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一位老师的禁忌是，别成为一块太低的天花板”
戴锦华是中国电影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的拓荒者。治学41年，她以电影为支点，以思考与批判为方法，成为当今泛文化领域最具人气的智识偶像。近几年，媒体采访、文化活动之外，戴锦华参与编著了《给孩子的电影》，录制了《性别与凝视》《中国电影50部》等数门大师电影课，在新媒体平台上激起巨浪。仅bilibili平台的@戴锦华讲电影，就有超2533万播放量。
电影之外，戴锦华在社交媒体上对时下迫切关心的问题一一做出回应：逃离北上广、年龄焦虑、内卷等等。她说：“不是因为我能够成为一个解惑者，而是这个社会的困惑太深刻，以至于一些我以为非常朴素的道理，人们会觉得震惊。”
人工智能干预管理最终成为此番角力中最大的诉求之一，有媒体也因此称其为“人类抵抗AI的首次集体行动”。尽管它终会以某种形式的“a fair deal（条件谈妥）”收尾，毫无疑问，一场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全球化危机正在暗自形成一种新的秩序。未来已至。
戴锦华谈ChatGPT：未经抵抗的接受才是最大问题
京城酷暑，天如空镜，太阳毫无遮蔽地炙烤地表的一切，热得反常。但戴锦华感到了远处蛰伏的黑云，“我觉得已经太晚了，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该开始反省这种‘科学崇拜和技术进步一定会造就人类福祉’的坚信。”
她今年64岁了。执教第41年，其中，有30年在北京大学，是一半的人生。如果从她在北大读书时算起，她已与大学校园打了45年的交道。
在北大，戴锦华的所属院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教研室，任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然而，她的视线所及超越学科自身，对泛文化场域内的事件始终抱有猎隼般的热忱、警醒和精准。
她以电影为支点，撬开洞悉大众文化的线隙，以谱绘女性主义为立场，体察革命的磷火焚过的广大第三世界，她关注的议题发散得仿佛有即兴的志趣，即兴之中，她坚守反思的阵地。离她最遥远的一个词是“迂腐”。
她吸纳着发生在各个角落或严肃或娱乐的文化景象，比如疯狂流传的AI孙燕姿仿真翻唱、特朗普被逮捕的假新闻照片、德国摄影师Boris Eldagsen的AI生成图问鼎今年索尼世界摄影大赛而无一评委察觉……在戴锦华看来，这些都是新技术革命的冰山一角，而人类社会则如同一艘罔顾警示、全速前驶的巨轮。“原来我一直以为人类社会有基本共识，就是在让通用人工智能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我们会有一个严肃的讨论，一个从公共政策、国家和社会出发的应对预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人工智能的应用就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了。”
问题之切肤，同问题之遥远。当一部分人热切讨论着人工智能，乃至思忖起职业或人的本质，另一部分人将此作为时髦的谈资，还有一些，于生活里沉浮，没有余力去关心最新的测试中模型又拥有了几岁心智。人类群落之间，早无共识。
这种时刻，戴锦华心中那股自青年时期起盘桓不散的无力感又涌上来了。然而变革在她身体灵魂上留下的灼痕余痛未消，令她对介入所谓社会现实的行动充满警惕。“我不能够提出一个我对于理想社会、理想生活、理想价值的确定无疑的选择。当我内心浮现出一个图景的时候，我自己会有太多的怀疑和批判。我可以肯定我要反抗什么，但我不肯定这个反抗，把我们带到了哪里。”
她习惯让思考走在前面。
多年来她不断解构、言说的命题，生长在同一个谱系上，在阶级、性别、性向、种族、媒介等名词下面，是“人的尊严，比如说对他人差异的尊重，比如说如何能够超越我们的躯壳，抵达被我们囚禁在躯壳中的个体生命，这也包含了无条件反对战争，以及我们有没有可能完成关于正义和平等的实践”。
这个她或许将探索终生的脉络核心，戴锦华说，是“如何尊重生命”。
戴锦华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赶在震荡、激烈、自决的1960年代到来前。
1978年，戴锦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文学，班上51人，13个状元。她身高1米75，鞋码42，常穿长款的衣服，烟不离手，在人群中显得出挑。更出挑的，是她在课堂上逻辑清晰、犀利、强势的声音。
1987年，戴锦华28岁。这一年，她与钟大丰、李弈明一起将电影史论学科化，从课程设计、教材编撰，乃至奔走在不同考区面试学生，一应亲为，北京电影学院自此拥有了中国第一个电影研究专业。
自19世纪末电影诞生之初，围绕它的教育就开始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莫斯科电影学院的学者们便在课堂上分享对于影片的种种思辨。随着制片厂制度的兴起，电影从业者沿袭学徒制，美国西海岸的大学亦开始为电影设立学位，教授技艺。至20世纪后半叶，理论研究在高校电影教育中被逐渐侧重，并清晰划分出来。尽管有所滞后，电影研究的种子终是落进了中国的土地。那时，电影学院还在朱辛庄，望不见头的草野连着田地。戴锦华是拓荒者。
她同样也是最早将女性主义研究引入国内的学者。这似乎是某种必然，“某种意义上我是那种早熟或者性别意识觉醒得早的人，然后就一直非常困惑，这种困惑形成了我此后用半生的时间去跟它内耗的自卑。”
“我记得特别明确，我会觉得我在事业上要更加努力，因为我在人生的意义上是一个有问题的女人。内心会有一种悲哀。”她说完，有短暂的停顿。
因此，当她与女性主义相遇，它为她的个人生命带来了直接的救助。“对我来说，女性主义与学术的关联是最松散的，但和生命的关联是最深刻的。”
往后这些年，她的学术脉络发生过两次重大变化。在确定影像研究范畴和方法后，却在中国电影与世界会合时感到一种语言的失效，她进而将审视扩宽至更大的文化场域；她曾拥抱过西方思想资源，也曾以为自己从理想主义的冲动中痊愈，这种笃信又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商业化的激变中几近沉没。一场出走随之发生，她走向了第三世界的田野，开始了持续数年的访问考察，足迹遍及巴西、古巴、秘鲁、埃及、委内瑞拉、墨西哥、肯尼亚、印度等地。
千禧年后，戴锦华保持着每两年出版一部著作的频率。近几年，媒体采访、文化活动之外，戴锦华参与录制了数门电影课，编撰了片单，在新媒体平台上激起巨浪。仅@戴锦华讲电影，如今已有近2500万播放量。电影之外，她在B站、豆瓣、公众号上对人们时下迫切关心的问题一一做出回应：逃离北上广、年龄焦虑、亲密关系、两性对立、内卷……多年前在电视上的节目片段，也被挖出来“翻红”。她并非是近几年才进入公域发出言说，但声量借由网络放大，超越了高校的壁墙，被越来越多人熟识。
在大众眼中，她已近似一个精神领袖、人文学科的智识偶像，这种结果未必是戴锦华的本意。社会对于文化现状和未来的彷徨之情，以及大众对知识分子的眷恋和理想投射，均参与了其中塑造。
在中国电影史上，内地票房排位前10的影片，9部为国产，均来自过去6年。观影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集体的狂欢。网络上，戴锦华的观点，常被冠上些颇为令人惊骇的标题二次传播：“只有看完她的影评，才能说是看懂了电影”、“×××吗？听听戴锦华怎么说”、“最专业的电影评论家告诉你该如何看电影”……这些题目，担负着夺人眼球的功能，某种程度，也揭示了大众对于权威的渴望，一种对严肃的饥渴。“不是因为我能够成为一个解惑者，而是这个社会的困惑太深刻，以至于一些我以为非常朴素的道理，人们会觉得震惊。这只是证明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匮乏。”
数字媒体改变了在公众层面产生影响的途径，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言说的时代，接收众多声音带来空前的消耗和无知，个人认知又在重复信息的拥簇下愈发坚固，大众究竟需要怎样的话语，权威又承担着怎样的意义，这是ELLE持续消化与探索的命题。同样思考它的还有戴锦华。
当戴锦华在讲台上、讲桌后、镜头前、屏幕后……这似乎是话语权发生古典式归位的时刻，那声音天然有一种感召力，繁复深奥，却清晰明了。说完某些句子后，她会放置一个气口，仿佛留时间让声音落在地上或落进学生心里。在那里，人们所有的迷茫和脆弱都可以被接纳，所有问题皆有答案。这多少是一种甜蜜的幻觉。然而，即使戴锦华相信“人只会在社会性的互动当中相互影响”，无法被改造，她终究没有彻底放弃与大众沟通的工具，期盼着“能够留下些什么”，也愿自己的言说得以走到大学课堂之外。
每个时代的情境唯有属于它的个体能够体认。“每一代人只是曾经来过，而人生这么短，这是基本事实。我们的生命经验无法在基因中传递，人类社会的迷人和悲哀都在于此。”
数十年间，戴锦华浏览过成千上万部电影、文学、理论著述，省思人类继承、新筑的生存系统。解构使人孤独。戴锦华毫无疑问是孤独的。
她想念她刚到电影学院时的系主任、后来的沈嵩生院长，他的包容是一种简单，替她消化了许多学院内外的复杂。还有在中国创立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乐黛云。少女时的戴锦华，黑亮的直发，眼尾柔和微垂，戴着大框眼镜，在台下做乐黛云伶俐的学生，在乐家做羞涩的常客。后来，乐黛云成了她一辈子的老师，是她“生命中最为具体和直接的一个榜样性目标”。
最初同行出发的人，在时间中凋零或失散。1990年代，身边许多人选择出国，留下的，各谋出路。有学界的老友打来电话，开口就问能不能弄到50吨钢板材的批条，甚至“把苏联的军舰倒到非洲”。她说起去台北时常会拜访的阅读沙龙，有朱天心、朱天文，还有其他作家与导演，大家互相安利作品，一起刷小说。但她的路上，再难有人与她共鸣。
2023到来前的最后几天，母亲去世了。在哀痛老年人在病毒攻击下群体性死亡的同时，她意识到一直将自己锚定在现实中的“羁绊”没有了。1989年她的父亲去世于南非，那之后，戴锦华和母亲长久相伴，和母亲共同度过的具体的生活，“使我必须要面对在现实中一个普通人要面临的种种。”
过去，戴锦华很少想到老，因为上面总有一个比自己更老的人。现在，时间拖拽她站上前线。对死亡的思考反而更早浮现，这被她视为“一个人文学者的常规命题”。她喜欢一句用来描述戈达尔的话，“虽然精疲力尽，依旧随心所欲”。她希望自己也能最后选择一次尊严，盼望她的思想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纵观戴锦华多年来出版的著述，标题里有意象反复重现：船只、岛屿、斜塔、镜、镜像、雾。这些当然来自于她的语言体系，然而字眼之中，她的身影也逐渐清晰：一个孤身一人在混沌与遮蔽间环顾，穿行、尝试求真的人。
汉娜·阿伦特曾为孤独作出颇有意味的论述，她写道，“在孤独中，我和‘自我’共处，因此合二为一。”在这个维度上，孤独又或许是戴锦华主观的选择，也因此获得了和自我的可贵的亲密。
大学本就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地方，正如学院高墙外的世界一样。下课了，台下的人走出去，投入了各自的生活，其中有多少会走上人文学术的道路，又有多少能够毕生奔走于此，戴锦华或许没有做过计算。她只是又走回了她的书斋。
在英文中，大学Universit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universitas”,意为“师生一体”，它由“unus” （一）和“versus”（转向某一方向）组合演变而来。这似乎是戴锦华的写照：在认定了的道路上获得自我、观照世界。她是不会离开这条路了，思考和工作即是她的生活，她那在旁人看来难免晦涩、深邃、曲折的学术，于她而言源自不同生命时期的游戏：摄影、玩手机摄影、看尽天下吸血鬼电影、嗑耽美、看同人、挑精油、集石、设计首饰……她放纵自己做姿态各异的沉溺，真正地游戏人间，以至到今天，她仍在体认，仍在好奇，仍在不服，仍在博弈，仍在对抗，仍有信念。
她也只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与她的电影、书籍、历史现场一起。正如她已在太多场合引用过的电影《一代宗师》的台词：“大时代，无非是一次选择。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在一个成熟、急迫、坚硬的当下，做一个荒唐的人。她教了一辈子书，心里却知道，人无法被教育。她选择尽可能地活成自己主张的样子，期冀有学生看到会乐意去效仿，“一个老师的禁忌是，别成为一块太低的天花板。”
工作状态之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偏感性的还是更偏理性的人？
戴锦华：我自以为是个很感性的人，非常情绪化，到了这个年龄还是诸事形于色，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不够理性。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通常我会被人们认为对所有事情的反应过度理性。
在很多年轻人眼中，你是一个文化、精神偶像，你怎么看自己？
戴锦华：这种热度是一个错位。它不是说明我的影响力，而是证明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匮乏、彷徨和困惑。是各种各样的偶然把我推到现在的状态上，我原本非常忌惮和抗拒流媒体平台，因为我很恐惧网络上的非理性暴力。另外我一生拒绝好为人师，我害怕成为精神领袖或者人生导师，一是我不认为自己有这种资历，其次我一直告诉自己要记住自己年轻时的感受，当时的我拒绝别人的告诫，所以老了之后也不要因为自己更智慧就试图去告诫年轻人。人只会在社会性的互动当中相互影响，无法被改造。
你觉得自己身边的朋友，有什么共同点吗？
戴锦华：我的朋友们都会在某一个时期有强烈的共鸣，会分享非常接近的价值观和情感结构。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欣赏，且这种欣赏只有女性之间才会有。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欣赏和赞美才是最真切、真诚的，她对你的鼓舞是别的关系不能给予，也无法取代的。
你认为跨越代沟是可能的吗？
戴锦华：我曾经努力去和年轻人交流，为了能更准确地把握当下的文化现实。但后来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承认，代沟是不可跨越的。其实与其说是我承认，不如说是我没有跨越代沟的愿望。一是我发现我们不再共享情感逻辑和情感结构。更重要的是，坦率地说，我不想与他们共情，因为我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更成熟，我更幼稚，他们更理性，我更荒唐。就像《一代宗师》里说的那样，大时代，无非是一次选择。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我的选择是一种坚持，而不是一种保守或者拒绝。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去观察。只不过我不再试图改变我自己来和他们相遇。
你有没有想过，单纯之人可能会快乐，如果无知就没有这些困扰？
戴锦华：拉康有一种说法叫“无知的激情”，但我认为无知或者不问的最大问题在于以为自己有知。不追问其实就是把已有的知识当做答案。如果那个答案真的能够令人满足，那没有问题。但其实人之所以会去追问，并不是追求真理，而是那种不满足和不安，在迫使你追问。所以我不认为如果我们不问会更快乐，通常其实是我们问才会更快乐，因为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是快乐的。很多时候提出问题并不以获得答案为重心，提出问题和寻找答案的过程，也许就是价值所在。
微信文字整理：DA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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