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涵博士：全球经济下行时，企业应更注重ESG实践 | 深度观点

7月27日，《南方周末》B14版“绿色”专栏刊登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ESG中心主任施涵博士采访文章《全球经济下行时，企业应更注重ESG实践》，以下为文章全文。

从现在开始的五年里，每一年都可能是所谓的“史上最热一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超过工业革命前气温的1.5℃。这些“史上最热一年”究竟会发生什么？有人担忧也有人怀疑，这是一场痛苦、代价高昂的实验。

作为碳排放大户，企业既是气候变化的缘由，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但更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一些企业将成为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企业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开展低碳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从工厂围墙之内到之外，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进程的阶梯如下：

第一步是达标守法，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只有环境法规标准对企业构成清晰的红线与禁区，企业才会对环境政策作出预期的响应，这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前提。

第二步是清洁生产与污染预防。目前多数企业只是被动地开展这些工作，并没有认识到，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可以化解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如果中国企业能够系统性地精益生产，将极大地增强企业竞争力。

第三步是环境、能源管理体系。质量、环境和能源管理体系的核心要求，是需要企业建立持续改进的机制，不断找毛病、出计划、抓实施，然后评估结果，最后再找毛病、出计划、抓实施……一轮一轮向上走。然而，我们国内企业管理体系实践大多数沦落成为买卖体系证书了。这让人非常遗憾。

前面的三步主要在企业的围墙之内开展。但在围墙之外，比如绿色供应链的动力是什么？我调研了一些企业，跨国企业指出，减少成本是首要动力；大部分国内企业却认为开展绿色供应链将增加成本，所以难以推进。

开展绿色供应链的初期确实需要排除一些环境绩效差的供应商，短期可能增加经营成本，但从长远来讲，总体成本将显著下降。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零碳化转型大约可以解决65%的问题，其余要靠循环经济来实现。为此，企业需要不断重塑自己的生产方式和价值链，最大程度地减少开采资源以及排放废物。

早在1998年，上海市就在其地方可持续发展计划中提出实施循环经济战略。中、日、德三国最早推出循环经济概念，但我国实施循环经济的总体进展并不理想，特别是在促进循环经济的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落后。

例如“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的典型探索，本身属于“循环经济”的范畴。然而，共享单车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践行循环经济的理念，导致很多城市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共享单车“坟场”。由于我们没有在一开始就把循环经济的理念融入共享单车商业模式设计中去，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经济代价。

一位在新加坡发展的缅甸商人通过接受企业捐赠或低价收购了相当数量的共享单车，维修后免费发放给缅甸的中小学学生，学生们骑车上学，大大减少了步行上下课时间。十分遗憾，这个循环经济的创新实践没有发生在我们“共享单车”王国。

在培训企业ESG管理人员时，我特别注重培训来自研发设计部门的人员。研发人员了解和实施环保、低碳原则，其作用甚至超过EHS部门。产品或建筑的研发设计阶段，对于节约资源和改进生态效率约具有70%的潜力，等过了这个阶段，环境改进的余地就很有限了。

在企业实施循环经济，关键要考核一头一尾两个指标。“一头”是指生产消耗的原材料中再生资源（即非原生材料）的比例，相当于生产原材料不是从自然界开采得到；“一尾”是报废产品中有多大比例能够得到回收利用。目前鲜有企业开展上述两个关键指标的统计，而不掌握这两个指标，就很难开展循环经济的切实行动。

“产品即服务”是正在全球兴起的新兴消费模式，即用户不再购买和拥有产品，而是“租用”产品所蕴含的功能，来满足其需求。现在销售的各种产品今后都会逐渐转变成为租赁服务的商业模式，比如英特飞企业率先开展地毯租赁业务，米其林开展重型卡车的轮胎租赁，苹果也在美国推出iPhone租赁方案“iPhone升级计划”。

当出售轮胎时，米其林希望轮胎消耗得越快越好，这样可以卖出更多的轮胎；而当米其林租借轮胎时，作为轮胎的实际拥有者，企业通过传感器与物联网，帮助卡车最大程度地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并开展循环再用。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变，能够利用生产者自身的多种优势，极大地推动循环经济的应用。

如果你只有5分钟时间，如何快速阅读和评价一份ESG报告？

首先关注这家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其盈利的根本方法会对社会与环境产生多少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例如矿业企业往往会导致环境破坏。企业又如何通过ESG管理，以减少其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并增强其对社会和环境的正面贡献。

其次我们要考察企业的ESG治理结构。ESG成效的决定因素是企业治理，ESG属于典型的“一把手工程”。董事会是否下设企业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是否配备基本的ESG专业人员，都是重要的评估内容。港交所开始要求上市企业披露谁是其ESG最终责任人，以及董事会与高管人员的薪酬结构与ESG的KPI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再次是考察企业实质性议题评估矩阵。企业需要认真评估，得出对自身运营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均非常重要的实质性议题，才可能进行ESG管理和信息披露。

最后，在ESG报告的附录中，企业应该提供一份ESG目标及其KPI的数据汇总表。报告是否明确披露企业ESG的中长期目标，并提供3年甚至5年的KPI数据来清楚地展示企业ESG 承诺及其实施进展。

好的ESG报告应以定量数据为主，辅以定性叙述，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企业在ESG方面的实际表现及背后的原因。

与领先的跨国企业相比，我国上市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亟待提升。改进上市企业的ESG报告，可以显著提升国际主流评级机构对我国企业的ESG评级结果。

全球ESG实践表明，单纯依赖企业自愿行动来推进ESG实践不可行，必须依靠法规标准驱动企业全面落实ESG。

2022年，国资委已经要求上市国有企业从2023年起全面发布ESG报告，2023年6月，在财政部的支持下，ISSB（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也成立了北京办公室。在上述背景下，可以预见，上交所和深交所将很快发布中国上市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指引。这些都会极大地促进企业披露ESG信息。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ESG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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