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年女性面对阶层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的宣言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三卷，为免费内容。

她五十多岁，开始和一个比她年轻三十岁的男人约会。他离开了同龄的女朋友，并以前所未有的激情爱着她。但这段亲密的爱情插曲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在街头、餐馆和沙滩，他们总是遭受恶意的目光。她又成了青年时代的“丑闻女孩”，不过现在已完全不感到羞耻，反而有了解脱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再能忍受她曾经的美丽，而她只是在重复她的过去。尽管“他是她的天使，唤起了过去，让过去永远存在”，但这对未来有何意义？

《年轻男人》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历经悠悠岁月，战胜了阶层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之后的强大又充满力量的哲思之作。它是作家对时间与写作意义的叩问，如此赤裸裸，宛如一把尖刀。

五年前，我跟一个大学生度过了不那么从容的一夜。当时，他给我写信已经持续了一年，他想见我。

我经常为了逼迫自己写东西去做爱。我想体验做爱后的疲劳和荒芜，在这种状态下我就能告诉自己，生命中已经没什么可期待的了。对高潮的渴望是如此强烈，我期待当这种渴望停止时，我就会确信没有什么事情会比写书更让我感到愉快。当时我想写一本书，却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广，迟迟无法开始。或许我是因为想找个契机动笔，才在晚饭后把 A 带回家喝一杯的。他很腼腆，在餐厅时他几乎没说话。他比我小将近三十岁。

我们开始在周末见面。在等待下一个周末到来的时间里，我们越发想念彼此。他每天都用公用电话给我打电话，他不想让与他同居的那个女孩怀疑。她和他很早就开始同居，两人已经习惯了同居的状态，他们还在为考试发愁。他们从未想到做爱除了或早或晚地满足性欲以外，还可以有别的形态。做爱还可以是某种持续的创作过程。这种新鲜的体验让他狂热，他因此对我越发依恋。本以为只是睡睡而已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一段情史。我们都想把这段情史进行到底，当时我们还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后来他跟女友分手了，她搬出了公寓。我感到满意，也觉得松了一口气。那时，我养成了去他家过周末的习惯，从周五晚上待到周一早上。他住在鲁昂。鲁昂是我 1960 年代读大学时所在的城市。之后的很多年里，我只在去 Y 市给父母扫墓的时候才经过这座城市。我一进门就把买好的食材放在厨房，顾不得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我们就做爱。唱片已经滑入唱机，我们刚进卧室，音乐就响起。最经常放的是大门乐队。从某一刻起，我听不到音乐了。

《她住在爱街》（She Lives in the Love Street）中极用力的和弦和吉姆·莫里森的嗓音又一次打动了我。床垫直接放在地上，我们就在上面躺着。这个时段交通繁忙。车的前灯穿透没装窗帘的高窗，在卧室的墙壁上投下微光。我感觉，我好像一直都没有从床上起来，从我 18 岁开始睡的那张床，但在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男人在一起，这些男人都差不多。

他的公寓朝着鲁昂慈济医院。医院一年前就搬迁了，原址现在在施工，要改建成政府办公大楼。晚上，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亮着灯，灯经常亮一整夜。建筑的前方是一个方形的大院子，紧锁的铁栅栏内是一片清冷的阴影。我看着那黑色的屋顶，看着视线尽头的教堂穹顶。除了看门人，一个人都没有。我上大学时因为非法堕胎导致大出血，在一月的一个夜里，我就是被送到了这里、这家医院。我当时在医院住了六天，我已经不记得病房是在哪一侧了。这个令人惊诧、几乎难以置信的巧合中蕴含着迹象，预示着这将是一次神奇的邂逅，是一个必须经历的故事。

在下着蒙蒙细雨的那些星期日的下午，我们躺在被子里。之后，我们要么睡着了，要么半睡半醒地打盹儿。街道很安静，偶尔有几名路人的声音飘上来，通常是住在旁边的接待中心里的外国人。我感觉自己仿佛在 Y 市，像回到了小时候。星期日午饭后，店关了，我母亲累得衣服也没脱就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在她旁边看书。我没有年龄了，在半意识中，我从一个时段漂浮到另一个时段。

我在他家重新经历了我以前经历过的窘迫，他家的整体陈设跟我以前的家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跟我丈夫住在一起，我们都是大学生。电炉盘上的调温旋钮不好使，煎牛排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粘锅，煮意大利面和米饭的时候水很容易溢出来。冰箱很旧，不能调节温度，放在蔬菜格里的沙拉会被冻住。房间湿冷，天花板很高，窗户不严实。电暖器太费钱了，不能开。要套三件毛衣才能在房间里待住。

他带我去“办公室”、“大本钟”，这些都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咖啡馆。他请我去君宝餐厅吃饭。他喜欢听的广播是欧洲二台。晚上，他看《任何别的地方》（Nulle part ailleurs）。在街上，他与之打招呼的总是年轻人，通常是大学生。在他停下来跟那些人说话的时候，我站在一旁，保持距离。那些人偷偷瞄我。之后，他会跟我讲刚才我们遇到的那个人上了哪所大学，详细讲那个人的成功之处或失败之处。有时，他隔着一段距离悄悄跟我指一个人，叫我不要回头，告诉我那个人是他在文学系的老师。他让我脱离了我所属的那一代人，但是我又不属于他那一代人。

他的嫉妒心极强。他指责我让男人来过家里，因为厕所的马桶圈被掀起来了。因为他的嫉妒，质疑他是否爱我这件事变得没有意义。我曾经怀疑他的朋友们会指责他：“你是怎么做到跟一个已经绝经的女人交往的？”因为他的嫉妒心，我的这种想法也变得荒谬起来。

他对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当时我 54 岁，而我之前的情人都没有对我如此狂热。

他是穷学生，不得不活在不稳定的和贫困的状态中。他父母双双负债，住在巴黎近郊，一个是秘书，另一个拿着社会救济劳动合同。他只买最便宜的和特价的东西，如小块的微笑牛牌奶酪和 5 法郎的卡芒贝尔奶酪。他去不二价超市买法棍面包，因为比家旁边的面包店便宜 5 分钱。他下意识的举动和反应都受到了世代延续的缺钱状况的影响。他有一种足以应付日常生活的机灵。在超市，从促销员端着的碟子上抓一大把供试吃的奶酪。在巴黎，为了不花钱上厕所，毫不犹豫地走进一家咖啡馆，确定厕所的位置，然后从容地走出来。在停车计时器上看时间（他没有手表），等等。他每周都买体育彩票，等待，好像完全出于偶然的事情一定会很自然地发生：“我总有一天会中奖的，肯定的。”星期日上午快结束的时候，他看梯也里·罗兰主持的《电视足球》节目。每次进球，王子公园球场的人群起身欢呼，对他而言，这样的时刻是无上的幸福。这种想法甚至让他发抖。

吃饭时，我给他盛菜或倒酒，他不说“谢谢”，而是说“停”或者“够了”。他用反读的方式叫我“女人”“母亲”。知道他吸大麻以后，我发出尖叫，他觉得很好玩。他从来没有投过票，他没有在选民名单上登记。他不相信能改变社会，哪怕只是一点点。滑进社会的齿轮，逃避工作，同时享受社会赋予的权利，这就够了。这是一个如今这一代的年轻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吃的那坨屎”。对他而言，工作只是一种限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但凡有其他能活下去的办法，他就不愿意服从这种限制。虽然我承认学生时代的生活更丰富、更愉快，然而从事一项职业是我获得自由的条件。我写的书能否成功毕竟是一件说不准的事。这份职业后来依然保障了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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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Milo Weil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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