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刷,可以夸杰作了
看这部电影,不是去理解情节,而是需要理解影像。
非常难得的一次观影体验,于是忍不住想写下来。
《盗马贼》
在情节上,《盗马贼》是纪实生活流的。讲述藏族牧民罗尔布重视宗教信仰,但因贫穷而盗马为生,在一家子被赶出部落后,流落草原。
电影几近将对白减至最少,且整部片子一半的戏都是对藏族信仰民俗的呈现。在小屏幕极其有限的沉浸感里,自然无法进入电影深处。
直到在影院里,修复版的影像尽显青藏高原的浓烈色彩,银幕仿佛发出了一种召唤,召唤着观者进入影像。
观者看见的是一个与自身文化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上个世纪的藏区人们,在古老又神秘的秩序里,运行着自己的生活。
在进入这个遥远的藏区世界后,我也才意识到,田壮壮所欲呈现的,本就是此种陌生化的奇观。
让观众被迫面对这种文化壁垒。于是,观众在这种情境下,只得自寻那条走进这部电影的路。而这条路,就在他者文化(藏族)与自我文化(汉族)之间,在那微妙的间隙之间所存在的隐形共性,便是这条路。
这也是田壮壮真正想讲的东西,是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纪的人的东西。
一.
乌托邦是否存在?
首先,田壮壮为什么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拍1923年的故事?
他想在回望中达成一次求索,欲求的答案是,乌托邦是否存在?
很多人认为,如今在物质、欲望等等现代性特征的侵袭之下,纯粹的、精神的乌托邦已越来越远。于是,田壮壮将时间拨回现代性之前,将地区挪移置远离城市的青藏高原,他想看看,这样是否会离乌托邦近一些?
这种探寻弥漫于电影的前半段。
在田壮壮的镜头里,藏区的人们单纯、质朴、明朗,宗教情感虔诚。人们每日转经轮、诵经文,香烛缭绕,经幡飘扬。
信仰与生活自然融会,连生命的结束都是极具宗教意义的。逝者遗体会被置于高山之巅,秃鹫会飞来食用,从而将逝者的灵魂带往天堂。
这里的生命们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山平原亦散发着一种神性,仿若包容着一切生灵。这里似乎没有纷争,呈现出乌托邦式的社会状态。
对于田壮壮来说,他在一个信仰失落的年代,试图在他者的文化中找寻一种纯粹的信仰。可是,他真的找到了吗?
二.
信仰的悖论
电影继续发生,我们就会发现,在田壮壮对乌托邦的求索中,或者说是在对信仰的态度上,并没有呈现出一种绝对的价值立场。他甚至是动摇的、反思的。
田壮壮说,这部电影是他的自传。主角罗尔布如他的投射,就处在动摇的立场上。
罗尔布沿路抢劫,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其他的送去寺庙布施。他为了赚钱,选择去抬运与自己信仰相悖的河鬼。他始终在信仰和生计之间陷入道德的冲突。
但他笃定信仰的力量能够带来命运的转机。在儿子生病之时,他去寺庙求圣水,认为将圣水涂抹于孩子的身体能够疗愈效果。他为了洗除恶业,一年四季朝着庙宇磕长头,以期得到神明的宽恕。
但是,信仰真的可以救赎吗?
并不能。罗尔布虔敬的信仰并没有换来苦难的远离,他的儿子在大雪天病逝,母亲亦死亡。
由此,人和信仰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当信仰完全融入生活,变成生命之安全感的来源,乃至呈现出一种狂热状态时,人反而会被这种信仰所戕害。
比如走向激进主义,牺牲个人福祉,排除异己等等。就像《盗马贼》里的部落因信仰而排斥罗尔布,也如罗尔布在信仰崩塌后选择去烧毁象征着神明的圣箭。
而直到天灾人祸不断降临,人们祈求信仰救赎而一再无果时,才觉察神意的虚妄。
田壮壮在电影里呈现出了对“信仰”的反思,对“狂热”的批判。无论是80年代的田壮壮,还是下个世纪的我们。
三.
脆弱不安的人
无论是自然的神性,还是生活的信仰,终究源于“人”。因有“人”,才有“人”眼中的“神”。
田壮壮真正想探讨的,是“人”在世的状态。而人的本真状态在剥离了种种外在依傍之后,才更显化。
比如电影中的众生,与自然为邻,更如电影中的主角罗尔布,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厄之境。
他们回归到了人初始的状态,一种脆弱的,被自然/宿命所左右的状态。所以,他们寻找的出路是,将希望寄托于信仰。
电影花大量笔墨呈现了种种信仰的仪式,比如念经超度、跳鬼舞祭祀、拜山神等等。
在仪式里,人仿佛进入到异托邦,即一个超越现实的空间,仿若现实中存在这一象征性的乌托邦。
人在仪式中能感受到巨大的场域的力量,信仰仿佛变得无比真切和具体,让人脱离对不可测的命运的恐惧。
人因为自身的脆弱不安,而需要通过仪式来将生命依托于信仰。
那么,作为观看这些奇观的我们呢?
其实与电影中的人们没有差别,同样脆弱不安。只是我们所依傍的外在事物,似乎多了些。
比如在电影中,丧葬仪式是堪称奇观的天葬。而现实中的我们所面对的丧葬虽非如此隆重,但也有一套严苛礼仪。
在丧葬仪式的过程中,死亡被看作是一场告别,而生者走入人生的下一阶段。还有生日、成人礼、婚礼、周年纪念等等,人们通过仪式,对生命进程进行标记,在不可测的生命中建构可把握的秩序。
电影也是在不可测的生命中,抓住一丝确定。
电影用影像去留住易逝之物,留住个体的经验。
电影也让我们得以去观看他人的经验,而这份观看,便是让自己与远方的人们产生连结。这种连结是人在世的锚点。
这次青葱计划影展,主题是“成为导演之前——电影的本来与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在对人与电影的关系进行探讨。
开幕影片《最后与最初的人类》(曾入围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由蒂尔达·斯文顿担任旁白,由已故导演约翰·约翰逊执导)与主题“电影的本来与未来”仿若成为一种呼应,以电影去想象人类的来处与未来。
蒂尔达·斯文顿在现场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去创造电影的未来,但是我确定的一点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回访电影的本质,电影的本来。“
在开幕片放映后的开幕论坛上,王红卫、李玉、郭帆、路阳等电影人更是对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度的对话,在技术革命之下,电影的本体是否得到挑战?而电影的未来又该去向何方?
李玉谈到,希望无论电影发展到什么时候,都还是“黑屋子”的故事,人与人在一起共同去看一部电影,然后一同感受、一同共振。
青葱导演代表、剪辑师胡树真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她认为电影的未来也许是一种守护,守护人与人之间最原始最真挚的情感。
正是因为将电影看作如此重要的连结,青葱计划影展希望青年导演们要始终保持对生命的思索,不断探索影像的边界。此次影展也是直接对今年新兴的青年导演进行了切实的项目扶持。
比如青葱计划导演刘斯逸的作品《三贵情史》在这次影展中进行了展映。还有青葱计划导演高临阳的《再团圆》以细腻沉稳的表达给人眼前一亮。
青葱计划对青年导演的扶持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和传播层面,更关注每位创作者内心身处独特的艺术视角,让他们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从剧本工坊、导演训练营到短片拍摄,再到影展上的论坛、映后交流,从实践到理念碰撞,青葱计划全方位地引导青年导演们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灵感碰撞中书写下自己的生命体验。
一同在支持电影行业新生力量的,还有香奈儿品牌。香奈儿也是这次青葱计划影展的幕后支持者。在去年,香奈儿便携手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共同创办了“成为导演之前”电影大师班及主题影展,为中国电影积蓄青年创作力量。
其实,香奈儿与电影早在近一百年前就有所连结。
自品牌创始人嘉柏丽尔·香奈儿起,便觉察到电影作为新兴媒介所蕴含的无限力量,她早早将香奈儿的时尚哲学与电影相勾连。
(历史上香奈儿的第一间精品店)
从早期为好莱坞女星们设计服装,再到与法国电影界深度互动,让·雷诺阿、阿伦·雷乃、罗密·施奈德、卢基诺·维斯康蒂等影人都是嘉柏丽尔·香奈儿的挚友。
香奈儿的经典设计作品亦在电影中得到了广泛的展示。比如,标志性的“小黑裙”以及斜纹软呢套装等,成为了电影中独具魅力的符号。
此外,香奈儿对电影的支持与合作更延续至对电影人的培养,香奈儿与翠贝卡电影节合作推出的《透过她的镜头:翠贝卡香奈儿女性电影制作人计划》已有18个年头,为新一代女性电影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香奈儿品牌亦不时支持独立电影制作人,例如Maïwenn创作《杜巴利伯爵夫人》(Jeanne du Barry,2023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Mona Achache创作《蓝调小女孩》(Little Girl Blue,2023)。
香奈儿也关注对经典电影的保护与修复,赞助了MoMA电影展项目,致力于保存电影史上的珍贵作品。
在电影之外,香奈儿更是当代整个文化艺术领域的积极推动者。
香奈儿文化基金与全球领先的文化机构长期合作,共同推出了一系列项目以支持敢于突破的创作者们,并推动发展对社会与文化有益的变革性理念。
最近正在发生中的,便是香奈儿文化基金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新文化制作人”项目第二季,继去年广受好评的“手艺再兴”主题之后,项目第二季以“活性建筑”为题,向“建筑”的种种想象与定知发起挑战,以激发中国当代建筑领域的焕新实践。
香奈儿,在艺文上不断跨域,还有更多创新即将到来。
何不一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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