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年的黔东南木构建筑，如何走出大山？

我是广东人，读本科的时候，也在现在工作的西南几省跑过。当时没有任何的目的，就是纯粹觉得好玩。后来我在日本读研究生、读博士。研究生前半阶段我也比较迷茫，一直在做一些看起来很“酷”的提案，但是其实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研究生下半阶段 ，我跟我的导师说，我要改变方向。当时看到了美国建筑师鲁道夫斯基在1960年代做的名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展览， 觉得似乎有一点化学反应了。我意识到，建筑是不是非得那么酷？当时我也正好了解到上世纪20到30年代的学者今和次郎和他的“考现学”，这是他提出的、专门考察当下社会现象的学问。于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设计，做的就是渔村改造。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真正关注到一些地方建筑与建造。

2013年到2016年，我又几次来到黔东南进行乡村调研。当时虽然对自己的工作还处于懵懂的状态，但是大方向已经确定了：我希望能从事地方建筑的工作，与当地从事居住环境营造的匠人、个体一起共同劳作、共同建设。所以当2015年下半年成立建筑事务所的时候，我就取名为“無名营造社”。

2016年，我参与了左靖老师的“茅贡计划”。“茅贡计划”以黎平县境内的茅贡镇作为实践节点，通过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三大形式，开创一种混杂的文化经济模式。这个项目在2016年的第十五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和第七届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都展出过。

茅贡镇下属15个行政村，有10个都是“中国传统村落”，这在中国其他地区都是很罕见的。而所属的黎平县，有“侗乡之都”的美誉，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0个、中国传统村落98个、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村落5个。当时村落里都是清一色的纯木结构建筑，老百姓的生活状态都特别的纯粹。

从我一个建筑师的视角来看，当时看到的景象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种干阑式木构建筑，在中国已经延续了7000年，而且它到今天还一直活跃在日常的生活中。我觉得这太珍贵了。我们有这么多高校传授建筑学，但只有南京林业大学有木结构建筑与材料专业。所以从我作为建筑师所受到专业教育来说，对木结构建筑的了解是非常匮乏的。所以来到黔东南、来到黎平县，有一种受到冲击的感觉。

木构建筑完全靠榫卯衔接，在当地，负责建筑建造的师傅被尊称为“掌墨师”。他们是一群在木头上画线的师傅，不依托图纸，自有一套算法和口诀。掌墨师画完线，不同工种的木工师傅才能来加工，所以掌墨师相当于建造的“总工程师”。来到茅贡镇，当地政府告诉我们镇里大约有将近80位掌墨师，我们团队走访了其中的75位。作为大师傅，然后他们平均每人带7-10个徒弟。那这就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一个只有15个村子的小镇，他的木构从业人员可能达到1500到2000人左右，占小镇经济收入的20%。

再往里挖掘，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贵州馆就是茅贡的师傅建造的。在贵州、广西和湖南的侗族村落，有似密檐佛塔的木构建筑鼓楼。最早输出、建造鼓楼的也是茅贡的师傅。比如1990年代在深圳锦绣中华主题公园里建造鼓楼的，也是黔东南的掌墨师。

2017年，我带着無名营造社的社员回国，直接将事务所搬到了茅贡。但是第一年来到乡村，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很大的反差，也给我带来了职业层面上的失落。我们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认识不够，设计了很多房子却没被盖出来，一些基本建好的房子，也由于项目操作原因被废弃。我们对木构建筑不了解，所以就积极去走访和采访掌墨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想象和实际的出入。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我才逐渐把这些工作理顺。

从2017年扎根黔东南至今，这五年多时间里，为了进行技术层面的提升，我们的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约是在2017-2018年，我们对传统木构建筑进行了物理性能的提升。我们在村中进行了一些老房改造。乡镇里的旧房的寿命会受地基沉降影响，厕所也都不在室内，同时作为木构建筑，在保温、隔热、防水、采暖上都存在问题。

从房屋的基础到具体的细节，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墙体，传统的木构建筑墙体是单层板，时间一久的会变形、会漏风，而且也没有隔音效果、缺乏隐私。如何把厕所放到建筑里？还有房屋的基础。根据黔东南的山地的地形，结合木构建筑吊脚楼的形式，如何在地基上进行优化处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让我们对木构建筑不断学习。

第二个阶段，我们思考的事情是，传统木构建筑如何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诉求。2018年开始，乡村振兴工作开始在黔东南广泛开展，包括游客接待中心、民宿在内的新型业态和公共空间开始在村庄里出现。

传统的木构建筑，形式几乎是单一的，大多是三开间、两进深的一个方盒子。如果要做美术馆这样的展览空间，肯定要对结构构造进行重新设计和设定。作为民宿，房屋的内部空间也需要更现代一些，满足舒适性的需求。与此同时，村民对居住空间也有了新的诉求。如果说第一阶段我们提升的是房屋的物理性能，那么这一阶段，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房屋的内部空间更适应这个时代的使用诉求。

我们在这一阶段设计了黄岗村创客中心。这是一个小型的综合体空间，可以满足年轻人从办公、住宿到社交、展览的需求。我们还设计了禾仓宿集，这是面对外来游客的民宿。

这一阶段我们还设计了归柳杨宅。这个项目的业主杨老师，她是归柳小学的一名教师，也从事侗语教育和传播工作。不再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她，除了想建造自己的家提升居住环境，还希望能接纳至少20位孩子平时在这里学习和嬉戏。当时这个新家已经做完地基，她经人介绍，得知了無名在这里所做的乡村在地实践，希望我们能够帮助设计她建造新家。她希望造一个有侗族文化、同时又和砖房一样舒服的房子。

我们采用了砖混与木构组合的建筑形式，建造了一栋三层建筑。砖混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对场地的自然侵蚀和周围嘈杂的环境，同时保护木构建筑，延长其使用寿命，减少维护成本。木构部分采用传统的木构建造技艺，丰富的空间形态满足植入复合业态的需求。

传统的木构建筑，墙壁是是用一根根的柱子和一块块的单层木板围合。在杨宅项目中，墙体是双层的，两层立面间有30公分左右的空隙，打上能使房子更坚固的龙骨，这样在当地阴湿返潮的天气，即便房子外墙面凝结着水珠，房间里面还能保持干燥。龙骨垫上隔音棉，地板铺上地毯，减少了木屋走动时的声响。为解决采光问题，我们在二层做了整排的玻璃窗，在阴天，日落前也不用开灯。因为邻居之间房子离得很近，三层的窗户做得比较少，但在坡形屋顶，我们设置了一个超大的天窗，实现真正的天光洒落。在三层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十几平米的砖砌卫生间杉木露天阳台。如何防水、排水、承重，团队都做了许多讨论。杨宅的建造，可以说集聚了我们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许多探索和尝试。

第三个阶段，我们思考的是，传统木构建筑如何走向下一个时代。老百姓建造房屋、装修房屋不再选择木构建筑，掌墨师高龄化、技艺如何传承，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回应的真实问题。所以这两年，我们就聚焦在产品研发，希望以半工业化的方式实现木构建筑的装配式。

以上是技术层面我们经历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从认知层面看，我们面临的又是不同的矛盾。

第一个阶段，我作为一个接受过建筑专业教育的所谓文化研究者来当地，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作为一个建筑师，到了乡村工作，很难立刻回应一些大的宏观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慢慢从单一的建筑学视角，转换为具备跨学科、多元学科交叉的视角，也从单一的设计思维中走出，认识到建筑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2018年2月的时候，我们在黄岗村建了一个厕所。当地的习惯是厕所不能建在家里，而直接在鱼塘上盖厕所，这样人类的粪尿可以直接拿来当肥料，形成了稻、鱼、鸭的共生系统。这是一个非常生态友好的系统。但是当时已经有游客进入村庄，有人还举着相机拍。在这样的环境下，在户外上厕所让人很尴尬。

那时候，刚好有个大哥家的厕所坏了，有一笔社会资金的帮助，4800块钱，無名营造社就给他造了个新厕所。厕所用了“潜望镜”的原理，把上厕所的人包裹了起来，但里面的镜子可以折射厕所外的景观。和过去一样，上厕所的人还能看到鱼塘和稻田。新厕刚盖起来的第一周，我和同事躲在旁边观察，大哥进去上厕所的时候一个人在里面咯咯地笑。

这个厕所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建筑是为民众服务的，而不仅是建筑师的个人秀场。2019年，我们就在村庄里做起了“社交空间营造计划“。在田地里，往返耕种的人们也许需要一个歇脚、闲聊的地方，我们就参考牛棚和粮仓，用木构建筑做出了“风雨亭”。后来我们还把一座211平方米的苗族传统木构民居改造为“加宜剧场”。从风雨亭到加宜剧场，这一系列的搭建都是我们自己找到一些社会的资金，然后再去跟村民、跟村里协调，找到边边角角的地块，去造出百姓需要的社交空间。

到了2019年底，我们开启了“为老百姓造房子计划”，每年抽出时间，帮老百姓免费设计一两栋房子。我们在公众号放出了这个信息，第一栋房子就是归柳杨宅。后来我们又为侗族大歌非遗传承人吴成龙大哥设计了酒工坊。他家种了很多香禾糯米。2020年黔东南水灾，雨水很多，然后稻米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发芽了。2021年又赶上干旱，那一年的收成也很差。以前还有人开着大卡车到村里来收米，现在这几年基本没有人来收了。要卖米，要不就是拿到县城卖，要不就是自己在网上卖。在县城卖价格很低，在网上卖销量不好，这对他们家的经济收入有很大影响。

2021年，刚好吴大哥家的老宅要拆，我给他想了一个办法，把新房子做成酒工坊。一层是展厅，让大家了解糯米有多好。二层是小酒馆，拜访他、听他唱歌的人可以来这里喝酒，他的爱人可以做一些下酒小菜。三层用来居住，他和他的家人需要三间房间就够了，其余的房间可以用来作为民宿。通过新的房子，新的产业和生活的规划也完成了。

这个案例也让我发现，造房子只是一个很表层的事，它需要回应一些现实的问题、生活的现状。这个道理原来我并不理解，只是身处在乡村的环境之中，时间久了才慢慢关注。

无论是归柳杨宅还是吴成龙大哥的家，它们都是为主人量身定制的一款住宅，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是，能不能站在更具有普世性的角度，制造出可以复制的木构建筑，控制它们的成本，让木构建筑的传统技艺传承下去，同时又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和发展。

这决定了我们要重新构建整个建造体系。我们目前在建工厂，让传统的掌墨师们去工厂里和我们一起工作。借助现代化的设备，传统技艺可以实现工业化的、高效率生产。其次，我们想要让地方的木构建筑不仅仅局限在地方。除了黔东南，它是否可以扩散到西南地区和更多地区？过这半年以来，我们销售了一些木屋产品到江西、张家界等地。也就是在工厂里师傅造好的半成品，拉到项目上再去做建设。建归柳杨宅花了一年多时间，但是通过工业化的生产，一个预制的木屋可能几天就能在项目点组装好。

这几年里，我们还另外延伸出美术馆的装置与展览工作。在之前工作里，我深深感受到，掌墨师和地方的木构建筑，需要走到城市让更多人看到。不能只在乡村讨论乡村，乡村的问题需要走到城市里被广泛地认识和讨论。2022年，我们在重庆华人当代美术馆做了百年禾仓移筑工作坊，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搬到了美术馆。今年夏天，我们参加了在重庆的原·美术馆举办的儿童艺术节。我们把木结构的屋顶修在美术馆里，孩子们很喜欢，在上面攀高爬低。在最近开幕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我们做了一个装置作品，解构了独柱鼓楼。木构件在黔东南预制，由掌墨师在展览现场组装，装置的内侧还有建筑的结构图和实景照片。因为这些展览，很多从来没有走出过黔东南的掌墨师跟着我们来到了重庆、广州、上海。

差不多从2018年开始，我发现乡村的问题，如果单纯从建筑学的角度，是无法去回应的。所以在差不多建造生态厕所的同时，我提出了一个状态，要让空间生产跟事件生产并行。我们有一个“無名有展”系列，在村里拍纪录片、做音乐周、做展览。还有一个工作坊叫“無名青年”，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就邀请村里的年轻人做对话，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去。我们每年花很大精力在做这些建筑之外的事情，就是希望通过这些事件，不断去连接我们与在地的关系，重新去审视在这里的地方性工作。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位于雷公山的腹地，位置很偏僻。房屋的小主人生于90年代末，很年轻。他的家里在前几年遭遇了变故，但是他一直很乐观。建新房一是为了给家里带来更多的经济来源，二是为自己准备婚房。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把这些功能的规划都考虑进来。扎根黔东南这几年，我个人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建筑离不开人。今天我们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很自然地用可持续的观点去讨论建筑如何对自然友好，但与此同时，建筑也有人文的属性，它需要体现人文的关怀。

*宋建骅、高捷意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