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判官”火爆背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2023-09-14 05:09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维舟

日前在青岛地铁上发生了这样的风波：有人指责旁边的一位大妈一人占了俩座，争执中，那位大妈的老伴说：“我占十个你也管不着！”话音刚落，旁边有个小伙子突然出手扇了那大爷一巴掌，随后转身扬长而去。

图源网络

这位“地铁判官”自此成了都市新传奇，虽然事后有人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但网上却一边倒地挺他：“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判官，认真办案。”“第一，绝对意气用事；第二，绝不漏判一件坏事；第三，绝对裁判得公正漂亮。”甚至在他与被打的大爷和解之后，仍有人说“能不能全国巡扇，把那些在地铁上不讲素质、胡搞瞎搞的全扇一遍”。

这当然是戏谑，但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为“地铁判官”叫好？

在这些叫好声的背后，是许多人的积压已久的不满：他们受够了那些在公共场合“不讲理”的人，却又无法加以制止，警力既无法及时赶到、调解起来也可能耗费时日，此时，他们就格外希望有个神灵能从天而降，当即大快人心地“立即实现正义”。在这种心理期待下，“地铁判官”当然就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了。

《包青天》剧照

歌德曾说过，假如在不讲正义和目无法纪两者之间可以选择的话，德国人宁愿选择前者。这体现出德国人高度的法治精神：哪怕正义难以伸张，但法律必须遵从。然而在我们国内，很多人的选择只怕正相反，因为中国人历来相信，实现正义才是道德秩序的根本，法律倒是常常不当回事。

实际上，传统社会对那些“替天行道”的侠客所寄予的期望就是如此，这些神出鬼没的英雄随时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主持正义、重申道德、保卫社会，但自己却不会加入其中。然而，现在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想要“地铁判官”，还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在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数中国人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与陌生人大规模互动的经验，他们目睹了许许多多自己看不惯、看不懂的现象，却深感无能为力。

《狩猎》剧照

以往在乡土社会，没有那么多人胆敢偏离社区规范，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那会遭到所有人的议论乃至道德谴责，足以让当事人很久都抬不起头来。薛亚利在《村庄里的闲话》一书中就曾指出，“说闲话”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式的道德制裁，“负面性的闲话评价，很容易对个体造成一种强迫性的暗示”，因为“闲话其实主要是借助言论评说来实施的道德规范”。如果一个人无视这样的社区评价，将对其生活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这就足以让人们不敢做得太过分。

然而到了陌生人社会，一个人在地铁上占俩座位、在景区插队/逃票、在公共场合让孩子随地小便，这些经常引起纠纷的事件，却往往拿当事人没办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共管理人员难以及时介入，此时，如果此人没有道德自我约束，又完全不理睬他人的感受，那就真有可能没什么能阻止他占到小便宜。所谓“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意味着无所顾忌的人，也就不再受什么约束。

《黑暗荣耀》剧照

稍稍留意下就会发现，中国人对此有多深恶痛绝。面对这种情形，人们以往有这样几种话语：一是谴责“没有公德心”，二是责骂“素质低”，三是诉诸“文明”，四是强调“规则”。然而，这些往往要么很难立竿见影地约束对方行为，要么改变起来需要长期的社会变迁，甚至一两代人都未必能完成。可想而知，很多人已经对此失去耐心。

如果说这种心态还好理解，那么人们的正义期待则完全错付了对象：谁给了“地铁判官”权利去扇别人耳光？如果每个人都独断专行地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在公共场所这样私人执法，那岂不天下大乱？

法律学者冯象在《政法笔记》中早就曾说过，中国法制历来重实体、轻程序，百姓要求“立即实现正义”，这都是基于对实质正义的理解，然而这么一来，就时有不注重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情形出现，有时制造出冤假错案。“地铁判官”所理解的正义，是凭借自身的道德直觉而非法律，但自命正义就可以侵犯他人权利了吗？

《二十不惑》剧照

对自身的道德直觉有着迷之自信，不惜对他人施暴，这种人既谈不上正义，造成的后果也可怕得多。甲午战争时，赫德曾说过：“就正义而言，日本人根本没有任何正义——也许只有这种正义：即由他们认定别的干了错事的国家必须改正。”不难看出，“地铁判官”也有同样的倾向，那就是自视为正义的化身，似乎有权去改正别人的错误行为。

就在不久前，同样是在青岛地铁上，一位大妈肆意辱骂一位怀孕少妇是“猪”，而起因只是嫌对方挤到了自己；在重庆地铁上，一位大妈用扇子狂扇女孩耳光，都打出血来了，理由是怀疑对方偷拍自己儿子；在山东东营的公交车上，一位大爷与公交车司机发生矛盾，多次辱骂并动手殴打司机。这些施暴者都丝毫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相反还理直气壮，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错在对方，自己的做法因而完全正当——实际上，她们就是另一些“地铁判官”。

《legal high》剧照

在一个价值观多元的社会里，仅凭己意去裁决别人行为，那问题就更大了。在郑州地铁上，有位大妈怒怼小情侣在地铁上旖旎“恶心”；而在另一个城市地铁上，一个女孩子因为穿超短裤而被训斥“你穿这个像什么样子”。这种“看不惯”其实是一种对年轻人文化现象的保守反应，但在一些老人眼里，这些都是偏离社区规范的行为，为什么不能管管？然而，想想看，你和恋人在公共场所拥吻下，却被人当面唾骂，你会是什么感觉？

时代已经变了，指望“地铁判官”能像侠客一样当场实现正义，往好里说也只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

《开端》剧照

即便是侠客，一如龚鹏程曾论述的，从宋代起，其“原始盲动力量，必须要在清官所代表的清明道德理性精神控制、导引之下，敛才就范，才可以表现为理性”。他正确地指出，那种自认怎么合适就怎么干的侠客人格，在近代固然批判了社会不义，但却也排斥温和改革、说理的方式或合法抗争，“而把批判对象视为恶，以自己代表善与正义，更是近代知识分子权威人格的根源”。

可以说，像“地铁判官”这样的人物，制造的问题可能比他们解决的问题更多，固然其行为或许让人觉得“快意恩仇”，却让人更进一步无视解决问题的合法程序，迷信“只要是正义化身，暴力也是正当的”。这只能让类似的纠纷出现时，变得更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