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殷盛琳 蔡嘉丽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一堂佛学课

2022年春天，香港珠海学院Zoom在线课堂上，四十多位学生将摄像头对准自己。除了零星几张年轻的面孔，大多数是中年人。

爱米33岁，坐标深圳，是这届应用佛学文学硕士课程的修读者之一。不过，她暂时无心顾及课堂内容，正慌张地将摄像头上调，确保只露出脖子以上——画面之外，她正抱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儿子哺乳。

疫情仍在蔓延，爱米大部分时候在南山区的家里进入课堂。她在线上读研期间完成了二胎生产。整个过程衔接紧凑：上学期怀孕，下学期哺乳，孩子在寒假前后出生。

屏幕里的教授滔滔不绝。话题有时是佛教的起源与发展，有时又延展到禅修，正念或者改变佛学发展的某个关键人物。与其说是课堂，倒更像是老师一个人的独角戏。

爱米听得打瞌睡。她选中这个学校、这门专业的目标非常清晰：用最少的成本拿到香港身份。

这也是许多中产家长的路径——通过申请全日制的香港“水硕”项目，拿到身份，他们的小孩就有资格参加香港DSE（又称香港高考）考试，或者参加华侨生联考，避开内地激烈的教育竞争。在一些中介的宣传中，这种方式被称为“合理合规的高考移民”。

爱米的大儿子刚5岁，她已经在深圳南山区买好了还不错的学区房，即便如此，她仍然担心孩子无法在激烈的内卷环境中胜出。去香港拿身份成为这个家庭规避风险的方式，“给孩子提供一个教育出口的保底方案”。

她找在香港做生意或求学过的朋友“取经”，“我不看专业，我也不看学校，我想要一个课业压力很轻松的，因为我太忙了，我又要顾事业又要顾娃对不对？”问了一圈，才找到珠海学院这所“宝藏学校”。

至于佛学，是她筛选过后的选项：中文授课项目，不要求英语成绩，学费只需要十万多港币。另外，佛学对她也有特殊的吸引力，“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信佛的。包括乔布斯、马斯克这些厉害的人，他们每天都会定时冥想。佛学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企业家们的心灵得到放松。”

珠海学院的佛学课程一共修读10门课，分两个学期上完。每门课有三个大作业，包括小组选题汇报、3000字的主题论文以及800字的读书笔记。爱米记得自己读过《六祖坛经》，稻盛和夫的《佛法》以及曹德旺的《心若菩提》。如果不是因为需要完成作业，她可能永远不会翻开这些书。

“那会儿我肚子老大了，天天在那儿写得我腰都疼”。后来，丈夫星佳干脆帮她写作业：他在Youtube上找了几个读书博主的视频，用软件语音转文字，再把大家的观点糅合在一起。

佛学已经算“香港水硕”里有含金量的课程了，爱米说，最水的那种甚至没有作业，每周周末花一天的时间去香港上课，一个学期只需要交一篇论文，还是小组合作形式。

爱米的佛学课同学有在金融领域深耕的职场人，小提琴老师，穿僧袍的出家人，或者实现财务自由后寻找精神寄托的富人。她时常觉得自己的目的有些说不出口——在神圣的佛学氛围里，“感觉好像我们一旦有一些歪心思，（就）是不够虔诚”。

直到快毕业，建立学生们的专属群聊，她才发现了好几个隐藏“盟友”。其中有位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考察北京城幼儿园的海淀妈妈。爱米最初发现端倪，是在摄像头下的课堂里，看到过她的两个小孩围过来。对方暴露了母亲身份。后来她们线上聊过几次，那位妈妈说，之前选了七八所幼儿园，带着孩子一一去面试。爱米觉得对方远比自己焦虑。

2022年秋天，爱米从珠海学院毕业，顺利拿到了香港身份的“入场券”。如果一切顺利，7年之后，她的孩子们随时可以跳出同龄人的高考游戏，转身开启通关更容易、在线竞争人数更少的“新副本”。

●香港巴士印着副学士课程的广告，这也是在内地考不上大学的一批学生热衷的项目，可以作为香港本科的“入门砖”。图/殷盛琳

从北京、深圳、杭州到香港

8月初，我在深圳南山区见到了爱米夫妇。他们的新公司开在写字楼的60层，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可以俯瞰这座城市最富庶的区域。五年前，他们刚来深圳，住在喧闹的龙华区，那里聚集了大量城中村。凭借房地产的余温，他们迅速积累起属于小家庭的财富。

现在，他们转做身份规划生意。爱米生完二胎后就着手开始接单，出于一个前房地产咨询公司创业者的嗅觉，她觉得这或许是新的风口。事实确实如此，仅2022年，她就签了差不多100组家庭的订单。

写字楼里，他们和其他创业公司共享办公区域。平时用来做咨询直播的小办公室只有几平米，绿色的幕布和打光灯立在角落。空间较大的会客室摆放着茶具，他们一般在那里接待咨询客户。在直播间，在会客室，各地家长的教育焦虑流动其中。

直播连线的家长大部分来自一线城市或者省会，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未雨绸缪，小孩还在读幼儿园或小学时就提前规划，想在孩子高考前拿到香港永居身份。另一种比较急迫，孩子读到中学，发现没有应试教育的天分，家长转而想拿香港临时身份让小孩去考DSE。

他们的问题都是相似的：怎么才能获得香港身份？需要多少钱？能不能在不耽误现有工作的情况下办成这件事？有位湖北妈妈接通了连线，她和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不清楚能不能走这条路。爱米说，“我只能告诉大家，有些父母非常毅然决然，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

一年多以来，爱米遇到过许多奇怪的客户。有人要求她签署保密协议，担心周边的人知道他有钱，更担心别人知道他想带着钱往外走，从而怀疑财产的来路；有来自上海的博士妈妈委托她们办理优才计划，但坚决不告诉其他家长，害怕她们成为自己申请路上的竞争者。还有一位客户在深圳著名中学做了多年的语文老师，把许多学生送往世界各国的顶级名校，自己的小孩却平庸无奇。这位父亲动了自己去香港读研，为小孩拿身份的念头。

在家长们眼里，香港不仅代表捷径，也代表“精英圈子”。孩子如果能考入香港的名校或从中学就在这里站稳脚跟，会拥有认识更多精英同龄人的机会。他们相信圈层的力量，相信人以群分。

爱米的客户里有一些全职妈妈。在爱米的描述中，留学拿身份这事，对她们而言也是一次逃离。她们在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建立起社交网络，组织打匹克球，相约爬山、出海，“她们觉得前所未有的开心”。

陈冰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赴港读研的代价远比她想象中大。

和许多内地家长一样，她也为7岁儿子和6岁女儿的教育问题感到焦虑。所以当有朋友向她介绍了香港读研拿身份这条“捷径”后，陈冰几乎没有犹豫，马上开始了咨询和申请。爱米向她推荐了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但2022年秋季入学时，学校要求一定要到港念书，不再有线上授课。陈冰有点懵，她长居杭州，原本以为，自己也可以像爱米一样，远程读完硕士课程。但现在，如果想继续计划，她必须从服务了十几年的公司裸辞。在那之前，她是这所氛围轻松的外企里的资深IT工程师。

她迟迟没能做出决定。原本9月1日就要报到，她向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也是最长时限。如果10月1日还没到校，会被判定为挂科。她没办法，买了10月1日杭州飞香港的机票，同时买了两天后的回程票。结果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回不去了。老师很直白地告诉她，如果翘课太多，可能无法顺利毕业。陈冰反复权衡，最终还是向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

陈冰真正回过神来，是在香港生活了半个月，有次坐大巴车从屯门去往市中心，沿途经过跨海大桥，她看着空空茫茫的海面，才意识到自己正进入全新的生活。

人到中年，突然被抛向未知，她整个人显得有些失重。硕士课程都在晚上，她一般到中午才起床，再从长租酒店晃悠到屯门公路的校园里。课堂上，她是拿着电脑坐在教室最后面角落的那种学生，尽量避免和老师有任何眼神交流。

到了陈冰这一届，佛学课程扩招到50多人。大家不再像爱米一样对自己的目的讳莫如深，陈冰说，同班同学里，大多数都是为了小孩教育才过来读书的家长，基本都在40岁左右。有位接近50岁的家长，孩子已经在读高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60多岁的大哥，已经退休了，是少数真正喜欢佛学、没有直接功利目的的同学。

●陈冰的毕业典礼 讲述者供图

今年7月，陈冰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上，陈冰的丈夫和儿女也来了——4月份，在同一所外企工作十几年的丈夫被裁员，拿到了一笔丰厚的赔偿金。在杭州，丈夫再次投出去的简历都没有回音，他们决定干脆到香港重新开始。儿子和女儿也做起小小“港漂”，在暑假进行了插班考试。

在爱米接触的客户里，像陈冰这样读研之后最终选择留在香港的家长并不少见，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做出了相同决定。

和陈冰一家见面是在香港上环的咖啡厅。她穿一件蓝白条纹的T恤衫，戴着框架眼镜，没有化妆，如果在路上遇见她，你会以为是本地最普通不过的居民。不过，在狭小的咖啡厅里，这个家庭的普通话倒是引人注意，旁边的顾客不时打量他们。一口粤语的本地服务员努力地在和两个小孩沟通。

落地窗外，香港上环的街道显得有些沉寂，行人寥寥。过去两年里，香港流失了14万劳动人口。上环所在的中西区算是香港的富人区，也是移民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疫情期间，香港一些办学质量并不高的私立院校面临亏损，招不满本地学生。招生办会主动与内地留学中介寻求合作，为课程招揽生源，甚至降低录取门槛。

但现在，招生处“太傲娇了”。爱米说，随着留学拿身份的家长涌入香港，1000多个、2000多个人竞争几十个名额的情况并不少见，学校再也不必为生源发愁。一些课程的学费暗搓搓上涨，招生标准水涨船高，之前对语言没要求的中文授课项目，也开始要求雅思成绩。

“深港妈咪”：移民中介的自我修养

在虚构的身份里，Vivi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的教育，通过申请优才计划拿到了香港身份。“鸡娃不如鸡自己，家里有娃的，咱们一起聊聊吧”，她在社交平台上的简介里介绍自己。账号头像是精心设计后的形象：一头利落的短发，穿剪裁得体的套装，妆容精致。

现实里，她是深圳一家身份中介公司的内容运营，脸色暗沉，有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疲惫感。她服务的这家公司已经成立了17年，打出的宣传语是，“全球每3位香港优才获批者，就有1位来自XX”。

事实上，“水硕”留学只是香港身份生意版图里的一个边角，由此延伸的增值服务已经发展为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小孩择校、租房、菲佣、保险、医疗，每一个在港生活的细节都是市场。

入职两年多，Vivi已经算是小组里除了领导外最资深的员工了，她见证了公司在政策风口上迅速扩张的过程。

这门生意真正的“爆火”，是从2022年10月开始的。当时，港府宣布取消优才计划的年度配额，限时两年。2022年12月底，又启动了“高才计划”，只要满足前一年的年薪在250万港元以上，或者在全球百强的名校获得学士学位，都可以通过高才计划，获得香港身份。

她们的业务随即开始暴增，公司规模迅速扩张。Vivi说，去年3月，公司还只租了一层半的楼，到了今年夏天，已经占据了写字楼里的整整五层。为了应对噌噌上涨的单量，公司新招了很多员工。Vivi的工资也迅速攀升：每谈下一笔订单，她就能拿到相应比例的分成。

她前几年的工作经历有些倒霉，做过自媒体，为一些情感大号写原创文章，但不论怎么写，都赚不到太多钱，后来换到在线教育行业，薪水涨了没多久，行业就垮了。

现在，她终于幸运地赶上了风口期。因为不知道这样的政策窗口会持续多久，所以她拼命努力，是组里的“卷王”，想趁现在多攒下一些钱。

Vivi具体的工作，是通过做内容去触达客户，引流拉新，然后把顾客对接给咨询，由她们负责签单。她会根据各个平台算法的不同，做不一样的内容。在知乎这样的平台，她会发偏解释类的文章，在小红书或者微信公众号，就得靠“经营人设”，“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在她眼里，这群家长充满焦虑，孩子是他们的软肋，也是他们做一切决定的理由。在和难缠的中产家长打交道时，她一般会从家人身上找灵感。姐姐的小孩成绩不好，中考落榜了，要面临“分流”。她旁观她们做母亲，在补习班和各种教育政策里挣扎，已经感受到窒息。

这个深漂多年的80后即将40岁，仍然单身，尚未进入婚姻。她对成立家庭的兴趣逐渐寡淡，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多赚点钱，好好享受生活。

她旁观着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尽力在燃烧的火堆上加把柴。她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文章标题常常是这样的：《高考人数直逼1300万，一张香港身份证能解决中产焦虑吗？》如果有可能，她希望这火堆永远不要熄灭，这样她才能赚到更多钱。

夜幕低垂的深圳街头，Vivi挤进人流，她得搭乘晚班地铁回家，省下钱来还房贷。

●截至今年2月28日，8325名内地申请者获批“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占整体获批数目近95%。中新社李志华摄

更大的成功

出人意料地，这群为小孩寻找教育捷径的中产家长，拥有大致相似的人生路径——出生在并不发达的小城市或者县城，是古早一批的“小镇做题家”。他们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在大城市立足，并靠时代红利与运气积累了不错的财富。孩子是他们人到中年后的 “人生试卷”，没人愿意得低分。

爱米在前二十年多的人生里，是一个标准的小镇女孩成长模版。

她在宁夏一个小县城里长大，成绩在班级里稳居前十。她记得当时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就已经存在，2009年，高考结束后，她们翻阅成绩单，发现排名前列的学生都不认识，属于“空降”学霸。

“但其实我也是弯道超车的，因为我是少数民族，所以我加分。”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同宿舍的山东同学录取分数比她足足高出100分。

当时她并不知道，进入大学只是游戏的开始而非终章，同学们的出路也因为出身与资源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在同学开始用上苹果手机的时候，她还在用老旧的诺基亚，在同学们享受青春时，她在勤工俭学。让她感触最深的，是读大三、大四的时候，一些同学在准备出国留学，讨论去北欧还是美国。她哪个都不敢想，早早就决定直接就业，补贴家用。

毕业时，她做了最保守的决定：回老家省会银川，进入一家国企。入职后她发现，跟她同批的同事里，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靠关系进去的。包括星佳，她后来的丈夫，也是父母花了钱，找了关系塞进去的。

爱米讲话时，丈夫星佳斜靠在沙发上，他穿一双黑色凉鞋，用慵懒的语气谈论起他们这五年的创业经历，像在追溯一场美梦。他感激深圳，这座逐梦之城从不排外，给每个人机会。

从一所二本大学毕业后，他被父母安排进银川一家通讯国企，和爱米成为同事。但他并不满足于国企的安稳，在那里混了一年多，就瞒着父母辞了职。他开始接连的创业，做过微商，卖过面膜，开VR体验馆，都失败了，赔了二三十万。最后他总结失败的原因，银川不存在真正的创业者。在这里想把一门生意做起来，靠的是人脉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

他决定离开银川，去一线城市闯一闯。他和爱米筛选了一圈，决定来到深圳，这是对年轻异乡人最友好的一线城市。

之后的五年，他们赶上了时代的新风口，迅速积累起家庭的资产。爱米在2019年房地产回暖时创业，做房产销售，她记得当时夸张的情景，几乎每天都有房子在成交，日薪近5000块。他们在南山区买了三套房，又在北京、杭州等城市置办了房产。这也是许多中产家庭的积累财富的路径。

为什么还是焦虑？爱米的感受是，中产没办法把很多资源直接传承给下一代。“他可能在公务员体系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但没办法把职位传给他人。孩子必须经历中考，再经历高考，考到一个本科，或者一个研究生，才有资格去报考他那个职位。”

中产家庭有财富，但似乎也没什么机会能让资产稳定地保值增值。而坠落却随时可能发生：房价会下跌，P2P会暴雷，中年企业精英随时面临裁员。最稳妥的方式仍然是，把小孩也培养成精英，才不至于轻易掉落阶层。“孩子没考到高中，被分流了，是蓝领，你就是掉落阶层了，对吧？你但凡想找个体面一点的工作，起码是个研究生。”

事实上，他们的中介生意也迎合了这样的焦虑。为中产家庭提供解决方案，或者说，提供人生阶段的GPS。“我们要确定性”，爱米说。

见面时，爱米戴一副珍珠耳环，脖颈与手腕上是梵克雅宝的成套饰品。她穿着质地华贵的职业套装，扎着低马尾，惯常的中产妈妈打扮。但星佳说，他们仍然有更大的物质需求没有满足。

星佳的偶像是罗伯特清崎，《穷爸爸，富爸爸》系列书的作者。“他们夫妻两个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依然活跃在twitter，写文章发表一些观点，宣传说不要相信任何国家，靠不住，要靠自己赚钱，不要相信现在的教育系统。”

星佳说，这五年，他们经历的这些和真正“厉害”的人比起来，简直乏善可陈。他们身边很多客户做外贸，碰上行业风口，两年时间赚了几千万。也有人早年在深圳湾买了房子，1500万随即涨到了4000万。“对不对？是不是？人家住着豪宅，看一看海景，看看对面的香港。”

他们渴望着更大的成功。

而那些没从银川县城走出来的同学们，大部分仍然生活在那儿。许多人连高中没考上就去工作了，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做小生意，开店，或者干脆进入体制内。

他们承认，如果孩子处在和自己一样的环境里，如今的高考竞争压力要更大。小辈们想要走出县城，走出银川，一定是更困难的闯关。星佳感叹，“阶层必然是越来越固定的。你只能把他们玩的游戏规则推翻，重新搞一个新的游戏。”

●深圳蛇口码头，许多家长从这里坐轮渡，可以直接抵达香港上环。图/殷盛琳

内地与香港之间：一位插班生的肖像

在香港，这场“新的游戏”中，西瑶每周最期待的是周末。像逃难一样远离压抑的课堂与逼仄的公寓，西瑶和妈妈会一起去圣安德烈堂听免费的粤语课。

这座位于沙尖咀弥敦道一处斜坡上的老教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每一次，她们需要走过长长的台阶，才能抵达门前。

殷红色砖墙与彩色玻璃筑造起西瑶的小小巢穴。在这里，绝大多数学员是共享同一种语境、拥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内地客，同样的异乡人。教课的本地老师是确凿无疑的温和派，不必担心会受到排斥与冷脸。坐在一群相似的人中间，她感觉到安全。

西瑶16岁，梳着马尾，瘦削高挑。她是典型的那种在公立教育体系里长大的小孩，做事沉稳，拥有一颗“老灵魂”。她说自己除了偶尔追星之外，不怎么像个当代年轻人。

今年年初，经历插班生笔试、面试后，她从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国际部，转学香港，入读香港一所排名不错的“一等”学校，暑假开学后即将升入中四。

如同许多家长规划的那样，她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求学，走在一条避开激烈高考竞争的捷径上。但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追问。

她身处热闹的校园，却像在孤岛。有香港同学会当着她的面说坏话，她一面生气，一面又觉得这群香港同龄人好幼稚，“在《甄嬛传》里感觉（他们）活不过第三集”。

西瑶说，她后面越来越觉得乏味，也没有兴趣主动融入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交流，不知道怎么开启话题，因为语言不同，确实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她在香港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有内地背景的女孩，两个人在孤岛上抱团取暖。

李宁起初以为香港学校没有社团活动，因为女儿放学后总是很快回家。后来她才知道，是女儿刻意避开了那些需要待在“集体”的时刻。

李宁是那种让人挑不出错来的妈妈，做事风格和发型一样的干净利落。她和丈夫在东北的小县城长大，高考给了他们去往城市的机会。毕业后，1999年，他们来到北京，在此工作与生活。

在做母亲这事上，她绝对兢兢业业。过去16年里，女儿西瑶是家庭的轴心。李宁说，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女儿在哪里读书，这个家就跟着迁徙到那附近租房。去香港前的最后一站，在北京海淀区，西瑶中考考入了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国际部。

从拿到香港身份，到抵达遥远的南方小岛开始新生活，李宁和女儿只用了3个月。筛选学校的坐标系与在北京没什么本质差别：必须是第一等级的学校，升学率必须要高。

李宁对移居香港的选择有后知后觉的庆幸：西瑶参加香港插班生考试时，还没有多少人报名，但从今年5、6月份开始，这条“捷径”的竞争压力骤增，“（一所）学校所有年级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名额，然后有几百个孩子去参加考试”，她补充说，“几乎都是内地的孩子。”

在香港，她们租住的房子在40层，只有45平方米，仍在西瑶就读的学校附近。

李宁记得，刚到香港的头一个月，她有点崩溃，西瑶几乎每天回来都要跟她掉眼泪。她隐约感觉到，除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女儿还面对着急于自我证明的压力。“她入学之后，香港同学也会窃窃私语，大家对内地来的学生的刻板印象就是肯定学习很好”，李宁说，女儿害怕如果自己表现平平，会被同学们暗地嘲讽，觉得她不过如此。

连她自己也处在封闭的状态里，极少社交，每天除了去买菜，准备女儿的饭菜之外，她大部分时间缩在公寓，体重迅速攀升。但看到女儿情绪低落，她强迫自己主动像蜗牛一样伸出触角，带着女儿一起努力融入庞大的城市。

在茶餐厅，李宁用蹩脚的粤语点菜，用行动鼓励女儿，“open一点”，不要怕出糗。

没人提起过后悔，李宁说，她们彼此都知道，海淀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到香港，跟（北京）学校办退学的时候，就问过学校能不能保留学籍，学校一口回绝了，说不可能。”办理退学手续后，西瑶在原班级的名额迅速被新的同学取代了。

香港的教育并没有想象中轻松。一位2013年到香港读研，并留居多年的福建妈妈说，“精英教育在哪里都很卷，香港一样非常非常的卷。”她说，在香港，小孩读中班，4 岁左右就需要提前为小学面试做准备了。她并不觉得孩子们来到香港就可以避开竞争，“可能在应试上的教育竞争少一点，但是你要面对香港国际化的竞争，多元环境的竞争。”

●香港补习班，也是一门火爆的生意。图/殷盛琳

在香港，西瑶看到了以前没见过的世界，“打网球，认识不同的人，听他们的故事。”但是她总感觉很孤独。她说，在北京，大家总是会强调集体荣誉感这个东西，一个班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但在香港，行政班只是大家在一起上课，同学和同学之间不太会有很深刻的联系。

她现在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通过DSE考试，考入港大。有时候，她想到留在人大附的那些同学们，至少有同窗情谊，而自己高中三年只是工具化的“进身之阶”而非一种青春体验，还是会觉得有点遗憾。

中三学年结束后，西瑶和其他香港学生一样，提前进行了DSE科目的选择，类似于内地的文理分科。她选择了热门的经济和会计学。

这个短暂的假期里，她在北京798和一位网友见了面。对方做设计工作，60多岁，没有小孩，养两只狗。平时爱自己画画。西瑶觉得这位阿姨特别潇洒，在过着她理想中的生活。她对艺术很感兴趣，想从事和电影或剧场相关的工作。

但她觉得目前来说，那只是一种梦想。如果本科去读香港艺术院校，似乎有点浪费了。她还是会先选择读名校，读最热门的科目。

●街边蔬菜店，内地家长们听不懂粤语，一般会直接付大额现金，让对方找零。图/殷盛琳

香港，作为退路与起点

这个夏天，是陈冰一家在香港新的开始。她们在上环租了套40多平米的老房子，月租16500元，两室一厅，一家四口在7月搬了进去。为了节省费用，许多家具她是通过淘宝网购，邮寄到了香港。和杭州一百多平米的住处比，这里显得异常拥挤。丈夫和自己的工作都还没有着落，两个小孩占据他们全部的生活。

安顿下来后，她就开始焦虑起孩子的插班问题。她发了100多封邮件，投了3、40封简历。最后两个小孩被中西区一家小学录取了，这里是香港的“富人区”，反而成为竞争较小的区域——孩子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仍然是内地生，离关口越近的区域竞争越激烈。

虽然来到香港，但许多家长仍然带着内卷、竞争式的惯性对待教育。陈冰也不例外。她想给孩子们报补习班，在香港的街道上逡巡。去一家补习班询问时，有年轻的香港本地老师皱着眉头应对她的连环提问，最后劝她，再仔细考量一下，是否真的有报班的必要，不要那么焦虑。

●陈冰一家租住社区附近，这片区域房租昂贵。图/殷盛琳

陈冰还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在之前工作的企业，或者说，过去这些年经受的教育与生活，让她成为“模式化”的人。陈冰说，她之前和孩子们去参加香港的亲子活动，发现自己画东西规规整整，眼镜就是画圆圈，嘴巴就是一条弧线。

但小朋友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们用贴纸在板子上贴满各种亮晶晶的东西，很有创造性。“如果一直在教育体制下，他可能这个东西慢慢就被磨掉了，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奇思妙想的，但就是会慢慢变成统一的模版，可惜了。”她希望孩子们可以保留这样的想象力，不要变成一颗螺丝，也不要变成一具模版。

星佳对小家庭的下一个规划是去日本养老。无论是深圳还是香港，似乎都无法满足他对生活的期待。“我们现在（深圳）住的房子有180多平，在香港住房成本要高五六倍，生活水平是跟不上的，就感觉去到香港还是有点阶层掉落的感觉。”

另外，他想在同时持有深圳身份、香港身份的基础上，再拿一个海外绿卡，“随时可以走”。

香港对他和爱米来说似乎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说自己掌握不了香港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对他来说也并不重要。“我管它好还是坏，我都是受益者。”他对政策的风吹草动非常敏锐，在下任何判断之前要关注政策的倾向性。“实际上（有人）经常会讲，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谁是那个代价？我不想成为那个代价。”他笑起来，眼镜在午后阳光的折射下晃动。“我想成为代价之后，享受胜利果实的人”，他接着说。

至于小孩的教育，香港也只是一个备选项。爱米说，目前看来，6岁的大儿子性格争强好胜，喜欢集体，和公立学校的风格还算适配。如果他真的是个学霸，在国内参加中考高考也没问题。如果儿子不喜欢刷题，也可以去读深圳好的私立学校，未来申请海外的大学，或者去香港读书，避开中考分流。

另外，儿子目前对国际象棋特别痴迷，他们打算等他再大一些，给他找世界一流的国际象棋教练，如果儿子真的有天赋，也可以去打比赛，上SAT课程，去申请美高，进而冲击藤校。“这几条路都给他铺好，每条路都可以走”，爱米说。

在这个9月，他们的100个客户即将抵达香港，开始硕士课程。

每位家长都祈祷香港的政策不要有变化——起码在自己的孩子结束DSE考试前，不要有任何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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