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小儿神经外科医生眼中的世界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三卷，为免费内容。

《开颅：“牵动神经”的医疗故事集》是一位小儿神经外科医生的自传式写作。他继承了战斗飞行员父亲的进取和沉着，执业 20 余年，从菜鸟成长为顶尖骨干；也被各种生死悲欢打动，在收到 15 年前患者的婚礼喜帖时，他觉得一切都很值得；却不免自己也生了腿部神经瘤，甚至传奇的父亲也因渐冻症早早撒手人寰。透过本书，作者分享了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手术案例，吐露了医生的感悟和心绪，用细腻的笔触和洞察，在展现外科医生的坚毅果敢之余，更有这个群体身上难得一见的柔情。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卢克的惊险一跃》一章，分享给读者。

比赛进行到第三跳时，最坏的事情发生了。赛道中，翻滚的骑手和越野摩托扬起的烟尘终于落下，一边的露天看台上，父母的热切顿时化作了恐惧。这是一个温暖的秋日傍晚，巨型泛光灯上落满点点昆虫，将暮色照成白昼，也照出了观众面前的混沌场景。一个接着一个，骑手们徐徐坐起，揉揉脑袋，向观众席挥手。家长们也起身一路小跑来到通向赛道的铁门口，松了口气。人群中响起试探性的笑声，有人提前鼓起了掌。

然而，有一个男孩没有起来。他仍躺在赛道上，蜷成一坨，一动不动，脑袋下面有一摊鲜血越来越大。人群重新归于安静。“这是谁家的孩子？是卢克吗？”躺在烟尘中的男孩正是卢克，卢克·诺兰（Luke Nolan），他已经这样躺了有一阵了。

卢克的父亲就在赛道旁边的露天观众席上，就在他的面前，12 岁的卢克在一段直道加速之后，和周围的骑手一样接着加速冲上土丘，这是他在赛道上的第一圈，也是唯一一圈。然后不知怎的，某个骑手的车轮卡到了别人的，混乱开始了。第一次腾空落地时，卢克摔下了摩托，本来扣好的头盔竟然也从头上飞了出去。再次弹起时，一辆翻滚的摩托的车把刺穿了他的颅骨，在他左边的颅骨和脑子上挖出了一条二三厘米深的粗糙沟槽。左脑可是优势半球，包含着调控语言的脑区。大多数时候没人能在这样的伤势下存活，伤者会当场死亡。

卢克的父亲推开围拢的人群到了儿子身边，想都没想就从泥土赛道上抱起了儿子，塞进某人的车子火速赶到了当地医院。当初是否该留在原地等救护车，我们再也无从知道了。很惊人，卢克的脊椎竟没有受伤，而那才是现场瘫痪最常见的原因。那家医院的急诊人员迅速替他包扎头部，以保持血压、止住出血，然后用救护车把孩子紧急转运到了我们这里。传呼在傍晚发出，通知相关团队卢克即将送到。救护车将他送入创伤区时我们都在。他父亲也从救护车上下来，伴着轮床一路疾走。

虽然我有个住院医生在急诊部，我还是亲自去了，因为我刚做完一台手术，从下午一直到了晚上，本来就要下去取上背包骑车回家的。我是第一年做主治，渴望从头参与治疗，或许是我身上还留着一些住培时的习惯吧。梅利萨这时是低年资住院医师，几年后肯定会当住院总医师。她同样任务繁忙，要负责许多手术以外的事项，常常要在医院过夜。所以家里本来就

没有什么温馨的晚餐或有趣的对话在等我。步行穿过急诊部时，我在体内感到一阵熟悉的肾上腺素涌起。我瞟了一眼男孩头上匆匆戴上但足以救命的头套，很快明白自己后面好几个小时都回不了家了，于是又切回了工作档。

我扫了一眼男孩头部的 CT 片，发现颅骨和颅内的脑子都受了严重损伤，而后，我马上带他父亲来到急诊部咨询室，与他讨论即将开展的手术。我还必须取得他的同意。医生在家长在场的情况下未经同意而开展手术即构成殴打罪—听上去很怪，但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家长同意是手术中极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家长或亲属在场，也可做紧急同意处理，但必须有两名主治医师的批准才行。）之前我做住院医时，这种谈话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家属同意，而不是和他们交流情感。但是今晚，这一点将在我身上永久地改变。

谈话时我始终站着，卢克的父亲也没坐下，我们平视着对方。他留了一部山羊胡，周围的颔须大多未剃。他上身穿一件薄薄的蓝牛仔外套，已经褪了色，头上的棒球帽满是灰尘，帽子底下的黑色头发上密布汗珠。他双眼泛红，面庞起皱——担忧和持续紧张开始显出了后果。屋里只有我们两人。贴在灯箱上的几张片子显示着男孩头颅所受的重创，幽蓝的灯光洒在我们身上。我报出自己的名字，说我是今晚值班的小儿神经外科医师。说话间，他把头垂到胸前，举起一只手蒙住了双眼。这时我才正式行医不久。我多希望自己当时伸一只手搭到他肩上安慰他。就算急着去手术室，稍微搭一下也好。换作今天，我肯定会这么做；今天，在我知道的儿神外医生里，95％ 都会这么做。要找到平衡。既表达同情，也保持专注，然后继续工作。但在那时，我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千百次地经历这种场面，还没有学到那些经验。我只告诉自己：拿下同意书，就进手术室。

要找到平衡。既表达同情，也保持专注，然后继续工作。

于是我没有多做什么，只是稍等片刻让他镇定下来，然后嘟囔了一句“我知道这很残酷”之类的。这种谈话在任何场所都不太合适。急诊室里太乱，自家的孩子在旁边重伤垂危会令家长分心，医护来来回回也让他们承受不起。急诊室外面也成问题，因为别的病人会听见，这么做已经不见容于隐私法律了。因此要与家属面谈，最后剩下的场所只有咨询室，那里往往装修简朴，有三四把椅子，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盒纸巾，墙上挂一幅淡雅的画。如今，灯箱已经为一台显示图像的电脑所取代，就像传呼机和手写病历一样消失了。

我低下头去，心中涌进了各种念头：待会儿要打给手术委员要他们动员手术团队，要确认联络正确的实验室，要记得打给小儿 ICU 通知他们留一张床位给术后的病人，还有其他 23 件事情，做好了才能开始手术，另外还要给血液做配型——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这位父亲的鞋子。比鞋子稍高一点，在那条蓝色牛仔裤的裤脚边上，我发现了一块隐约有些眼熟的灰色，刚才它混在孩子的血里，一起溅到了他的衣裤上，有一点还沾到了下面的袜子。那是脑组织。他儿子的脑组织。脑组织混合着血液头发泥土和青草，就落在这个人身上，鲜血和污泥形成了一层暗红的光泽，盖住了他的上衣、裤子正面和裤脚边。我瞬间想象出了他在那条尘土赛道上俯身将儿子抱起的画面，那是他唯一知道的事：行动起来，把儿子送去治疗。我立时抬头望向这位父亲，仿佛感受到了一丝他的感受，那种外人无从想象的痛苦。我们目光交织。他告诉我他儿子叫卢克，并哽咽地说他们喜欢一起跑摩托车。短短几分钟后，我就进到手术室里，努力救他的儿子，但是做手术的过程中，我怎么也忘不掉这位父亲站在我面前哭泣、裤腿上沾着儿子脑子的样子。

小儿神经外科往往比其他医学分支更加急迫，即使在大神外领域内也是如此。在我担任过教职的两家机构，都有大约 1／3 以上的手术，是我们在开展前 48 小时还不知道的。反过来说，在我们相聚手术台的 48 小时之前，那些病人还根本不是病人，他们只是过着日子、想着心事的普通人，浑然不觉有任何异样。我在做医学生或神外住院医的时候，大概对这一点还缺乏体会。我只知道那时候的每一个病例，无论成人还是小儿，都是急诊病例。培训时，除手术以外，我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急诊部或 ICU 照料危重病人，很少涉足门诊部其他科室的那种更加平静有序的工作。

但那时我们都年轻，都被这个紧张激烈的领域所吸引。情况紧急才有肾上腺素。情况紧急才有机会做手术。情况紧急，才能在难得休息的时候，和彼此吹牛讲故事。直到后来，当我

做了主治、接着又成了父亲，“紧急情况”才有了别样的含义。原来紧急情况还是某个人的孩子。紧急情况也可以是某个人的全部世界，这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你将做出怎样的决策。不久前，在小儿 ICU 那间狭小的家属咨询室里，我和一位中年穆斯林妇女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刚给她唯一的孩子下了脑瘤诊断。

“请治好他，大夫，我求求你。”她的头巾边缘被泪水沾湿了，“他是我的太阳，我的月亮，是我天空中的每一颗星星。”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这些紧急病例就是我所谓的“小儿神经外科的公共卫生使命”。我们这门职业，最关键就是保证周围社区的需求要得到满足。根据这个模型，家长有权期待自己的孩子在需要医治时能得到医治，无论那是新诊断出的青少年糖尿病需要找小儿内分泌医师，手臂骨折须由小儿骨科治疗，还是脑、脊椎或脊髓的伤病需要手术。我们作为小儿神经外科医师，职责是照顾那些需要评估和专科治疗的孩子，我们常常要紧急进入手术室，去治疗创伤、脑内血块、脑积水成疝以及许多其他疾病。还有一些算不得急诊，但也相当紧迫，也须加进日程，最好次日就给予治疗。这些病例都会归入手术室委员会的那个高度复杂而神秘的“分级”体系的某处，这一体系决定着北美乃至全球病人的就诊顺序。后一类情况包括脊柱裂、小儿脑瘤，以及一两天内不加处理就会恶化的其他林林总总。随着我们的职业生涯不断进展，我主张我们的角色也要不断演进，起初是埋头干活、顺应既有的体系，到后期则要主动参与创立更好的体系，以确保能实施及时且良好的治疗。我们中有些幸运儿，能把两方面都做到。

这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你将做出怎样的决策。

我给卢克做了好几次手术。赛道的泥土里携带了各种微生物。他感染了，但是借由积极的冲洗术、优秀的感染病专家和强大的抗生素，我们替他清除了感染。第一晚的第一台手术旨在从受伤的脑部清除赛道和草地上来的渣子、取出破碎污染的颅骨碎片，并止住撕裂皮肤的出血。幸运的是，他剩下的皮肤面积够大，可以直接关闭创口而不必用皮肤移植物。几天后，一治好感染，我们又回到手术室，从他大腿侧面的肌肉上切下一层纸一样薄的肌肉筋膜，用来替代他的硬脑膜，因为他受伤的那侧硬脑膜在事故中被挖掉了一块。这等于是为脑子和脑脊液罩上一层保护膜，与其他修复部位隔开，使脑子可以进行一些愈合。除一名住院医师之外，我在这台手术中的副手包括一名执业外科助理医师，以及更重要的，一位解剖学博士。手术前，他特地为这台手术在遗体实验室操练了几个小时，复习腿部肌肉、筋膜和供血的相关解剖结构——后面，这位沙恩·塔布斯博士（Dr．Shane Tubbs）会发表 1000 多篇论文充实解剖学及外科学文献，影响众多神经外科医师的培训，并为需要接受神外手术的儿童和成人提高了生活质量。沙恩递给我的那片从做好准备的腿上切下的筋膜，大小完全合适，余量也足够。这是此刻最美妙的事。我们把整片都用上了。

几周后，我们又为卢克替换了在事故中粉碎以及在初次手术中摘除的那部分颅骨，用的是他自己的几层颅骨。这种方法叫“中厚骨移植”，源自从 20 世纪初的发现中衍生的几项技术。

我们没到 3 岁时，颅骨大致像一块薄薄的好时巧克力，只有一层，这时还无法使用这项将骨骼分层的技术。等长大一点，我们的颅骨会发育出三层，变得像一块奥利奥饼干（我对家长使用这个比方时，旁听的孩子们往往很感兴趣）。这时我们就可以取一片正常的颅骨，用一把薄薄的凿子，像分开奥利奥饼干一样把它分层，然后把最底下一层放回原位，取上层修补骨缺损。现在的 3D 打印、消毒后嵌入缺损部位的塑料聚合物，在近 20 年前卢克受伤的时候还不存在。中厚骨移植是当时的最佳选项。

卢克从一连串的重建手术中恢复之后，他父亲又锲而不舍地带他去做了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语言治疗，他始终陪在儿子身边，一刻也没有放松。在手术后的数月到几年里，每次我在复诊时见到他们，卢克身上都还留着最初的伤势造成的乏力和语言障碍。他的右臂只恢复了有限功能，但已经可以坚定地跟人握手。他也学会了在行走时调整步态，以弥补右腿的乏力；还能开展简单的对话，谈谈复健和回校上课的事。他的头形也已接近正常，棕色的头发下只有少许缝补的疤痕。我能在他本该平滑的颅骨上摸到了几处隆起，但除了我没人注意得到。当我摸他的头，检查缺损或术后的恢复问题时，他和他父亲总是表现出殷切的感激。

之后许多年里，他们一直用照片向我汇报近况，他父亲寄来的最后一张照片至今还摆在我眼前。照片中，当年的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位青年男子，他为高中毕业照穿上了正装，脸上挂着微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和他父亲在急诊部那个狭小房间里相处的画面：他裤腿上沾着儿子的脑组织，默默流泪。我先是停顿，继而明了，然后试着轻声告诉他：我会把你的儿子救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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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ABRAHAM POPOCATL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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