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善良遭遇恶意——一个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的故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当年亲历此事的实习生，多年后和我提起此事，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和愤怒，说到激动之处，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么多年过去了，故事的当事人，都还活着，而且都属于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为了不打扰当事人的安宁，阿宝将当事人的名字以字母代替。

隐去了这些信息，似乎就显得不够真实和有力。而漫长的时间，也注定使一些细节变得有些模糊。大家就当个故事，姑妄言之妄听之吧。

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一个中国北方大城市里。

这个大城市里，有一家全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而大学旁边，是与大学比邻而居的一家全国著名的三甲医院。

那一年，A同学在这家医院普外科实习，B医生是普外科的住院总医师，而C主任是这个科室的副主任医师。三个人，分别代表了医学生涯的三个层次，A是最底层的菜鸟，B是刚脱离菜鸟的普通医生，而C则已经晋身专家级别，是业内公认的腹腔镜手术一流高手。

C专家对下级医生包括实习医生极其严格，曾经有女实习生因为在手术室因为有几缕头发露在帽子外面，被他认为违反无菌原则，从手术室直接骂了出去。

背地里，被他的严苛要求折磨的苦不堪言的实习医生都称C为变态，但是，对于这位变态老师的技术水平，他们无不打心眼里佩服。

医院的日子，紧张忙碌而规律，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A同学B医生C主任三位，作为机器上的三个功能各不相同的零件，也每天高速而规律的运转。

直到有一天，小A的姑妈D教授找上门来。

D是一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教授，得了胆结石，需要手术。由于她现在并没有急性发作，不是急症患者，只能和普通患者一起排队等着住院。保守估计，她要排到一个月以后。

其实胆结石手术并不复杂，不想排队的话，这个城市有的是医院可以做这个手术。但D教授觉得自己对社会价值很大，生命非常宝贵，一定要到全国最顶级的医院，也就是小A实习的这家医院手术。

D教授之前托人想加塞，被医院婉拒了，因为她病情既不紧急又不危重，医院不肯照顾她。

于是D教授找到小A，大大诉了一通苦，说自己最近要出差，希望尽快把手术做了，让小A给想想办法。

小A懵逼了：我一个小小实习医生，哪能帮的上忙。

然而姑母心情很迫切，小A没办法，硬着头皮给科室住院总B说了一下。

小A虽然是实习医生，但是聪明伶俐而且勤奋刻苦，在科室很受老师喜欢。B见他实在为难，便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借床。

这家医院虽然是国内顶级的医院，但也不是所有科室都床位爆满，有个别科室床位不太紧张，经常有空床。

于是B建议小A：由B出面去别的科室借床让他姑母住下。然后再由他出面，请几个麻醉科和手术室朋友休息时间到医院加个班，把手术做了。

这个办法，不会侵害其他患者任何利益，既不会影响他们住院也不会影响他们手术。但医护人员会很辛苦，他们必须得每天去别的科室查房处理病人，还得在难得的休息时间拉一群麻醉科手术室的朋友一起加班。

C主任对这一计划默许了。他虽然被学生骂为变态，但其实内心非常善良。他自己就经常帮那些外地的穷困患者借床加台，以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等候时间和开销。每次他找人加台，都免不了被麻醉师护士真真假假骂一顿，但大家都知道他心好，所以他要加台的时候，只要不是太忙太累，能帮就尽量帮一把。

就这样，在不影响其他病人利益的前提下，D教授如愿以偿住进了医院，由C主任主刀顺利做完了手术，顺利出院了。

出院后，出事儿了。

住院的时候，D教授和他老公悄悄给C主任送了五千块的红包，以示感谢。C主任发现后，把钱交给了小A，让她还回去。于是小A就把钱还给了姑母，也就是D教授。后来D教授送了一些水果给加班的医务人员，大家实在推脱不掉，就分着吃了。

然而，不知为何，D教授悄悄把钱收了起来，没有告诉老公。

D教授的老公，是人大代表。

给医生送了五千块钱，D教授的老公一直耿耿于怀，老婆住院期间没好说啥。待老婆出院以后，他发飙了。

在人大会议上，他以自身经历，在媒体面前指名道姓的强烈谴责C医生和他所在的医院。称：口口声声没有床位无法安排住院，结果把红包给够给足以后，立马就有床位了，就能收住院了。他公开指证C医生收了他五千元红包，痛心疾首的痛斥医院道德败坏，声色俱厉的呼吁加强医疗行业医德教育。

他的发言立即被媒体报道，诸多满腔正义的媒体记者蜂拥到医院，对C医生道德沦丧的行为进行采访和声讨。

从医院到科室再到当事医生，全都懵逼了。

医院问医生：到底收没收红包？

医生说：没收，退了。

人大代表说：没退，收了。

人大代表的指控，无疑比医生的自辨有说服力的多。一时间，不仅上级单位和媒体，就连医院领导和同事，都怀疑C主任真的收了红包。百口莫辩的C主任，医生生涯一夜之间岌岌可危，一个天才的年轻专家的职业前途，面临毁灭性的打击。

幸而，苍天有眼，C主任并不是把红包直接退给了D教授，而是由A同学转交。这一个无意的举动，挽救了他的前途，也挽救了无数的患者。

得知情况后急疯了也气疯了的小A，冲到D教授家里质问姑母：为什么姑父要诬陷好心帮了咱们的医生？

D教授说：还钱的事儿你姑父不知道。

小A说：可你知道啊，现在闹这么大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

D教授义正辞严的说：你姑父是人大代表，他说收红包，不是针对的哪一个医生，而是针对的整个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是为了改善整个医疗行业的医德医风。你们科医生没收咱们的红包，难道没收别人的红包？难道中国所有的医生都没收红包？我们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说了，他们不是收了咱们两箱水果吗？那也是违反纪律违背医德的！

小A崩溃了，哭着回到了医院。回到医院躲在宿舍一直哭。当同学去安慰她的时候，她哭着说：我想不到人性会坏到这种地步，我想不到我那么尊敬的人可以说着这样冠冕堂皇的话做这种龌龊不堪的事！

舆论汹汹，B医生受不了了，他对C主任说：帮小A姑母的主意是我出的，这锅我来背吧。

C主任说：你背什么背，我是你上级，手术是我做的。这锅除了我谁也背不了。

幸运的是，小A没有顾及姑父姑母的面子和尊严，向调查组讲明了情况，证明红包确实没有收。C主任终于避免了最糟糕的结果。

那时候没有微博，没有自媒体。

那时候，上级就是天，媒体就是天。

上级不能错，媒体不能错，所以医生和医院必须有错。

最终，医院认为，C主任收了病人的水果，是错误的，勒令他写检查。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一哄而散的媒体，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更没有一个字的更正。而这位大学教授和他人大代表老公的词典里，更是没有认错赔礼道歉这几个字。

风波结束后的小A，在医院压力非常大，很多人，尤其那些牺牲了休息时间加班给他姑母做手术的人，更是一肚子意见。觉得自己没脸见人的小A，一度不好意思进手术室。

而被实习医生骂为“变态”的C主任，亲自带不好意思进手术室的小A上手术，对大家说：大人的事情，和孩子没关系。反复叮嘱本科和手术室的医务人员善待小A，不要为难她。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医院又恢复了往日的紧张和忙碌。

多年后，当年的C主任已经是全国著名的顶级专家。当我听到这个故事，通过朋友想和他聊聊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过去那么久了，早忘了。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忘了，还是不愿提起。

我宁愿相信是前者，每日忙碌如他，有太多的生命要求拯救，有太多的工作要去操劳。也许他真的无暇去为这些事情生气，更懒得放在心里。

但是，我们所有人做的一切，都会在历史留下痕迹。

这种忘恩负义反咬一口的事情，肯定不仅医疗行业能遇到。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事情在医疗行业极其普遍，普遍到几乎每个医生都有切肤之痛。

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这样的事情似乎反而越来越多。医疗行业的东郭先生们，不断的遭遇饿狼的反噬。

不久前，在河南某地，一位患者需要手术，当地医院好心好意的帮他联系了上级专家下来做手术，免了他奔波求医之苦。按照事先约定，患者家属只需要支付区区3000元的专家酬劳（包含交通食宿等费用）。

没想到，患者家属先是假意答应并乖乖付钱，在手术顺利完成后却扭头找到当地无良媒体喊冤，指责医院乱收费。在无良媒体和无证记者的鼓噪帮助下，患者成功的实现了对上级医院专家的白嫖。

至于大名鼎鼎的聊城“假药”案，就更不用说了。面对身患三种晚期肿瘤的患者，面对家属强烈的救治意愿，医生基于当时的国际研究成果，向患者推荐使用了国内尚未上市的药物卡博替尼。用药后患者病情一度有好转迹象，家属对医生感恩戴德要送锦旗。

没想到，在患者最终不治后，家属反咬一口，指控医生“卖假药”。在无良媒体的疯狂炒作下，这位善良的医生，险些被害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而在聊城假药案中竭力还原真相，并付出了禁言一年代价的阿宝，至今被家属无休无止的起诉和纠缠。

很多人都问我：阿宝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在法庭上，我曾经对法官说过一句话：“我们，不能把人性中最质朴的良善，逼入绝境！”

守护这种良善，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