，苦苦哀求父母让自己去未婚夫家守志。父亲态度强硬，她转而寻求一死，虽然母亲昼夜陪伴防护，她仍有几次差点死去。

贞女故事总触及她们必将面临的一对深重矛盾——对父母的孝与对未婚夫的贞。女儿的负罪感随处可见，叶贞女在绝命诗《谢母诗》中写道：“舍生违母心，我心亦悲切”。17岁的徐氏听到未婚夫的死讯后，摘下自己亲手种的瓜茄给母亲吃，当天她就自杀了，或许想以此尽最后的孝心。

女儿通过恳求、断发、绝食等手段表明自己的决心，父母则诉诸情理来打动女儿，有时也会以威胁做最后的努力。然而，严厉的父亲和体贴的母亲，往往都会败下阵来，由倔强的女儿自行决定。

在父母看来，女儿并无责任对未婚夫尽忠，因此她的行为纯属非分。就连她的夫家也认为，贞女的出现不合常理，令人尴尬。

1707年，一个聘于蔺氏的贞女在未婚夫去世后痛哭毁容，请求到未婚夫家守节。公婆为之久久叹息泣下，两家亲戚朋友听说了，莫不惊异称叹，但都说“不可”。

守贞夫家的模式，在明朝逐渐流行。到了18世纪，大多数贞女都选择到夫家守贞。然而，没有了儿子，儿子娶的儿媳本没有位置。这个不寻常的“儿媳”，对家中其他人的家庭关系、经济利益、情感状态提出了挑战。

贞女与寡妇不同，她没有与夫家亲属共同生活的经历，也没有丈夫作为调停人，夫家会存疑，她能很好地融入吗？如果她和家庭成员发生矛盾怎么办？即便没有这种冲突，夫家也会担心，年轻天真的贞女，在余下的岁月未必能坚守下去。

有的夫家还会感到情感上的刺痛。贞女出现在家中，让他们想起去世的儿子，心灵创伤更难以平复。常州金家勉强同意龙贞女嫁入家中，但龙日夜哭泣，公公难以忍受，“亡儿不复生，将何以慰我耶！”

贞女由女儿向妻子、儿媳身份的转变，有时以象征性的婚礼来完成。她们的婚礼最异乎寻常的地方在于，新郎是缺席的。贞女通常抱着未婚夫的牌位举行仪式。1677年，苏家迎接贞女王自瑶，她未进门，便请求撤掉装饰，停止音乐。登上厅堂后，她流着泪向未婚夫的肖像跪拜。当日雨雪纷纷，来观看的远近之人无不泣下。卢苇菁点明，“当贞女新娘象征性地换下婚服，披上丧服，她的新娘身份瞬间得而即失。”

自从听到未婚夫的死讯，贞女就脱下有颜色的衣服，去掉首饰，不施脂粉，衣麻茹素，待正式开始守节，更是开启漫长的自我隔绝的岁月。贞女一般住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条件更好的，则可单住一幢二层楼房，房间通常在楼上。程贞女15岁嫁入汪家，在楼上住了42年，从没下过楼。左宗棠核实她的故事后，为她亲手题了匾额“此楼千载”。

“贞女拒绝物质享受或者回避社会生活，通常被视为她们贞洁的表征或自我宣言，实际上也可能是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手段。”卢苇菁说。

在一篇题为《撒绣针》的诗中，朱珔记录了胡贞女的苦行。夜深了，她会在卧室的地上抛洒许多绣花针，然后在黑暗中一根根拾起，精疲力竭了才睡去。在清朝，记载节妇以捡铜钱为法控制性欲的文字俯拾皆是，贞女捡拾绣花针，又比之更难。这类传说仿佛在暗示，贞女并非普通的节妇，她们处于贞洁偶像的更高地位。

支贞女伸冤立嗣，原载《清代报刊图画集成》。 （受访者供图 / 图）

寿州夏氏姐妹遭遇了相同的人生不幸，在成婚之前，她们的未婚夫都死去了。妹妹约姐姐一同殉夫，姐姐说，父母老了，在生与死之间，我来选择容易的，你来完成更难的事，随后自尽而亡。妹妹遵循姐姐的意思奉养父母，守贞六十余年。

贞女殉夫的现象，从明朝后半叶起显著增多。卢苇菁认为，这和当时的道德极端主义与崇尚极端的文化密切相关。女子的贞与男子的忠彼此映照，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里被无限放大。自杀被看作是忠贞于已故未婚夫的终极证明。明清嬗递之际，乱世把人们对极端文化迷恋推向了新高点。清初经学家毛奇龄发现，在他的家乡绍兴府，明朝的六位贞女中没有任何人自杀，到了清初，殉夫现象则变得很常见。

正统价值观、“义”与“情”纠缠在一起，影响了贞女的生死抉择。

一些来自精英家庭的贞女有着实践儒家道德使命的自觉。宋景卫是忠臣之后，从小熟悉儒家经典，颇有诗才，在她守贞不久后，当地的贞女陈媛为抵抗再次订婚而自杀身亡。宋写了一首长诗纪念她，赞美她是著名儒家学者之后，诗中写道，“当知勉义非溺情，身洁心安理亦得。”

“贞女觉得，我说出来的话是要算数的，我已经答应嫁给他了，我们就是夫妻，我不会嫁给其他任何人。”卢苇菁指出，除了捍卫儒家道德，贞女也会以更朴素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选择，即主要把它看作个人责任。

在清朝，男女双方订婚常在幼年，这种婚姻习俗对贞女的心理塑造至关重要。当婚礼还遥遥无期时，女孩就知道自己要嫁给谁，属于谁。在明朝人夏良胜笔下，女儿三岁时，她未来的婆婆去世了，小姑娘躲起来哭，还一遍遍地叹息说，她的未婚夫现在无依无靠。

大多数贞女家庭长期维持着与夫家的联系，未婚夫进入县学的“名纸”会贴在她们家大厅的柱子上。如此种种，都让年轻女子不断加深自己的身份感。她们亲力亲为，精心准备嫁妆，绣下艳丽的花与成双成对的蝴蝶、鸳鸯、喜鹊，将自己的希望与梦想编织进一针一线里。当期望被无情斩断，她们有的留下遗书，指明嫁妆的赠予，有的将亲手缝制的嫁妆烧毁、剪碎。

明清时期，表亲婚、童养婚和其他亲友之间的定亲十分常见，订婚男女在婚前极有可能见过面，甚至一起长大。成达娥与未婚夫两小无猜，未婚夫病倒后，一日在迷糊中说，见到四妹成达娥来看自己。自从未婚夫病情转重，成达娥也开始准备自杀。清代学者朱彝尊指出，订婚的年轻男女虽然分开居住，心志却是相通的。

大多数情况下，未婚夫的死讯都是突然传来的，而此时准新娘正在为进入新生活做准备。有的贞女在得知消息几小时内自杀，有的贞女本不准备殉夫，但只能以死拒绝再嫁。凌存巽在未婚夫死后一心向佛，媒人的上门粉碎了她期望的“枯井无澜”的生活。她选择一死，捍卫自己从一而终的信念。

那些在夫家守贞后自杀的贞女，曾面对更为复杂艰险的人生。19世纪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夫家缺乏对贞女的情感滋养。王效成在《贞女论》中表明，由于缺乏丈夫的接引和居中调停，她们与公婆及妯娌的情感联系很弱。整夜，她们伴着白帷和烛光，形影相吊，只能将泪水咽下。

与夫家的经济纠纷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清朝，朝廷立法使贞女过继子嗣取得了合法性。在中国的父系家庭体系中，儿子担负延续血脉、主持祭奠的责任，贞女立后，替未婚夫履行了重大责任，也能提高自己在家中的地位。

夫家和族人忌惮的是，过继男孩有权继承部分甚至全部财产，贞女作为他法律上的母亲则有权控制该财产。贺贞女15岁嫁入死去的未婚夫郝家，未婚夫是家中独子。两个月后，她和夫家商量立嗣，族人纷纷阻挠她的计划，还散播谣言，说她的真正目的是控制郝家财产。谣言之下，不久她就自杀了。

即便立了嗣，纠纷仍然无法避免。支贞女的未婚夫是一个富有家庭的独子，族人把他的“同祖兄”文耀的儿子选为她的子嗣，这个过继的男孩后来死了。当族人提出第二次过继时，文耀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他死去的儿子将失去财产继承权。于是他和族人开始折磨支贞女，造谣她与人通奸，支贞女被逼得准备投河自尽。最终，她的弟弟把恶人告上县官公堂，支贞女才得以伸冤。

南方周末：出自社会底层和精英阶层的贞女，境遇有没有明显的不同？

卢苇菁：决定她们以后生活的因素，很大部分和她们的阶层、经济环境有关系。上层社会的贞女，只要家庭不破落，她的物质生活一般是有保障的，用不着为了物质生活去操劳，不用很早起来做手工、晚上很晚睡觉，用双手来劳动。她们的时间应该也很多，有赞扬她们的诗文说，她们关在家里几十年不下楼。

下层劳动家庭的贞女责任很大，特别是有的家里没有其他的男性，公婆年纪比较大，身体不好，她就要承担照顾他们的责任，生活得很辛苦。但是另外一面，这也提高了她在家里的地位，她变成了最重要的人物，公婆都要听她的。有一个贞女，她很有智慧，做各种东西，家人拿到市场上去卖，她非常勤劳，积累了一些钱，可以买地，家境越来越好。这样的贞女在家里的地位非常高，对她们来说，比有一个丈夫在家也许更有机会让她们发挥才能。我们可以设想，也许有的贞女会觉得，现在我嫁过去，不用受男人管，我可以自主，公婆人比较好，我可以把这个家庭撑起来。所以也是一种满足，让她们实现自我价值。

南方周末：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这些贞女身上有自主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卢苇菁：我想强调她们的主观信念和情感，这在她们自己的书写有清晰的表达。男性作者为她们撰写的传记中丰富的细节描述，也给我们提供了做心理分析的材料。

按照历史研究的训练，材料看得多了以后，开始感到里面有一些不断出现的现象，比如她们基本上都是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做决定的，这一点非常突出，女儿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她们故事的一部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当初做女性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是不是儒家文化、父权家长制的受害者，她们有没有声音。尽管在历史材料里面有很多关于她们的书写、她们自己的书写，但是被长期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她们没有声音，没有任何影响力。写贞女，可以寻找出一些被认为不存在的声音、不存在的女性的影响力。

南方周末：朝廷开始旌表贞女以后，贞女本来是一种自发行为，会不会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表彰，变成带有某种强迫性、没有那么自主的行动？

卢苇菁：这个说法可能对寡妇更合适，因为很少有人质疑守寡。虽然也有人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不能要求那种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的女性来守寡，她必须嫁人才能继续生活、把孩子养大，但是那种批评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好像就是应该守寡。所以再嫁的话，精英会看不起你，一般的邻居可能也会有微词。

但是贞女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觉得完全不应该做贞女。这不是一种已经被所有人接受的规范，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规范。所以，对她们来说，不想做贞女，完全可以。压力最主要来自她的父母，因为有的父母贪旌表的钱或名声，特别是福建那一带，会希望女儿做贞女、节妇。不然的话，贞女面对的压力跟寡妇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一种很极端的行为，很多人觉得她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你做了，他们的反应就是，“啊，好了不起，竟然你可以做这样的事。”

南方周末：过去的文人学者对贞女现象为什么产生激烈的讨论？

卢苇菁：贞女争论的两派（焦点在于），贞女的行为是不是合乎儒家的礼，她把自己看成寡妇，从礼教、经典来说是不是有道理。那么就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一种说，她用不着结婚到夫家住了以后才变成妻子，她到了行六礼的某个程度，这个关系就确定了，他们就是夫妻；还有一种是说，她必须要嫁过去，过三个月在宗庙里行了礼以后，才可以承认她是（妻子），不然的话，她死了，还要葬回自己家。关键就是界定婚姻什么时候成立。

清代的考据学者乾嘉学派，标榜一切从证据出发，是很实证性的东西，结果我发现他们对于贞女可以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虽然是同一个证据，他们可以有不同的阐释。这不是因为他们读不懂，而是因为他们事先已经有观点了。有一派很纠结，因为有这么“高尚”的行为、德操，虽然礼确实不是那样的，但不忍心批评她。还有一派就说，她们是符合礼的，尽量把它合理化，我觉得完全站不住脚。

所以争论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我们以前觉得，学术思潮的变化、文人做的这些东西，跟女性是完全没关系的，是男性掌控的。我读了以后发现，原来女性对他们做学问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完全可以不看证据，在那儿大谈对错，他们实际上违背了乾嘉用证据来说话的原则。

南方周末：明清时期，官方为什么旌表这么有争议的行为？

卢苇菁：因为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它要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儒家的形象来争取合法性，旌表的制度也是，所以它要奖励很多模范，旌表孝子贤孙、忠臣义夫、节妇烈女。

满族里很少贞洁观念，后来慢慢开始有了。刚开始康熙说自杀的贞女不旌表了，结果满洲出来一个自杀的贞女，他马上就旌表，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特别是在清初，朝廷乐意旌表，汉族的那些社会精英也乐于写、乐于歌颂。

另外，他们要通过表彰女性来批评那些没有实现男性道德的士大夫。因为明朝很多人是杀身成仁了，但是也有不少变成了贰臣，所以他们就用写贞洁妇女来抨击这些人，说他们很无耻。

还有一点，女性的道德象征力量特别强，旌表一个男的，大家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一般觉得女性很懦弱，特别是贞女没有必要为未婚夫守节，她竟然也用这么高的、超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甚至还自杀，她的象征力量特别强烈。所以也是为什么虽然贞女相比节妇来说，人数不多，但是贞女传记的比例非常高，因为她比节妇更能代表所谓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