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二舅”

1980年春。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文为群，接到了普查全县民间剪纸艺人的工作指派。

他带上50本剪纸册页和彩色卡纸走村串户，挨个将册页分发给村里那些有剪纸兴趣的人，让她们在这20页空白纸张中自由发挥，没有约束。

走到一个叫王村的村子时，文为群的手里还剩下最后一本。

恰好，文为群的小妹就住在这里，他委托小妹将册页发下去，就抬脚离开了这个村。

两个月后，文为群收到了这本册页，一个瑰丽奇幻的世界，在他眼前徐徐展开——色彩艳丽的花朵、肆意生长的生灵、充满童趣的故事，层层叠叠地在纸张上铺展。

文为群心头一震，觉得自己好像挖到了宝贝。

第二天，文为群赶忙去到了王村，去寻找册子上署名的那个人——库淑兰。

寻找库淑兰的道路十分曲折。

彼时，库淑兰住在和村子相距甚远的塬上，寻她的路上，文为群又要问路，还得爬坡，费了老大劲。

直到视线的尽头，出现了两孔简陋破败的窑洞。

窑洞前的院子里种着蔬果，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定睛再一看，院里还站着一个小脚老太太。

老太太长着一米六的个头，正一手擦汗，一手捧着粗瓷碗，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着井水。

这就是60岁的库淑兰了。

看到文为群这个“公家人”，库淑兰刚开始还有些拘谨，但听文小妹介绍说“这是自家哥哥”之后，库淑兰松了一口气，笑容瞬间在脸上炸开：“这么说你是咱们自己人嘛，那我心里就不害怕了。”此前的人生里，有太多事让库淑兰害怕了。

她邀请文为群进屋说话，一进屋，文为群就呆住了。

映入眼帘的是贴满窑洞的彩色贴纸，头顶有日月星辰，墙壁上是缠绕着的“葡萄架”、盛开着的“牡丹花”……色彩绚丽，琳琅满目。

恍惚间，他以为自己进入了神话世界，“就好像那个莫高窟一般”，但他再一眨眼，面前炕上盘腿坐着的，还是那个普通的小脚老太太。

文为群这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挖到宝了。

在文为群的强烈建议下，库淑兰进到了旬邑县举办的剪纸训练班，再往后，她的作品被依次整理陈列，震惊世人。

1992年，库淑兰的剪纸作品《剪花娘子》在第二届民族文化博览会民间美术大展中，荣获特别奖。

隔一年，她又从北京捧回了文化部颁发的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金奖奖杯，这个奖在全国仅评了14位，库淑兰名列前茅。

1994年，库淑兰荣获“金杯”

再到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中央美院陈列馆的工作人员，邀请库淑兰到北京办展。

在北京办展时，有法国人前来参观。有人问他们对库淑兰的印象是什么，法国人掷地有声地回道：“齐白石之后，就要算库淑兰。”

1996年，库淑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是中国第一批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之一。

这一年，库淑兰76岁。

人们在库淑兰的剪纸中看到了蓬勃的生命力，看到了热腾腾的陕西民俗，还看到了在作品背后隐藏着的，说不出口的苦痛。

那是库淑兰的人生，是一道旧时代的撕裂伤。

旬邑县，位于渭北黄土高原的西北部。

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地下有仰韶、半坡遗址，地上有隋唐几代的石窟造像，历史底蕴如同黄土层一般深厚。

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贫瘠与陈旧，成为这里的代名词。

1920年，库淑兰出生在旬邑县下面的王村。

彼时恰逢大灾荒年，这个村子是库淑兰父母的逃难之选，没曾想这里成为库淑兰的出生地，并在日后有了更多羁绊。

在库淑兰出生40天后，父母又带着她迁居到了100公里之外的南洪柳渠村。在那里，库淑兰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这样的时光，太短暂了。

库淑兰有个很好听的小名，叫“桃儿”，但村里人更喜欢叫她“猴桃儿”——儿时的库淑兰是个不折不扣的“皮猴儿”。

她是村里的孩子王，经常和玩伴们一起在黄土高坡上奔跑，爬到树上摘果子，光着脚丫，无拘无束。

她是不懂什么叫“女孩子的矜持”的。

在那时的库淑兰看来，自己与传统语境下的女孩唯一相同的就是，她也喜欢花。

那时，库淑兰家住在坡上，坡下还有层层叠叠的好几户人家，房屋间点缀着许多杏树和桃树，这是她小小的眼睛中，见到过的最美的景色。

她经常偷拿母亲的剪刀，用搜集到的树叶剪出花草鱼虫的形状，乐此不疲。

直到1929年，库淑兰9岁，封建的桎梏架到了她的身上——她开始缠脚。

在还未解放的黄土高原，缠脚是当地女人一生苦难的开始。

当地习俗认为不缠脚的女人就会嫁不出去，所以在孩童时期，家中长辈就要用十尺青布将女孩还在生长的脚拗折弯曲，整个过程剧痛且残忍。

“猴桃儿”自然更是难以忍受。

等脚定型的日子里，库淑兰多次偷偷将布条拆开，被发现后再被母亲强硬地缠上，一来二去，受得苦楚更多。

母亲又生气，又心疼，在库淑兰的胳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父亲看得心里难受，却也对抗不了扎根在这片大地数千年的旧俗，他只好经常买来小零嘴，哄着正在受苦的女儿。

此时恰逢正月，镇上有庆祝春节的“社火”表演，父亲就背着库淑兰前去观看。

趴在父亲的背上，看着眼前的喧腾，库淑兰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么真切地过去了。

再也不会重来了。

在库淑兰三四岁时，按照当地旧俗，家里曾在老家给她订了一门娃娃亲。

1935年，库淑兰15岁时，男方家长开始多次上门催婚。

此时，库淑兰正在三原县城读书，自11岁入学算起，这是她读书的第五个年头了。

她在学校里学识字、绘画，甚至还学了口琴，在这个曾走出过教育家于右任的县城，这种新式学堂并不罕见，库淑兰的家境也完全负担得起。

直到男方的催婚信又一次传来，库淑兰离开了学校，回家待嫁。

旧时代的妇女，嫁衣是要自己绣的。除此之外，还要学如何操持家务、侍候公婆。

但库淑兰的母亲心疼女儿，只是让女儿跟在自己身边学女红。母亲对库淑兰说：“一定要把花草做好哩，至于饭嘛，以后好学。”

穿针引线，绣花描草，库淑兰依偎在母亲身边，度过了两年学习时光。

许多年后，她在自己的剪纸作品里重现了这个场景，恰如在这片渭北高原上的民谣中所唱的那样：

“一树梨花靠粉墙，娘到绣房教贤亮；一学针线毛帘绣，二学裁剪缝衣裳；三学人来客去知大礼，四学莺歌把家当；五学走路不慌张，出厨房，进大房……”

待到1937年，库淑兰长到了17岁，她出嫁的日子便到了。

临出嫁前，库淑兰没有丝毫难过，她还不懂结婚意味着什么。

库淑兰只翻捡着自己的嫁妆，兴致勃勃地问：“妈妈，回老家的路远吗？”

母亲不忍女儿难过，只含着泪回答：“不远的。”

库淑兰更高兴了，张罗着带上自己的书和砚台，连口琴也要收拾到嫁妆里，她是准备继续看书写字的。

启程的日子如约而至，库淑兰在父亲与未来公公的护送下前往老家旬邑县。

她骑上毛驴，带上盛着书籍和口琴的嫁妆，辞别了自己生活了17年的家。

母亲和弟妹的哭声从身后传来，库淑兰朝前走着，不许回头，宽广的黄土高坡将库淑兰的身影衬托得十足渺小。

她有些纳闷：“哭什么呢？离家这么近，我有空还是会回来的。”

在库淑兰的作品中，有一幅剪纸寄托了她对爱情的渴望——《江娃拉马梅香骑》。

剪这幅作品时，库淑兰一边剪刀飞舞，一边唱着歌谣：“鹐（qiān）鸨（bǎo）鸨，鹐树皮，江娃拉马梅香骑。江娃拿的花鞭子，打了梅香脚尖子。”

她还活灵活现地模拟出小两口打情骂俏时的语气：“哎呀呀，我疼哩！”、“看把我梅香能成的”。

只是美好的渴望终究只是幻想，现实中库淑兰的婚姻生活，用她自己的话就是：

“我自从到这个家里以后，就把苦下完了。”

库淑兰剪纸作品《江娃拉马梅香骑》

南洪柳渠村与旬邑县的距离是100公里，在如今只需要开车一个半小时。

但在当年，这条出嫁的路，库淑兰走了三天半，久到足以将她的娘家，远远地甩在身后。

库淑兰婆家姓孙，住在旬邑县下的孙家台子村。

孙家在祖上也曾是一家富户，但到了库淑兰公公这一代，家底已经破败不堪，只有孩子多的是：六个男孩一个女儿。

库淑兰的丈夫孙保印是家中的老大，17岁的库淑兰就成了长媳，但媳妇并不好当。

因为库淑兰上过新式学堂，性格又活泛，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这是一件“出格”的事情。孙家为了规训库淑兰，对她的态度就格外严厉。

从起床开始，库淑兰就要到婆婆公公面前“立规矩”，侍候完二老起居后，库淑兰要马上赶到厨房做一家人的早餐。

做什么饭、用多少面，都要一一问过婆婆才可以动手。有时候婆婆故意搓磨她，就会一直等到家里的男人们快要从地里回来了，才开口告诉库淑兰。

时间不够，库淑兰做不出饭，就要遭受拳打脚踢，有时候是公公打，有时候是婆婆掐，动手最多的，还是自己的丈夫孙保印。

库淑兰曾说：“我跟上老汉（陕西方言中的丈夫）没好好活过一天人，一辈子把打挨扎啦。”

孙保印是一个愚昧且顽固的西北汉子，身材高大，少言寡语。库淑兰在他眼里，是妻子，更是一个可以用来出气的物件。

刚结婚的那几年，孙保印打库淑兰是没有缘由的——

割麦子割到库淑兰脚边，库淑兰没有及时让开，他就是一顿打；从地里回来看到库淑兰在玩秋千，他也要打；生的是个女儿，他还打；更甚一次，库淑兰只是在晒谷子时不会使用工具，孙保印直接拿着手里的铁叉，朝库淑兰的小腿肚插了过来。

伤口深可见骨，连库淑兰的婆婆为她包扎时都面露不忍：“你爸也不来看看你，把你领回去活命，要不然，迟早要把命送到我的土匪儿子手里。”

经久的暴力终于消磨了库淑兰的勇气，她烧掉了上学时留下的书，砸烂了心爱的砚台，再也不提“读书”二字。

遍体鳞伤成了库淑兰的常态，无依无靠是她婚姻生活的底色。

那些年，为了尽可能地避开丈夫的暴力，库淑兰晚上不敢进卧室睡觉，只好躲在院子里的柴火垛或稻草堆中。

她和衣缩在草垛中，看着天上的月亮，心想月亮一定是个男人，要不怎么敢在晚上出来呢。

好在生活中并不只有绝望。

因为库淑兰在母亲跟前的那两年，将绣花的手艺学得十分好，渐渐地，她开始帮人家绣花赚钱。

每到别人家请她去绣花的日子，库淑兰就格外期待。于是，她的绣活越发的精美，做得也越来越快，她的名字被越来越多人知道。

所有人看了她的手艺，都啧啧称赞，再听到她的遭遇，就暗暗摇头：“要不是这媳妇手能活的话，早让那一家子人给折磨死了”。

在那片夯土墙下、白杨树旁，像这样充斥着暴力与无助的生活，一直到库淑兰生了儿子，才有所改善。

实际上，在库淑兰满打满算67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贫苦和疾病，最终只成活了两子一女。

有一次，孙保印没打招呼就将家里的一头驴卖了，结果招来孙家父亲和弟弟一顿暴打，他就想要分家了。

孙保印向来是说一不二的，于是在1948年3月，两人带着儿女，搬到了库淑兰的老家——王村。

这一年，库淑兰28岁，成婚11年，她终于熬成了“当家娘子”。

28岁的库淑兰，回到了娘家村子。

因为是外来人口，库淑兰一家只能住在离村有些距离的窑洞里，自此，管家的重担就落到了库淑兰的身上。

经过十余年的婚姻，库淑兰早已“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她撑着自己的小脚，忙里忙外地操持家务、干农活，闲暇时间，还要去到山上采草药赚钱来补贴家用。

曾经连工具都不用会的库淑兰，现在自己一个人能扛起三斗黄米。

在王村，库淑兰也感到了久违的温暖。

村里人将库淑兰看作是本村的“老姑娘”，也知晓她的境况与遭遇，平时都是能帮则帮。

在特殊岁月里，生产队的苜蓿草是不能随便割的，但库淑兰是个例外；麦地里的麦穗也是不能偷捡的，但库淑兰可以。

库淑兰心里也清楚村里人对她的偏爱，“王村人待我好得很，我到王村三岁娃娃跟前都磕头记恩哩！”

她总想着回报那些对她发出善意的人。

她会剪纸，于是村里人只要向她来请教剪纸，她必毫无保留，倾囊相授，甚至直接帮人将窗花都剪好。

她也会一点中医，所以村里但凡有哪家的孩子头疼脑热，只要一来叫“桃儿姑姑”，库淑兰拔腿就去。

在王村的日子虽苦，但对库淑兰来说，有的是盼头。直到1985年，一次外出看病的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

库淑兰教孩子们唱童谣

198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村里有个小孩身上不舒服，库淑兰前去帮忙。谁知在回家的途中，库淑兰突然脚底打滑，不慎跌下了一个近五米深的陡坡。

这时她已经65岁，尽管已经及时送医，但还是昏迷了40多天。

所有人都觉得已然药石无医，家里人也商量起了她的身后事，村里来看望她的人带的鸡蛋，都攒到了数百颗。

但库淑兰命硬得很，她醒了。

醒来之后，她和家里人说，自己从坡上往下掉时，隐约听见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喊：“快扶住她，扶住她！”

库淑兰笃定一定是神仙救了她，并且自己剪纸的手艺，也是神仙赐予她的。

躺在炕上休养的时候，库淑兰就开始偷摸剪纸，到了能走动的时候，她已经剪出了一个纸箱子的作品。

库淑兰自己编了一首童谣，每当自己剪纸时，就在嘴里小声唱着：

她剪了一个“女娃娃”像，身披霞帔（pèi），头戴凤冠，周围被各色配饰环绕，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与悲悯。

库淑兰把这个小像贴在自己窑洞的窗户上，每天看着，不胜欣喜。

有人问库淑兰，你这剪的是谁？库淑兰就答：“剪花娘子，就是我！”语气中带着真切的快乐。

自此，年过六旬的库淑兰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

她剪花草，剪民俗，剪神明，剪童谣……她那长满了粗茧的双手捧着剪刀，被裹紧的小脚盘坐在炕头，天地万物在她的剪刀下都有了生命。

哪怕她在剪纸时，丈夫还在一边浇冷水：“你剪这些又没有用，也卖不了钱，你快去挖些药，回来还能卖钱。”

库淑兰随他打骂，白天出去挖药材，晚上就回来偷着剪。

库淑兰1987年版《剪花娘子》

旬邑县文化馆的文为群在文章里写：“（那时的库淑兰）尽管一切都是苦的，带着某些茫然、愚昧的色彩，但她却享受着一种创作的幸福，一种内心的震撼。”

库淑兰自己也说：“花剪好了，喝凉水吃冷馍也高兴。花剪不好，三天两天吃不下，黑天睡在炕上，一夜起来几遍，趴在窗边往外看，心里想：明天到底剪啥嘛！”

她把自己的每幅剪纸都用旧报纸包起来，为了防止窑洞潮湿使剪纸褪色，她还从自己过冬穿的棉衣中抽出棉絮铺垫在剪纸底下，再一张剪纸上叠放一张废报纸，如此一层一层铺好、压平，妥善保存。

库淑兰仍觉得不够妥帖，就去问文为群，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地保存剪纸。

文为群也摸不准，试探着说了一句：“要不您做个纸箱子？”

库淑兰当了真，没过几天，她果然开始着手制作纸箱子了——

她用线、布料和糨糊裹在旧包装箱上，在箱子的每个面上都糊上底色纸，然后在箱子的面上贴上自己剪的花，甚至连箱闩都用布料做得无比精致。

这样的箱子，她做了许多，里面存满了剪纸作品，是她的珍宝。

从拿起剪刀的那一刻起，库淑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在剪花的世界里，库淑兰是自由的。

成名之后，她的作品被许多专家争相研究。有人统计过，在库淑兰现存的175幅作品中，就可归纳出5大类、50种元素，包罗了503个图像，使用的纹样符号就有近20种。

甚至只一幅剪纸中的小圆点，就能有2000个之多。一朵梅花，从花蕊到花瓣，库淑兰最多能剪四五层。

只要给她一把剪刀、一叠彩纸，她就能对抗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

在早年间的剪纸培训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库淑兰拿着一把剪布的大剪刀，嘴巴微微张开，下巴随着剪刀的节奏微微鼓动，眼睛只盯着眼前的剪纸。

她从不打草稿，也不会借鉴别人的图样，所有的图案与色彩都在她的心中，随着剪刀的舞动，一一化作实态。

有人走过她的身旁，库淑兰往往会吓一激灵，然后她笑骂一句，扭过头又钻进了剪纸中。

她的色彩搭配让人惊艳，专注程度让人敬佩，作品质量让人叹为观止。库淑兰的成就，是绝无仅有，无人可以复制的。

在某本研究库淑兰色彩搭配的科普书中，作者从光影与艺术的角度，对库淑兰的剪纸大加赞美。

但把同样的问题抛给库淑兰，她只说：“鲜亮的是上色，不鲜亮的是下色。”

有人想要再请教她具体的配色秘方，库淑兰就大大咧咧地答道：“没讲究，我胡配的哩！”

她向来是不耐烦回答这些弯弯绕绕的学术名词的，在她看来，剪纸就是世间的万物，色彩就是眼前的景色。

好比是她自创的“剪花娘子歌”里唱的那样：“人家剪的琴棋书画，八宝如意，我剪花娘子铰的是红纸绿圈圈。”

她生活在这热腾腾的人间，绿树、红花、太阳、黄土教会了她这一切。

1988年，《人民画报》的编辑杨学芹到旬邑县拜访库淑兰。

68岁的库淑兰见到这个从西安来的女子，亲切地拉着她的手，口中唱着歌谣：“一朵莲花一棵根，同志来到我家门，让我心里暖烘烘，这比我娘家人还要亲。”

她是没有被苦难压垮的，这在她的作品中也可见一斑。

她的剪纸永远以喜庆为底色，以热闹为表象，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蒸腾向上的蓬勃之气，“她深切地理解她们受的苦太多了，而剪贴出来的画是要让人看了之后高兴的”。

2004年冬天，在一个白茫茫的清晨，库淑兰走了。

这一年，库淑兰84岁，长年累月严重的胃痛与肺病都使她痛苦不堪。她了结了这苦难又浪漫的一生，“剪花娘子”就是她的故像。

而“剪花娘子”不仅是库淑兰的成名之作，也是所有剪纸妇女的化身。

多年之后，人们去到库淑兰当年居住的窑洞，这里已被改做了库房。

库淑兰曾经跪着做饭的灶前堆放着木材杂物，光鲜亮丽的“剪花娘子”，也已因窑洞内久无人住而潮湿剥落。

岁月正在抹去她生活过的痕迹，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库淑兰，她那热烈又绚烂的剪纸艺术就不会消散。

时隔多年，文为群总是回想起一个场景。

那是库淑兰去世后的第二年，中央美院的系主任对文为群说：“给你20年，你再培养一个库淑兰。”

文为群苦涩一笑：“再给我两个20年，我也培养不出来。”

他知道，再也不会有库淑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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