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工作就能涨工资吗？李佳琦掀起反思热潮
和李佳琦一起闯入大众视野的，除了79元一支的眉笔，还有“为什么不涨工资”的灵魂拷问。
是不是认真工作就一定能涨工资？来看一看社会学家们怎么说！
《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
“如果我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我每小时可以赚5美元。但那是有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工作，你只是在寻找工作，把这个时间也算进去，那么每小时的收入就会急剧下降。现在我们这样的人非常多，但高质量的工作却越来越少。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就会上网站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任务发布。如果你不立即点击，大多数人类智能任务就会消失。”
一位来自阿巴拉契亚前矿业小镇上的人如此描述其在所谓的“微工作网站”——在亚马逊旗下的“机械土耳其人”（Mechanical Turk）平台上一天的工作状态。
所谓“微工作”，工作内容可能只需要1分钟即可完成，比如对图片进行标记（用以训练人工智能的“人类智能任务”），工作任务会通过手机或电脑发送给微工作者。这些短任务加在一起，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构成一个“职业”，而是构成其他工作的彻底分裂的、极为短暂的碎片，它在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而与之前或之后完成的任务都毫无关系。
[英] 菲尔·琼斯 著/ 陈广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23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博士研究员、专栏作者菲尔·琼斯在《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中揭示了AI时代下“微工作”的本质，在搜索引擎、应用程序和智能设备的背后，是大量的工人，他们被放逐在全球化体系的边缘，缺乏其他选择，被迫清理数据和监督算法，仅能挣得几美分的报酬。他们是被经济体系抛弃的隐性群体，作为一种新的规范带入资本积累的核心地带，为今天世界上所有最大的公司提供动力。
由这些持续寻找零碎工作的人们构成的“影子经济”，是一个非正规的领域，缺乏权益、稳定性的工作常规、明确的职责、安全性或未来发展。当某些任务被自动化的时候，另一些原本受限于地理的任务，可以自由地在全球范围内漫游，以寻求廉价劳动力来获利。结果就是，曾经正常支付薪酬的工作，不仅被无产阶级化，而且在默认情况下被非正规化，被分割为低薪、不稳定的计件工作，同时脱离了对薪酬和权利提供法律保护的监管框架。微工作不受任何特定法律的约束，从而解除了工人、雇主和工作场所之间的法律关系。
自动化可能不会消灭某一个工作整体，而只会消灭构成一个工作的部分任务。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人工智能并不倾向于创建完全自动化的系统，而是倾向于创建部分自动化并将某些任务外包给人类的系统。人工智能倾向于将工作非正规化，而非完全自动化。它预示着一个未来，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是被机器取代，而是被挤压到濒临消失的临界点上。
菲尔·琼斯提醒我们，微工作在全球的盛行，绝不是充满机遇的绿洲，绝非健康劳动力市场的标志，而更像是当下就业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是一种危机的令人痛苦的症状，在这场危机中，琐碎的任务被伪装成为正常的就业，以掩盖远远超越体面工作数量的灾难性的剩余劳动力。这一体制本质性的非理性，让所有人都依赖工资，但无法让所有人都获得工资，这种制度不仅是对劳动力资源的低效利用，而且会损害工人的身心健康。
《薪酬之上：多元经济中的劳动形态》
[英]威廉·蒙蒂思 著/ 潘馨 译/ 万川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2023
2019年初版的《薪酬之上：多元经济中的劳动形态》（2023年中文引进翻译出版），记录了来自不同学科的16位学者对来自世界各地14位“非正规劳动”者的工作经历的研究，聚焦在区别于有固定合同期、有规律的薪酬、有社会保障的“正式工作”之外的那些“非正规劳动”，呈现多元经济中的万花筒般的劳动生活经历，唤起读者对“传统工作”及“劳动”内涵的重新思考。
关于“工作”的分崩离析，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早在1998年出版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就已洞悉一切。“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那种古老的、‘终身制’的、甚至是世袭的工作岗位，只限于少数古老的行业或职业，数量也正迅速萎缩。”“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郭楠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21
前美国劳工部长、《卫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赖希，将那些从事着“临时的、不稳定的、用完即弃的、容易被替代的、与从事的工作关系脆弱的人”，称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常规劳动者”，他们没有资格要求雇用工厂与自己建立更稳固、更亲密的雇佣关系，更不用说赢得这种关系。合格并迫切愿意成为“常规劳动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愿意接受最卑微的薪水。
正如加拿大记者、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hin）所揭示的，全球化远没有做到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技术，“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压榨最贫穷的落后国家，以获取难以想象的利润”。这是属于比尔·盖茨的地球村，他积累了550亿美元的财富，而他三分之一的雇员是临时工”。克莱恩还记得，在马尼拉郊区，她看到一个17岁的女孩在做组装电脑这样的高科技工作并对此表达了赞叹，但是女孩却这样回应——“我们制造电脑，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计算机只是号称要创造平等世界的众多商品的一个代表，事实上，这些商品确实取悦于消费者，但根本无法拯救其生产者于苦难。“耐克运动鞋的轨迹可以追溯到越南的血汗工厂，芭比娃娃的衣服可以追溯到苏门答腊的童工，星巴克的拿铁咖啡可以追溯到危地马拉被烈日炙烤的咖啡园，壳牌石油则可以追溯到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困村庄。”
《后工作时代》中也描述过相似的情况，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将大量工作外包给了全球南方。2018年，超过75%的数据被身处最绝望境地的委内瑞拉人标记，这些任务被那些被排除在任何正当就业之外的人完成。谷歌和脸书等公司将这些劳动力保持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让其成为永久的隐藏劳动力储备，这些人既没有完全就业也没有完全失业。被雇用了一分钟来向算法展示如何识别行人，然后又回到劳动力储备之中寻找另一个任务，工人们就不断地在这两种状态之中切换。AI时代自动化的秘密，就是一个由难民、贫民窟居民和无法继续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员组成的全球性的分散综合体，他们为贫困或法律所迫，为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公司的机器学习提供支持。
鲍曼预言，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富人和他们雇佣或解雇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如果彼此相隔很远，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关联很可能被忽视。我们的相互依赖是全球性的，而道德义务，始终局限于本地。但是，如果不加以重视，其他地区的苦难迟早会反弹回来，反弹到期望以密实的城墙保护自己的富人身上。
《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
[日]山田昌弘 著/ 李燕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23
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弘在2013年出版的《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一书中，描述了日本“穷忙族”的特征，通常是派遣员工、自由职业者、外包员工、契约员工等多种不稳定非正式工作的劳动者承担着某种流动的简单劳动。流动的简单劳动一般是和非正式雇佣、低工资有关联。山田昌弘说，因为对流动的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非正式雇佣的劳动者数量也就随之增加了。另外，从事无需特别的训练，谁都可以胜任的工作，薪水也就容易掉到一个低位水平。无论需要多少这样的劳动力，都可以从劳务市场找到，即便有人辞职也无关痛痒，因此公司也没必要通过设置诱人的薪水来留住员工。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时候也许多少会上涨一点工资，然而只要劳动力供给稍微缓和，马上又跌回最低的薪酬水平。
因此，正如《后工作时代》的作者菲尔·琼斯所揭示的那样，导致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首要经济和社会原因，并不是像自动化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是因为生产力增长率的提高，而是因为产出需求的不足。工业能力在全世界扩散、相关的资本过度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制造业扩张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全面下降，这才是真实原因，全世界的工人们都是疲软的劳动力市场的受害者，而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这些年有没有认真工作”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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