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鸣教授：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一些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分享篇）| 深度观点

大家好！非常感谢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给我机会，与大家聊聊青少年发展这个话题，以及主要的社会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我将会着重谈谈家庭和学校方面的社会因素。

今天的发言如提纲所示。首先，聊一聊青少年的定义和意义。其次，着重谈谈两个西方的理论，这两个理论都跟社会环境因素对青少年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再次，一些青少年发展指标，以及积极青少年发展的比较新的理论框架。第四，分享一些美国、英国、中国的实证研究得来的结论。最后，以总结与展望结束发言。之后进入问答环节。

“青少年”的定义是什么？通常来说，“青少年”是指介于青春期和成年之间的人群和人生阶段。有人觉得大概是13岁到17岁，有人觉得是11岁到20岁，有人觉得18岁就不应该再叫做“青少年”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对“青少年”也许有不一样的理解。但对于青少年，基本上我们指的就是早期（11-14岁）、中期（15-17岁）、后期（18-20岁）三个阶段，跨越了人生的第二个十年。有些孩子10岁开始就已经出现一些青春期的早期特征，然后到中期、后期。比如在美国，18岁就可以投票了，但他们仍然具有很多青少年的特质，虽然大多数都上了大学。

青少年阶段具有重大意义。人生的第二个十年，涉及到身体发育、性别认同、身份建立、独立性的探索、自我探索、社交关系的界定及培养、责任感的培养，这一切经历以及他们的心得对一生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青少年发展是不均衡、不平等的，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社会都面临的问题。我想先分享一个中国的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自2010年开始实施的，可以说是中国最大、最全面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纵向调查，一般两年调查一次。我的三位同事，陈教授、杨教授、任教授，他们对8990名0到15岁的中国学生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和城市之间，青少年的发展在有些指标上是不平等的。最重要的不平等指标之一就是低出生体重儿。低出生体重儿会影响到人生的很多方面，可以说，这些重要的发展指标几乎都与低出生体重儿的状态有一定关系。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低出生体重儿的percentage（百分比）差距是一倍之差。此外，肥胖问题也存在差异，更严重的是农村孩子。1到15岁的农村孩子的肥胖率是20%，城里孩子是12%，因此现在农村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更有可能肥胖。下面这几个指标的区别不算很大。当然，过去一个月是否有锻炼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城里孩子的锻炼百分比稍微多一点，大概差四个百分点。

第一行的指标是针对更年轻更小的婴幼儿，第二行就是10-15岁的青少年了。这些数据来源于他们自测。“忧郁”不一定指忧郁症，只是忧郁的现象。不幸福感、对前途没有信心、人际关系不好、缺乏社交技能，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回答的。从数据来说，农村的孩子不如城里的孩子。如果我们认为百分比能够说明一定概率的话，“抑郁”方面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不幸福感”相差6个百分点；“人际关系不好”相差10个百分点；“缺乏社交技能”相差7个百分点。这是我们直接询问得到的，这些青少年的主观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城里的孩子确实比农村的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概率要低一些，实际上，他们当中存在这些问题的百分比也并不是很低。“抑郁”是22%，其实这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百分比。16%的城市青少年有不幸福的感觉，对前途没有信心等，总的来说，这些现象不是非常少见，但还是有城乡之间的差别。

我主要讲两个西方的理论，这两个西方理论很有影响力。第一个是“人类发展的生态模型”，由Urie·Bronfenbrenner提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名字比较长，我们暂且称其为U先生。U先生出生在俄国莫斯科，6岁去了美国，在美国完成了大学和博士教育，留在美国做教授。他最重要的理论认为，作为发展心理学家，在研究发展心理学之余，也应该非常注重社会环境对个体孩子发展的影响力。

在U先生创建了“人类发展的生态模型”这一理论之前，大多数心理学家及社会科学家都认为：如果一个人最终生活得不是很如意，比如一直生活在贫穷之中，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等，绝大多数的原因来自孩子本身。要么基因，父母没有给他聪明的大脑；要么就是身体不好或者动力不足等，对孩子自身的原因看得比较多。而U先生认为，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U先生是儿童心理学家，他主要讲的是儿童。U先生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很多的系统中，这些系统互相之间共同存在，互相交汇。他的理论里讲了四个系统：微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宏观系统。最后是时间，超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么多的系统之中，我们内心认为的事、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其他，有些东西非常个体化，但其实都受到这些系统的影响。

微系统是指除了我们个人以外，个体直接参与的密切的环境。比如家庭、学校、朋友圈。中间系统指的是微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连接。例如家庭和学校之间、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互相交汇，这些终究也会影响到个体的发展，影响到微系统方方面面的特点。外部系统对个体具有重要影响但个体不直接参与的环境。个体不一定直接参与，也不一定直接见到个体，但是它们互动里面发生的问题、动态的交互，最后都会影响到中间系统，也会影响到微系统。宏观系统就是个体所处文化和社会的整体价值观、信仰、传统等，是更大的背景环境。

虽然U先生讲的是儿童，但他的理论延续到人一生的发展，现在很多老年人的老龄学研究也在使用这套理论。起初从儿童开始，到后来他的理论影响力逐渐增大，世界各国几乎都在使用。他宣扬环境的重要，贫穷不仅仅是个人因素，更重要的是环境因素，对美国人民和生活产生了直接作用。1964年他就这个理论给美国国会做了报告，直接导致了1965年美国启动了名为Head Start的Program。它以家庭的收入为标准，专门让低收入的家庭得到政府更多的直接资助，得到方方面面的帮助和支持。Head Start到现在依然存在，有很多科学研究在观察它到底有没有帮助。他们发现，同样都是贫穷家庭或者父母也没有上过大学的孩子，一部分参与了这个项目(Head Start program)，一部分没有参与，很多年之后，当年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孩子们后来的发展总体来说比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孩子们要更好。这个项目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与贡献是巨大的。

下面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用一个学校归属感的例子，来进一步阐述这个理论框架。为什么有的孩子喜欢上学，有的孩子不喜欢上学？有的孩子觉得我是属于学校的，我愿意去学校，这是我每天该做的事情。有些孩子就恨不得逃学，觉得自己不属于学校。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的被解释对象是“对学校的归属感”。这里面除了年龄、性格、性别、身高、体重、智力、学习等个体因素之外，还有学校的微系统因素。上图中举了一些微系统因素的例子，有效的学习环境、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良好关系等。“学校的安全性”因素，是指孩子觉得去学校是很安全的。这里的“安全”，不仅仅是犯罪方面的安全，更是同学对他的态度的安全。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学校里面的欺凌现象（bullying），有的时候还是很严重的。对于“学校的课外活动”，有的孩子觉得我想去学校参加辩论、参加踢球等等。还有学生之间的互动，也参与构建了学校的微系统。对于孩子来说，其他的微系统比如家庭也是很重要的，家庭给他营造的氛围对他的价值观、社交能力等都有很大的影响，都会直接影响到他对学校的归属感。

中间系统、外部系统以及更宏观的系统，包括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更大一点是教育政策、国家议程、学校的地理位置——在大城市还是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是国际学校还是大城市里面的重点学校等——都会有不一样的特质。所有这一切都会解释不同个体在“对学校的归属感”方面的差异。当然，我们今天的感受不代表明天的感受，更不代表昨天的感受，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变换的、纵向的过程。

第二个理论叫“社会学习与认知理论”。这个理论由Albert·Bandura提出，我们称其为A先生。A先生在加拿大出生，并在加拿大完成了大学学业，之后在美国读博士，留在美国做教授。他最主要的理论之一就是“社会学习与社会认知理论”。这个理论强调了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和行为因素这三个层面的互动。从上图中大家可以看到，箭头都是双向的。就是个人因素影响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影响个人因素，最终要解释“人是怎么学习的”这个问题。

学习的过程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一种行为因素，最终是一种行为现象。它是怎么造成的？当然一定是跟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一起互动的结果。对于“学习”这个行为来说，A先生认为人一定会不断地观察别人。当然在他的时代，互联网还没有这么普遍，但学习可以通过直接的观察，也可以通过网络的观察。人类社会的学习是通过观察，通过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他人的行动、经验以及社会环境中的模型行为而产生。

学习行为需要动力，一部分是内在动力，一部分是外在动力。内在动力因素是你真正喜欢做这件事情，你个人的兴趣与你的价值观大概率要吻合。外在动力因素主要是我做了这件事，比如说交了作业，就得到褒奖；如果不做，也许老师就会找我麻烦，或者告诉家长。最完美的动力就是内在和外在动力都存在，但实际上，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行为，一般来说都是有区别的，有的时候内在多一点，有的时候外在多一点，但是如果内在外在都没有，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有行为实现的。

所以个体们通过观察，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然后再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不同的内在外在因素观察、体会以及反思，在不同情境之中进行自我调节，最终解释我们个人的行为。这个理论一开始用来解释学习行为，但它对成年人，包括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的各种行为都有一定的解释。锻炼身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因素，很多人对锻炼身体有内在和外在的兴趣，锻炼身体也有模仿因素。有研究表明：街上跑步的人多了，你也会有更多的可能去锻炼。

这套理论经过了无数的验证。在中国也有一定的验证，终究我们是有社会属性的，我们不可能避免和各式各样的人群打交道，小到家庭，大到更大范围的陌生人。这个过程他研究得非常细，他有一些更具体的在心理因素上的创建，我们后面会再谈到。

学习成绩和能力

提及青少年发展的指标，通常我们会先想到孩子学习好不好、学习能力强不强、爱不爱学习。这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学习、教育至今是绝大多数社会中，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主要桥梁，所以学习能力好坏，尤其是在书本和学校中的学习能力好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它绝不是唯一的青少年发展指标。

教育期望

教育期望是跟学习的动力有关系的。“教育期望”是指个体希望自己将来受教育的程度。有的人说我想上大学，有的人说我想读博士。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我们通常会看到，比较贫穷的家庭和比较富有的家庭在孩子的教育期望上的差别是很大的，但中国家庭在教育期望上的差别不是很大。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对教育的期望一直很高。当然，当孩子到了高中，慢慢面对现实，差距也就慢慢拉开了。

品德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品德永远是对道德的判断以及行为规范中重要的指标。

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绝大多数青少年的身体都比较健康，因为他们还年轻，但是精神健康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例子，西方更多在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是否锻炼身体，是否抽烟、喝酒，是否使用毒品等。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青少年发展指标。有一种心理因素，“自我效能感”，是A先生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自我效能感英文叫Self-efficacy，是指个人对自己完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主观评估，自我效能感跟总体自信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它是根据具体任务的主观评估。比如我认为我读书方面能力很强，社交方面、独立能力很强，但也许我在做饭方面能力就不强，它是以具体的任务为前提的。我们现在讲青少年教育，学习能力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块。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评估，我认为我行不行，跟客观行不行并不完全一致，很多时候甚至是不一致的。A先生认为，无论客观怎么样，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感都是对未来有重要影响力的因素。

怎样提高自我效能感？你认为你行不行，你认为你能不能学习好，你认为你能不能把工作做好？A先生提出了一些可能性：首先是过去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就是我认为我是否能行，主要看我过去是否能行。那么有时候遇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怎么办？我就去寻找跟我类似的人，我想象中或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人，替代经验，就是看他人行不行。除了经验以外，你周围的人群，对你比较重要的这些人给予的言语上的鼓励也很重要。最后是身心健康，一个非常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年轻人，自我效能感比较高的可能性就更大。

西方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实验。有些女孩子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数学不好，实验把初一、初二的比较年轻的青少年随机分成两组，一部分不断加强信念，反复强调你数学行；另一部分放任自流。两组在客观上受到的教育没有区别，学习的内容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是言语上的鼓励。不仅老师告诉你行，你的同伴也都说你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是有区别的。受到鼓励的这一组女孩儿后来学理工科的概率更高，毕业率也高。所以说，主观认为我行不行是很重要的，这是青少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听起来全是正面的指标不一定都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美国的亚裔青少年学习成绩一般非常好，国内的朋友们大概也听说过他们的考试成绩很高。一些社会学家也研究过美国亚裔青少年，发现一些人学习很好，学习能力很强，但是他们的幸福感不强，有很多忧虑。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功的渴望，也可能是压力的源泉，如果一个人完全不渴望成功，可能真的无法走到anywhere，基本上走不远，也不可能很努力。

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度，“度”到底在哪里？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因家长以及因孩子而异。但是总的来说，青少年发展指标是多样化的，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西方开始出现“积极青少年发展”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谈到青少年总是皱眉头，觉得青少年他们有很多trouble，有很多缺陷，从“病理”的视角，从批评的角度去看待。那什么才是好的结果呢？就是没有这些Problem，没有这些病理。新的“积极青少年发展”更重视他们积极方面的发展轨迹，强调人有很强的可塑性。即使青少年有一些所谓的缺陷与问题行为，也不排除他们有非常强的可塑性，有很多潜在的个体和生态资源，可以让他们变成积极发展中的青少年。

积极青少年的概念从美国开始，林丹华教授是我的研究合作伙伴，我们从大概2013年开始，想把“积极青少年发展”视角引入中国。一开始我们合作研究，共同发表文章，后来她的团队做得更深入。她借鉴了西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视角，分析了传统问题视角和青少年积极发展视角之间的区别：一个着重研究的是弱势群体，有问题的人，而不是整体青少年。其实绝大多数的青少年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阳光的、有很多正面因素的，即使有一定程度上的问题行为，也不能排除他们有很多潜力成为一个积极发展中的青少年。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全人”的发展，而不是只看弱势群体，只看有问题的部分行为。

这是西方的5Cs模型。西方积极青少年发展，我们叫它PYD（positive use development）。为什么管它叫5Cs模型？能力的英文是Competence，联结是Connection，品格是Character，关爱是Caring，自信是Confidence，全是C打头，然后这五个C形成了5Cs的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模型，如果全部具备，5Cs最终的结果是第六个C，就是Contribution，就是对社会积极的、正面的贡献。图中的15个模型实际上更细化一些。

林教授带领团队做了110人的深度访谈，最终推出了中国文化下青少年积极发展内涵与结构，当然还是保留了原来5Cs中的4Cs。包括能力、品格、联结和自我价值。她把关爱Caring和自信Confidence合并成“品格”，就是“爱智信义”。其中，“能力”不只是学习能力，也是社会能力，更是生活能力。我非常欣赏她把健康能力列入其中，因为健康也是一种能力。当然健康有很多因素，比如基因。我们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基因。有些基因让我们更容易得糖尿病，更容易得心脏病，更容易肥胖等。除此以外，我们能做的很多事也是一种能力，包括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让我们度过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身心都健康的人生。积极青少年发展结构模式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我们的青少年长成参天大树，对社会有意义、有贡献，对自己也有非常幸福、充满积极正能量的人生。

除了刚才具体的这些细分以外，他们最主要的理论，就是一个积极发展中的青少年应该是德才兼备的，能力、自我价值、品格同时兼备。还能够非常正面地联结重要的社会机构，比如家庭、学校、社区，他们有最多的联系。当然，最多的联系还是家庭，其次是学校。

接下来谈谈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首先是家庭结构。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发展得很多元化了，家庭结构也多元化了。下图是一份来自《美国青少年追踪调研》的调研结果，被解释的对象是“离家出走”。离家出走是一个在任何社会都有可能发生的现象。调研对象是16,000名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这大概也是美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人口调研。从1994年到1995年开始，到现在还在继续追踪这些人。被调研的人大概都40多岁了。

以上是各种家庭中孩子离家出走的百分比。“完整的婚姻家庭”是指父母结婚了的家庭，这种家庭有6%的孩子曾经至少有过一次离家出走的经历。“完整的同居家庭”这种家庭模式可能在国内比较少，在美国却有很多，在欧洲更多。他们的离家出走率高于“完整的婚姻家庭”，8.6%，但还是明显低于其他的家庭结构。“同居继家庭”是指父母其中一方是继母或者是继父。除了“单亲离异家庭”还有“单亲家庭”。“单亲家庭”是指爸爸或者妈妈从来没有结过婚。“已婚继家庭”的孩子离家出走百分比最高，接近12%；百分比最低的是“完整的婚姻家庭”。

这只是一个例子，但类似的发现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篇论文都已经讲过家庭结构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了很多家庭内部的互动，以及家庭和其他家庭的互动，直接影响到孩子在家庭中的成长。

另外一个发现是：社会经济资源对个体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方面的论文大概已经发表过上万篇了。这个具体的例子来自英国，对大约2200对双胞胎的0-20岁研究追踪。这个调研被解释的对象比较多，包括忧郁、焦躁、行为问题、喝酒、吸大麻、智商教育程度、乐观与否、犯罪等。这个调研还包括更多人群，这一页只是其中一部分，是调查这些调研对象18岁的时候，是否有以上提到的行为或状态。

有两个社会因素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一个是他们5岁的时候，他们家的社会经济资源怎么样。有一些客观指标来形容，大多数社会经济资源是由父母的教育、家庭收入、父母的职业决定的，这是最主要的指标。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调研他们18岁时候的生活状态，青少年发展到18岁的现状怎么样？这个调研同时也问了这些孩子，了解了他们眼中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他们给出一些答案包括：我的家庭一般，我的家庭中上或是比较好。有几个不一样的等级，我觉得这个结果非常有意思。

上图中的蓝色条形是指他们18岁的时候，主观上判断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忧郁、焦躁、行为问题、喝酒、吸大麻都是蓝色的，条形的长度都长于黑色条形的长度，长度代表了影响因素的大小，如果条形往左走，与忧郁都是负相关。所以说，主观上我觉得我的家庭的社会地位怎么样，我认为我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忧郁症的可能性越小，焦躁症、行为问题、喝酒、吸大麻的百分比越小。黑色的条形有三个是往左边走的，就是说5岁时候的客观家庭经济地位可以抗忧郁、减少行为问题、吸大麻。

但是有两个竟然是正相关：焦躁、喝酒。下面的智商、教育程度、乐观这三项，黑色的条形长度比蓝色的条形要更长，说明5岁的时候，客观的社会经济资源对智商有更大更多的影响力。大家能够看到，蓝色的条形在智商方面非常短。正相关，但是影响非常小，也就是说，对于智力开发和学习过程，还是客观的社会经济资源更有用。犯罪也是客观的，更有用，但是它是负相关的。

这个例子是几年前发表的，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发现，很多论文都在背后支持类似的发现：社会经济资源在家庭中非常重要。但是大多数的研究不一定直接区分开十几年前的客观经济、客观资源以及今天的主观资源。这个研究说明人的心理对成长过程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客观的经济资源也很重要，而且在有些方面是超过心理认知的影响。

刚才我们谈到了客观的家庭结构，现在讲的是客观的社会经济资源以及主观的家庭社会地位。另外，社会资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学生来说，尤其学习来说，家庭、社区、学校都是重要的社会机构、社会资本，都是相关的一个概念。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指在人际网络中，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对于孩子来说，包括他的同伴，他的长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对他有直接权利关系的老师。如果在工作中，就是他们工作单位的上上级。这些关系都是有望创造出社会资本的，可以给你带来很多正面的、有价值的资源。社会资本包括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我们的目的就是从这些社会资本的共享中提高生产力，最终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

社会资本概念虽然非常的普遍，但也具有争议性，学者们在争论社会资本到底是个人因素，还是团体、机构的因素？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认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个人的资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单位、社会机构的变量。举个英国的例子，大约对14-24岁的2400人的队列研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年份都一直在跟踪调研。但是结果不是队列研究结果，是在某一年看看他们的心理恢复能力。“心理恢复能力”有的人称为心理弹性，就是当我们当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很快地恢复到正常状态。在这个时候发现，友谊和家庭支持都跟社会资本有关系，与心理恢复能力是正相关的。

父母教养的四种方式

下面我想讲的是父母教养的四种方式，英文叫做parenting，是60年代的心理学家提出的理论。最主要的有四个，刚开始他提出三个，是权威型、专断型，放纵型，后来又加了忽视型/拒绝型。很多研究表明，权威型的家长是最好、最有益的一种教养方式。他们对孩子非常关爱，但是又有底线，他们对孩子的行为有适当的控制、在孩子眼里他们是有权威的。放纵型是非常关爱，非常纵容，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亲子关系非常好，但是你的权威和控制是比较低的；专断型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听，没有讨论，没有互动，控制的力量很强；还有一种拒绝型/忽视型，就是冷漠而纵容。

分享一个在中国做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权威型、放纵型、和专断型的教养方式；大多数的中国家长都不是忽视的类型。上图数据来源于上海307对的父母研究，是5到6岁的横向研究。横向研究不是追踪他们，而是在这一个瞬间，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发现低权威型的教养和高权威型的教养对于5到6岁的孩子的语言与认知方面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他们用大约100道题来检测5岁的孩子，看看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上学。语言与认知是其中一个具体的模块。通过图片，我们看到高权威型教养的孩子，他们在语言与认知的发展上得分比较高，低权威型的就比较低。

这项研究表明高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是对早期儿童发展最有益的。而且，高权威的教养对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格外有帮助。虚线就代表这些来自地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这条线的坡度最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高权威型教养一定是比低权威型教养更好，但是好处的大小、力度与社会经济地位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对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的孩子们更有帮助。

上图是我和同事们在北京和安徽做的一个横向调研。我们研究的对象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用的是5Cs模型，我们测量了研究对象的能力、自信、品质、善良和有爱心、社会关系，发现他们都跟积极青少年发展正相关。其次我们主要观察的是他们主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积极青少年发展的关系，也是非常显著的正相关。解释的机制是这些学生觉得我社会地位高，最终他们积极青少年发展的结果也比较好，关系的解释之一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比较好，学生和学生之间互动比较好，所以研究实际上就是把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本联系了起来，社会经济地位跟社会资本以及最终积极青少年发展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 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有点儿像我之前讲的那个美国从1994年一直追踪到现在的数据（Add Health），这两个调查的基本设计理念和模板很像。人大的数据是从2003年开始，但我知道他们也想一直往前追踪，希望资金充裕，一直追踪到他们长大以后。这个数据质量非常好，也是直接从统计模型中拿出来的结果，解释对象是“自我效能感”。刚才我说过，自我效能感跟任务相关。图中这个研究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习能力有关，主要问了三个问题：我认不认为自己可以清晰地表达思想？我反应很快？我学新的知识很快？这是主观对自己能力的认知。我们主要想看的是在农村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在我们放进这么多的解释变量之前，非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比留守儿童要更强、更好。我们想知道原因，所以我们放进了家庭收入、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这三个解释变量。发现非留守儿童的家庭收入、社会家庭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都显著高于留守儿童家庭的这些资源。家庭的社会资本、家庭内部的社会互动是由五个变量来测量的，包括父母之间的关系，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家长对孩子教育方面的期望，以及家长有没有直接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比如说作业、关注学校的动向等。这五个变量都是正相关，而且都跟家庭的社会资本有关。

关于“学校的社会资本”我们主要看老师关注的程度。是学生自己检测，比如数学老师对我们关不关注，英文老师怎么样等。还有就是学生的支持，学生彼此之间的关系，总的结论就是：非留守儿童比留守儿童自我效能高，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以及学校社会资本这三项与自我效能是正相关的家庭和学校的因素。所以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我们个体的心理因素受环境的影响很大。

最后分享一个不久前在全球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的培育关怀与人力资本模型，也跟我们讲的这些息息相关。它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去构建人生前十年和二十年的发展模型。它认为一个人的发展大概从怀孕之前就开始了，然后孕期中、新生阶段、婴儿期学步阶段、学前阶段等，整个过程中每一步都很重要，每一步的指标包括健康、营养、安全。

当然，学习人际关系很重要，跟我们刚才讲的青少年发展的多重指标都有关系。社区、家庭、服务、政治因素、气候，都跟每一步的发展有关，最终社会人口学的学者们几乎都认为：人生各个阶段都是相连的，纵向相连，横向也相连。不同的微循环因素、不同的系统以及个人的内在因素都在不断变化中，而且互相都有关联，最终都影响到我们人生的过程、生命质量、生命长度等。

总的来说，青少年发展是广义的概念，有多层次的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我们应该采纳一个“全人”的模型去理解青少年发展。心理因素对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自我效能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可以解释学习、生活、工作、人际交往的很多地方，但是心理因素本身跟家庭、学校都有关系，就像我刚才最后分享的实证研究。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也是一个家庭因素。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发展影响深远。我其实也做过不同学校、不同机构对青少年发展的研究，几乎每一次研究都发现家庭比社区比学校更重要的，所以家庭因素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我们的领域有很多非常好的研究，优秀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有更多的研究等着我们去做，比如针对不同的群体，比如社交障碍、自闭症等这些不同的群体的研究，还需要有更多的长期追踪。我也希望看到更多的干预研究，能够把这些研究转换成生产力，直接对社会、家庭、青少年都有益。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通过家庭、学校的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他们全面成功和成长。

文鸣教授直播分享《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一些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问答篇）》将于近期在港大ICB官微发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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