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鸣教授：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一些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问答篇）| 深度观点

文鸣教授《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一些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分享篇）》点击阅读全文>>

袁启亮先生：文教授的此次分享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她过去20-30年在美国上学和教书，这次ICB新视野的直播，应该是她二三十年以来第一次面对内地的朋友，第一次进行普通话的直播学术分享。我觉得很荣幸，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未来将会有更多机会可能在我们平台，其他平台，把这些非常有用的知识分享给更多内地的朋友。第一个提问是，青少年可能面对一些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等，你认为怎样可以预防和帮助他们远离心理疾病？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和分析，请分享一下。

文鸣教授：我觉得抑郁症几乎是每一个社会，尤其是发达地区、发达的国家都要面对的。美国抑郁症也非常严重。我住在美国犹他州，是最长寿的州之一，可是这个州的自杀率尤其青少年的自杀率非常高，至少在全美前几名。

抑郁症有的时候跟身体发育有关系，但很多时候跟人际关系有关系，尤其是女孩子的抑郁症概率比较高，比男孩子更高一点，也许青春期的女孩子更在乎周围的环境，学校的环境。所以我认为社会资本非常重要，社会资本中的家庭资本非常重要。父母在孩子敏感的成长时期的作用至关重要，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陪伴也很重要，家庭除了能够给予孩子提供物质，比如基本的吃穿，送他们去学习等，最重要的是时间、是陪伴，如果能够跟孩子有更多高质量的互动，让孩子愿意打开心扉，有所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也是家长，我自己就是说，我觉得要让孩子觉得你作为父母不是来评判他的。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他有困难，你不要先去评判他，我觉得你先聆听，他也许会更愿意跟你交流。而且聆听之后，你要从他的角度去想他有没有道理。通常我们作为大人，觉得这些事情可能不一定要这么在意，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他们身处情景之中，在学校面对这么多挑战，有时候你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你不理解也没关系，你先倾听，然后跟他一起聊。我觉得亲子关系不仅仅是关系好，互相彼此关爱，更多的是有一些高质量的互动。

所以家长的学习也很重要。说实在的，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关于老年人的研究，我一直做健康生活方式，以及长寿，健康，精神健康这些方面的研究，但是我的大儿子十岁的时候，我决定学习儿童健康发展，然后读了很多书。我发现，做研究本身以及读很多书，对我做家长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说家长、学校的作用都非常大。有时候学生之间互相的欺负，学校应该起到一定作用，学生去学校，应该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去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除了物理上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的安全，老师没有明显的偏向。作为老师，不应该只喜欢学习好的学生或者指关注学习差的学生，也要关注成绩中等的这些孩子。比如，老师上课的时候提问叫不叫他们？其实孩子们是在意这些的，他们会认为这是老师对自己的关注。

举一个我个人的正面例子。我初一的时候英文很差，初二的时候，老师突然把我叫去参加了我们西城区的英文竞赛，全学校只选了两个学生，我很不解，但从那以后我就好好学习英文了，我认为这件事说明我英文是好的。所以自我效能非常重要。老师很关键，家长也很关键，所以，希望大家都能跟孩子们有非常高质量的交流。

袁启亮先生：非常同意刚才文院长分享的内容，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我们首先要给孩子信心，他们自己才有信心。可能青少年他们对自己的五个C里面的 confidence还没有那么足够，我们家长跟我们的老师等等，都是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在里面的。

从你刚才的回答里面，我得到了启发，延伸出两个问题想跟你去交流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比如说抑郁症，或者是一些心理问题，你说好像是女孩子特别严重，让我想起我教书的时候看过的一些案例，是从营销角度分析的。有一个品牌叫多芬（Dove），他们鼓励女生去建立她自己的自信，这是他们十多二十年前做的事情。他们做了很多社会实验，跟你的专业非常相关，最近几年，他们做了一个关于社交媒体如何扭曲美的观念，美的观念如何影响女孩子的自信心，以此引起心理的疾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自我形象confidence的影响，家庭或者学校如何帮助青少年抗衡这种影响？

文鸣教授：我自己没有直接做社交媒体的研究，但是我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犹他州有一个著名的电台主持人，曾经分享过一个他自己的故事。因为犹他州有很多山，他说他有一次坐在悬崖边上就想跳下去。当时漆黑一片，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在他想跳下去的瞬间，脑海里浮现出的全是他的亲朋好友美好的、幸福的一幕一幕，全是社交媒体上展现出来的。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他确实不想活了，最后他没跳下去，又回来了。他跟他的听众讲，社交媒体给你的信息有很多是经过粉饰的信息，你用不着因此妄自菲薄，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这么惨，世界上没有人比我还要惨，这种也是心理暗示。当你觉得我行，未来是美好的，就像《飘》的郝思嘉说的，第二天是新的一天，要相信自己终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乐观精神有一部分是遗传，但是很多时候也是环境因素造就的。当你面对挑战，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心理恢复力或者弹性力，你怎么去应对？有的人是被巨大的挑战或者挫折打趴下了，有的人被暂时打趴下，然后慢慢或者很快地起身恢复正常。心理学家非常看重这个恢复过程，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一生顺遂，我们无论怎样的家庭出身，无论个人有多么了不起的能力，都有可能遇到挫折，遇到挫折几乎是人生的常态，你怎么面对？

现在信息大爆炸，互联网让我们每一个人非常方便获取信息。我跟一些做心理疾病研究的同事也聊过，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抑郁症？年轻人更多一点，老年人，中年人都有。尤其新冠期间，我们本来担心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最后发现青少年更糟糕，至少在美国的数据是这样，中国大概也是，他们很需要社交。虽然这些信息爆炸有好处，但它也有负面的作用，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攀比机会更多。你要告诉一个人，你要像但丁说的一样，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但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大多数人面对不可避免的社会属性，我们要看到别人，我们在观察，我们也在学习，怎么样去避免PK给你带来的心理压力？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站在山峰。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孩子如果有问题就来问我该怎么办。其实孩子成长过程中有一些挫折真的不是坏事，比如学习不是第一名。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及其努力。大多数人不是天才，成绩都是有上有下的，所以你童年时代有一些挫折经历，反而让你对世界有更多的一份宽容，对自己有更多的一份宽容。比如说我这方面不太行，没关系，我再找一找我行的地方，这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们说的。你终究会遇到很多比你强的人，你会怎么想？比你美的，比你高的，比你瘦的，这些都是女孩子在乎的，比你学习好的，比你成功的，到处都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找到人生的定位和磐石，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场景，无论是家庭还是人际关系，我怎么定位我自己，我怎么从容的好好的度过我的一生。

袁启亮先生：从刚才来说，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帮助孩子走出这种心理的挑战，这不论是社交媒体等，也是我们家长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教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照刚才四种的教养方式，权威型是最好的，相对来说有温暖，有温度，也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同时也呵护他，两边都会平衡。说完家庭，刚才你的回答里也提到学校环境的安全性，在美国，可能枪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则没有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全球的校园都存在的安全问题——霸凌。譬如内地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少年的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怎么看所谓的校园安全？家长怎么跟学校共同努力，提供安全的环节，避免类似校园霸凌等情况出现？

文鸣教授：这一点我估计中国的学校做得是相当不错的。首先确实没有枪击暴力；其次，霸凌方面，中国学校的权利以及权威是远超美国的，我认为从学校的方面可以设立一些强行的机制，如果有霸凌，一定要报告，报告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应该广而告之。当然美国的学校会有一些心理咨询师等，也鼓励学生主动找学校寻求帮助，很多时候学生不愿意去告诉权威方，认为这是学生之间的事情，他们希望学生之间能够互相了解。但是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家长就非常重要，家长也许可以跟学校沟通。

美国的家长通常不惧权威，经常会主动找到学校。举个例子，某个女孩子可能稍微有一点微胖，美国青少年肥胖比较严重。一个女孩子青少年期间微胖，对她们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美国高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有舞会，这一点中国是没有的。一到舞会期间，这些女孩子都很紧张，因为她们等着别人来请，当然也有女孩子邀请男孩子这一说法。比如我听说美国的母亲会雇男孩子邀请她们的女儿跳舞，这个事情对她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习都不是最重要的，她们小世界里面的的社会地位很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就受到欺负。学生在学校被霸凌的因素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可能是他个人有一些特点，比如你不是白人。在美国不是白人，少数族裔所在区也可能有一些暴力的文化倾向，即使是在很好的私立学校。你周围全是非常富有的白人家庭，你如果是中国人的孩子，霸凌分很多种，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非常微妙的，但是孩子都能够体会到。我认为家长还是要跟学校互动，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位美国家长，他的孩子不断表现出low self esteem，孩子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就背着孩子给学校写了封信。他们很多时候没有固定班，但是他们有老师，结果学校从老师角度大力加强了对这个孩子的鼓励教育，给予“你行”这样的暗示，孩子不知道妈妈曾经写过这么一封信，但孩子慢慢走出了心理阴影，后来全面开花。

所以我说家长对孩子的成长干预很重要，你不是只是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物质环境就足够了，还要跟他交流，比如尽量一起吃晚饭。在中国我估计也是这样，是否能够经常在一起吃晚饭也成了一个指标，主要是为了父母和孩子双方有良好的互动。

袁启亮先生：你刚才说雇人邀请自己的女孩子跳舞，中国应该不会，这源于文化差异。说起文化差异，你觉得中美青少年的教育理念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文鸣教授：我认为美国的培养不追求乖不乖，不特别追求你是不是守纪律。对中国来说，还是比较追求你是不是乖，你是不是孝顺等，这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区别。美国无论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阶段，都鼓励学生们有不同的想法。

我到美国上的第一堂课，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坐成圆桌的一圈，跟12个骑士一样。在中国，老师是面对学生的；而在这个课堂，因为我们坐成一圈，老师在哪儿都看不清，因为他们长得也挺像，大家互动，老师说三句，恨不得被打断好多次，整个氛围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一点上，他们是从小鼓励了创新的思想。但是这样的缺陷是什么？数理化等基本的教育没有我们的学生扎实。所以国内的学生到了美国，学文的数学也非常好，我认为美国应该加大这些基础的教学力度，中国也许应该给孩子更多的空间，包括家长、学校，给学生们更多的自我探寻的空间，对世界、对知识，对人生的探寻，寻找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

袁启亮先生：现在青少年出现两种现象，第一种是内卷，第二种是一些青少年采取躺平这样的心理状态。其实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状态是很特别的，在“内卷”跟“躺平”之间，你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你认为家长跟学校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是否是这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他们是否有办法帮助解决，或是让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文鸣教授：我觉得对于任何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来说，学校、家长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大的社会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刚才问我美国和中国的区别，我认为还有一个区别，美国的孩子没有中国孩子卷。美国的华裔很卷，但是也没有中国的孩子卷。这就不是文化的区别了，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家长，我们都是在中国读完大学再去的美国，所以文化上没有区别。区别在社会环境不一样。

在美国，比如你决定要休息一两个学期，我已知有很多美籍华人家长的孩子突然决定我先不上学了，医学院读一半，去欧洲打半年工，去做农活，整个社会的机制允许他再回来。因为我是做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的，我有很多做医生的合作伙伴，其中一位后来成了很有名的肺癌专家。他跟我说他的烹饪水平非常高，他去上美国医学院之前，在意大利做了三年厨师。所以我个人认为，需要大环境的改变，无论是卷还是不卷还是躺平，这些都不是一生不变的状态，有可能都是暂时的，因人而异。每一个孩子的家庭条件也不一样，有的父母可以给予很充分的支持，让你先躺平。另一点，在美国也一样，很多妇女结婚回家，之后再就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哪怕你是律师、教授，你回家躺平几年再回来就做不了了，所以卷也是一个社会往前发展的必经阶段。全民都躺平的国家是不可能有进步的。

很多人都说只要孩子快乐就好，我就跟我这俩孩子说，你一天到晚找不着工作，刚工作三个月就被解雇，你就绝对不会快乐，你既不会快乐，你也不会对自己有足够的满意度。你可以不是永远站在巅峰，俯瞰众生，这种人是很少的，你也不要指望自己一定是这样，但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身之本。这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在基础之上，你追求高，这是你自己的造化，你可以有自己的决定，过程也不一定不可改变。所以我觉得面对躺平的孩子，家长也不用特别着急，先看一看他为什么躺平。我也认识一些在美国躺平的华裔孩子，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太累了。他们上了非常好的学校，有辉煌的过去，毕业以后躺平了，我觉得有可能暂时的。

家长也是人，也有作为家长的喜怒哀乐，我们管它叫Wellbeing或者福祉，你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身心健康，关注自己的社交圈，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积极的、充满阳光的、比较有韧性的人，然后面对孩子。孩子有时候也是有问题的，即使是最终成才了的孩子，当你回过头去看，肯定也有一些时刻让你头疼，也有考试不好的时候，或者不好好学习，或者有过问题。我的建议不一定是从所谓专业角度，作为一个家长，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你的孩子有一天乌云散去。如果家长都着急了，慌乱了，带给孩子的情绪就更焦虑了。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定力，你的Wellbeing得靠自己找到自己的基石，你要了解你的孩子，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年龄，从小到大到老，行为都是有原因的。

袁启亮先生：刚才说到Wellbeing，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也有谈到Wellbeing的重要性。先从家长自己的Wellbeing福祉，Wellbeing比happiness多一点Holistic。所以家长身心如果比较健康，有韧性，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会影响你的小孩，他以你作为榜样。一个人的成长，原生家庭的影响是很大。假如原生家庭很Wellbeing，或是很幸福，或是很幸运，坦白说，也没有那么多人这么幸运。假如一个青少年出自没有那么幸运的家庭，可能父母本身有不同的情绪问题，不能提供一种安全、幸福的环境给青少年，这个青少年他现在可能已经为人父母，我听过一个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恶性循环案例。你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你认为，假如你现在变成父母，但是你的原生家庭不理想，你如何避免这种恶性循环？

文鸣教授：我觉得父母也应该继续学习，要更多地了解怎么做好一个父母，让自己做一个有更多福祉的人，就是Wellbeing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每天都兴高采烈地活着，但是你有一个基本的常态，对生活是满意的，也可以有更多的改变，而不是非常焦躁的状态。把自己变成一个更积极的，更有正能量的人。学习也很重要，对青少年来说，你无法选择父母，他们自己也很辛苦，有的时候也很忙，像刚才说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不在，他们想见父母最多只能够通过视频。香港这么多菲佣，很多都是留守儿童，这种现象在菲律宾和很多地方很普遍。如果你是其中之一的孩子，你该怎么面对现实？我觉得孩子得学习，不仅学习数理化生物等课本，现在有互联网，很多人可能不再读书了，但我觉得有一些书读一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看一看更广阔的世界，包括过去、现在，西方、中国。我觉得孩子在慢慢读书的过程中，可能发现自己也能够共情，这种自己没有的经历，也可以想象别人的经历。

对我影响力非常大的一本书是《简·爱》，不知道现在的孩子看不看。我初一的时候第一次读，后来在我的一生中读了很多次，当然后来不再是从头读到尾。我觉得这本书对我奠定基本的人生观非常重要，因为《简·爱》说的是一个非常穷苦的孩子，她的弹性恢复力非常强，很少抱怨，靠着自己的毅力，努力地往前走。她最好的朋友死于肺结核，她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包括她对阶级的抗争，以及我们生来应该平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正能量。尤其对一个正在形成自己世界观的青少年来说，终究你会成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你在社会的阶梯中有一个自己的位置。怎么看待自己最终的状态，这些都是心理因素，当然也有客观因素。

袁启亮先生：谢谢你刚才介绍了一本很好的书《简·爱》，我也有看过，非常认同你说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也提倡终身学习，跨学科专业，因为你见识或是学习的专业越多，你整个人的世界观相对就可以拓宽一点，避免隧道般狭窄的视野，太窄就看不到全局。下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AI时代，从你的研究或者你知道的，AI是否能为青少年健康赋能，或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文鸣教授：现在研究还太少，ChatGPT刚刚开始。它对我们的学习过程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它的Information信息交流是很不一样的。你的确可以用这些新的工具极大地扩展你的视野和缩短你学习的过程。这么一个新的现象或者新的工具能对我们的精神健康和青少年发展产生什么作用？还不一定知道。

我们可以想象，可以去假设，但是它最终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很多其他的介质机构完成的。就说它可能对读书、对社会干预、对形成你的观念最终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AI本身也脱离不开信息爆炸的时代，实际上就是跟互联网发生关联。我觉得在面对这么多信息的过程中，一个年轻的、正在发育、正在成长、正在找定位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面对太多的选择，选择太多会让人茫然。所以大人的指引，或者跟孩子共同学习也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大人要意识到，孩子可能比你懂得多。在AI的时代，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很快就什么都会了，我们还得慢慢学。很多家长讨厌孩子打游戏，我儿子就说你不知道现在游戏有很多智力培训很有用，我们都是跟400个人线上同步。我当然不知道，我也没打过，但是听起来好像很fancy。

袁启亮先生：你说的很对，可能将来反而是这些年轻人——我们叫他们Alpha时代，他们是2010年后开始出生的小孩——将来他们可能利用AI帮我们这代人去解决我们的情绪问题，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他们会越来越意识到“我不比你差”。你刚才说的正好和接下来的问题有关：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网络成瘾的。你刚才说他们很多时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跟几百人线上同步，这种也算是病态，我们现在还有短视频，一打开软件，整个晚上就过去了。你作为专家，你如何警惕他们网络上瘾，家长或者是学校可以做什么？

文鸣教授：我觉得任何的上瘾都是有一个过程的，网络上瘾，我觉得肯定不只是青少年，中老年人也有可能。因为网络信息太多了，而且也比较有趣。

我觉得作为家长，可以和学校共同合作，给他们设立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家长有时候要扮演一个权威型的家长，可以告诉青少年：我理解你，我关爱你在先，我理解你想刷小视频，我也很喜欢，我们都是有共情的。但除此之外，我除了刷视频以外，我还得去工作，养家糊口，你作为学生也应该有自己的基本责任。这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如果他能够真正克服自己，比如说把作业做了，然后设定基本目标，每天只刷一定时间的视频。你让他完全不刷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把手机没收了，只会让他非常痛恨你的独断专行，他会认为你是一个专断型的父母，事实是你真心为他好。

当他已经上瘾了，怎么办？就像戒瘾，过程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最好还是让他不要上瘾，防微杜渐。在他开始苗头的时候，我们赶紧共同努力，不要让这件事发生。但如果已经上瘾了，你要有一定的耐心，要有一定的底线，要有一定的权威。要跟他讲，人不能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网络上瘾我没亲眼见过，但是酗酒上瘾我见过，最后他们就是不能不喝酒。我见过一个人，他跟我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得出去偷偷喝白酒，不然的话手就哆嗦。他是从青少年开始的。所以我说很多人生的习惯是从青少年时期养成的，包括早起早睡、晚睡晚起。我很羡慕早睡早起的人，我跟一个早睡早起的朋友说他肯定是基因原因才能这样，他说这是（training）训练的结果。我当然相信很多事情是可以训练的。所以成瘾了也不要恐慌，一定要坐下来跟他谈谈他的未来在哪里？他今天一系列的行为都会对将来留有深远的影响。

袁启亮先生：关于青少年发展，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家庭与学校，包括微系统和其他几个系统。但是后面还有社会、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你刚才也提到社区的部分，就是比较相对大一点的环境部分。想请你分享一些社区支持青少年发展的案例，或者延伸的学习资料，让大家学习。

文鸣教授：社区的概念在不断变化中。原来的社区，我们管它叫街道，就是我们住的周围，慢慢的社区就变成了组织，大家平时去打球、辩论、打游戏，都是在社区进行的。现在有网络社区，我们可以跟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人沟通，这也是社区。具体我们怎么去干预？

一般来说，社区是基于你住宅附近的社区以及一些俱乐部。美国（neighborhood）街道的概念非常强，而且每个neighborhood之间是不一样的。中国也是。小的时候我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胡同里的街坊邻居都认识了，到后来大家搬进楼房，就都不认识了，社会资本就淡了。所以我在美国做的研究，一半的工作都是做美国社区的问题研究，比如怎么加强社区的社会资本。

举个例子，我在犹他州居住的社区里有一个老人家，可能是中风过，身体不灵便，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坐在一个轮椅上，穿一件黄色衣服，帮大家免费打扫街道。他叫Jimmy，我昨天在视频里又看见他了，他就是我们需要的Volunteers。我认为中国文化的Volunteerism就是贡献自己，免费贡献自己，这叫精神志愿工，与我们早期说的雷锋精神有点相似。

为了社区贡献自己，Jimmy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身体已经不灵便了，但还是秋天扫扫叶子，夏天扫扫街道。一个社区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哪怕一个人，他给大家设立的榜样的意义是无穷的，也是非常感人的。开车经过他时，我们经常会停下来摇下窗户跟他打招呼。其实他也不知道我们是谁，但他赢得了我们社区中所有人的尊敬。我希望看到中国的Volunteerism奉献精神更强更普遍，不一定为了社会，而且也不求社会关系的Cultivation，就是为了自我的一种发展，为了内在的因素。

比如说像美国的大学录取，有一部分要看你的社区服务。刚开始小孩子可能是为了有credit去做社区服务，做着做着，他就会有真的感受，慢慢去观察、模仿，慢慢变成习惯，然后产生内在的兴趣和动力。当看到真有孩子跟你的生活场景如此不同，他们怎么生活，这是broaden一个人的horizons，把你的视野扩大，看到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广阔的。很多人生活的方式、内容、过程都是不一样，你自己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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