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字只有把“画不出来”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真正地记录语言｜葛亮 一席第1029位讲者

古人也是人，当他们面对生活需求、社会问题的时候，很可能会做出跟今天的人相似的选择。

告别汉字“常识”

2023.09.17 上海

大家好，我叫葛亮，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关于汉字的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

汉字的古今之别

我的工作挺有意思，是在一座巨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里，负责一个特别小的门类，叫古文字研究，确切地说是古汉字研究。

在我各种各样的工作场景里，有一个比较特别。其他门类的研究员，还有收藏家、书法家、文物爱好者等等，每当他们在各种各样的中国古代文物上发现了不认识的字，可能就来找我了。我就会跟他们说这个是什么朝代的，比如说是商代的、西周的、春秋的、战国的、秦汉的，再说这是什么字、什么内容。不过也可能会说“不好意思，这几个字到现在还没人认识”，这也是常见的事。

比如，前不久我看到一把扇子，扇面是民国一位书法家临摹的一件西周青铜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距今有多久的历史呢？大概2900年，不得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谁看谁都懵。别怕，到了发挥咱们中国人独家特长的时候了。

“三”，都认识吧？比“三”多一横，“四”；比“三”多一竖，“王”。

还有“正月” 和“天子”：

为什么说是到了发挥咱们中国人独家特长的时候？因为在世界各大古典文明创造的文字当中，只有汉字，是经过3000多年传承到现在的“活文字”。当代中国人受过简单的训练，就可以读两三千年前的古书。这是全世界独一份的，也是非常幸运的事儿。

当然，毕竟几千年过去了，像刚才那样一眼就能认识的字还是很少的，绝大部分字对当代人来讲还是非常难认的。

这个好认、难认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历史分界。中国的历史如果以公元零年为界，一分为二，差不多是前两千、后两千，一半一半。

中国文字的历史也差不多，汉代以后绝大部分是隶书、楷书，都是笔画组成的，哪怕写快了变成行书、草书，本质上也没什么区别，不会很难认。汉代以前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古文字了。

隶楷以笔画为主，古文字则有点像图形。不要说现在的人不认识，汉代以后的人基本也不认识。

“古”跟“今”的区别，我们看两个字直观感受一下。这是战国时代楚国人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字——完全不认识。

▲ 竹简墨书（战国·楚）

还是刚才那两个字，换一种写法，还是不认识。

那我们再看秦文字、汉代文字：

▲ 左：竹简墨书（秦）｜右：东汉石刻

其实就是“一席”，非常简单。所以咱们都要感谢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吧？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得天下的如果不是秦国而是楚国，那咱们则早就习惯刚才那些楚国的文字，反而会觉得秦国的写法奇奇怪怪了。

关于汉字的“常识”

研究这些奇奇怪怪的字，还有它们的载体，比如甲骨、青铜器、简帛这些东西，是我的兴趣，我的专业，也是我的大部分工作。

与此同时，十多年来我也做了不少汉字普及相关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关心汉字的历史、想了解汉字源流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从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书法篆刻教育，以及普及读物、新媒体等等形成的关于汉字的“常识”里，似是而非的东西也很多。

比如说“汉字是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这很常见，好像每个汉字都可以画上一幅画；这里的“汉字”还常常被替换成“甲骨文”，现在市面上很多普及读物都是一个甲骨文一幅画，左右对照。

又比如说“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汉字先是刻在甲骨上的、铸在青铜器上的，后来才改用毛笔书写”。还有我们从小学习的汉字发展脉络，“从甲骨文发展到金文，到篆书、隶书、行书、楷书”。

这些都挺常见的，看着没什么问题，其实都经不起推敲。

假如商代人主要用甲骨文，商周时代主要是刻字的，那么我如果是个商代人，写封信是不是要吭哧吭哧去凿一个乌龟壳？费老半天劲都凿不出三个字。商代人要写个日记，是不是要召集一批工匠，大费周章地开炉子浇筑一个青铜鼎，然后把字做上去？春秋时代，孔子的门徒很多，老师讲课弟子们记笔记，是不是要每个人捧一大捆竹简，拿刀在上面弯弯曲曲地刻篆字？那只有一个结果，老师说的话都记不下来。

我想是人都不会这么干吧？这背后是一个很简单也很重要的观念——古人也是人。当他们面对生活需求、社会问题的时候，很可能会做出跟之后各个朝代的人，哪怕跟今天的人，都相似的选择。

古人怎样写字

比如，商周时代的人写字，绝大部分日常书写都是用毛笔蘸墨，写在轻便的材料上。有人要说，商朝就有毛笔了？你们挖着了吗？不好意思，目前科学考古真没挖着。但是，这个时候古文字就起作用了。

咱们看一个商代的“笔”字，跟一个人的右手拿一支毛笔一模一样吧？为了防止你不知道它是毛笔，笔毛也画开了。

因为毛笔的笔杆主要是竹子做的，后来加个竹字头；底下不是很像手拿毛笔了，干脆换成个“毛”——咱们今天的“笔”字就是这么来的。

商代文字里已经有这样的“笔”字，说明在造这个字之前，毛笔不但已经有了，而且挺常见了。

商代的毛笔实物虽然还没挖着，但是毛笔字我们见得很多了。比如这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个商代的小陶片，上面有毛笔蘸墨书写的一个祭祀的“祀”字。这个字的书写速度很快，一顿一提，很流畅、很熟练。

这是商代一个玉器上毛笔蘸朱砂写的字，风格也差不多。

是不是商代人用毛笔写的字都在这些陶片上、玉器上？也不是，绝大部分商代人写字的材质是竹简。又有人要说，商代有竹简了？你们挖到了吗？不好意思，目前还没有挖到。这个时候古文字又能解决问题了。

咱们看商代的甲骨文“册”。一根根竖着的竹简用横的线编起来就是一册。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册”和出土的汉简形态几乎一模一样。古代把竹子编成可以写的本子叫册，今天把纸订成可以写的本子还叫册，逻辑是一样的。

比一般的书更重要的是经典、典籍。把“册”放在一个小台子上，高高的地位表示是个重要的书，就是“典”字。

商代有“册”也有“典”，其实这件事是有记载的。西周初年的古书《尚书·多士》里有一篇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说殷商的祖先不但有简册，还有重要的经典。古文字就证实了这个重要的历史记载——商代人主要是用毛笔在竹简上写字的。

那有用刀在竹简上刻字的吗？真没有。我们看这个“删”字就知道——“册”加一个立刀旁，刀是用来在册上刮掉错别字的，是“橡皮”。

这是一件汉代画像石上的书写者形象，你看他的笔在哪呢？

笔插在耳朵上，不会沾墨；腰里还别着一把小刀。要写就把笔拿下来写，写错了就拿出来刮一刮，很方便。

刚才说的“笔”、“册”、“典”、“删”，是我们所谓的表意字，是用字形来表示字意的。这些字多能反映出造字年代的物质文化，有些是历史没记载的，有些是考古没挖着的，还有很多是常年存在误解的。看这些字，我们可以得到真切的感受。这很了不起。

古人怎样造字和用字

但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咱们随便说一句话，要把里边的字一个一个用象形的方式画出来，有可能吗？绝无可能。

比如“今天我们来到一席的现场”，很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哪个字都不好画。

“今天”是个抽象的时间概念。人称“我们”，还是个复数。动作“来”，状态“到”，专有名词“一席”，还有个助词“的”。“现场”看起来是个实体，但其实它是个虚的空间概念，谁也不知道长什么样。

有人说你这是现代汉语，甲骨文里有这些吗？基本还真都有，汉语的基本结构没有太大变化，甚至“的”都有。之乎者也的“之”，差不多就是“的”。

在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语言里，只要我们好好琢磨就会发现除了少数实物的名称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时间、方位、意识、情感、观念、程度这些虚的概念以及大量的虚词。这些东西都画不出来，怎么办？

这是传说中造字的仓颉。仓颉被描写成“重眸子”，翻译成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四眼儿”。我看今天很多人都可以当仓颉👓。

那么假如我们回到文字创造出来的前一天的晚上，你现在要造字。你脑子里完全没有汉字，但是你会说话（文字产生比语言要晚得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怎么把说的话写下来？

比如说最简单的，来一个“我”字怎么样？我问过很多人“我”字怎么造，要不画一个人吧？比如用一个咱们常常见到的标志：

这个标志表示“我”好像也行，但是它为什么不是“人”？为什么不是男女的“男”、大人的“大”？为什么不是动作“站”，不是状态“单身”，不是心情“孤独”？其实都可以。

“我”看起来是个实体，但它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概念，一个没有形象的第一人称代词。

那画什么好呢？古人完全没有纠结这个问题，他们找了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办法，根本不管字长什么样，只要记录下口语里这个字的读音就完了。

商周时代，“我”的读音大概是/ŋal/，他们就直接找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叫 /ŋal/，照着它造个字就是“我”了。

那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刃部是锯齿的长柄兵器。这是甲骨文和现在的“我”：

咱们对比更常见的兵器“戈”，中间的一竖是它们的长柄，“戈”是尖头，“我”是个刺儿头。

和“戈”一对照就知道，“我”也是一个长柄的兵器。这个兵器在当年可能就念 /ŋal/，所以这个字形被借来表示“我”，就是一个纯粹表音的字。

古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借字记音。“我”在造字的时候是象一个有形的武器，是表意的。但实际上用字的时候，哪怕早到商代，“我”从来不表示那个兵器，它表示的是第一人称代词，已是一个纯粹表音的汉字。

再举一个比“我”更难的例子，就是“今天”的“今”。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字，更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有什么形象吗？神鬼莫知，仓颉都画不出来。

我们看古文字的“今”，一个倒三角下面一横，跟“今”一点关系没有。

这个字咱们要从人的嘴巴说起，“口”象嘴巴，底下一弧，两个嘴角翘起来。

如果在“口”的上面加一横，就是“曰”，表示把话说出去。

“口”一般是朝上的，但有些字里需要“口”朝下。

比如说“食”，就是上头一个“口”对着一个大饭碗。饭碗上面尖出来的是盛得高高的饭。

比如命令的“令”字，一个“口”从上面对着一个跪跽的人形说话，可不就是上对下发号施令吗？

朝下的“口”往往写成一个倒三角，这么看来“今”字就是个倒“曰”。

“曰”是“说”，倒“曰”就是闭口不言。这个字的音、义传到了后来，比如“噤若寒蝉”“噤口不言”中，“噤”就是不说话。

“今”字原来是为“噤口不言”的“噤”所造的一个表意字。然而它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从商代开始都是表音，就纯粹用音来记载“今天”这个意思，是个单纯的表音字。

很多汉字都包含音的因素，但是经常被忽略，比如说家庭的“家”字。

“家”是讲到汉字的文化内涵时常举的例子，说宝盖头像一座屋子，里边是一个“豕”，也就是猪的古称。所以很流行一个说法，在造字的时代，房子里边要养一头猪，象征家里有财富，那才是一个家。

但这个事不合常识啊，不管是把猪养在人住的房子里，还是人住在猪圈里，都是不合情理的事儿。

汉代学者就发现了里边的问题，提出了疑问，但是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现在我们能看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知道“家”字里原本不是一头普通的猪。

左边是商代甲骨文的“豕”字，大嘴巴、大肚子、短尾巴，象猪没问题。如果在这个猪的胯下增加一划，就是公猪，在古代叫“豭（jiā）”。如果这一划掉下来，就是去势公猪（豖zhuó）。

▲ 大家记住中间的就行了

我们回过头再看商代、西周文字中的“家”，里边是只公猪——“豭”。“豭”现在和家庭的“家”同音，当时也是同音的，大概都念/kra/。

很明显，“家”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声字，上面的宝盖头就是形旁，表示房屋，里头那只猪只是用“豭”来表音的声旁，和家庭没有逻辑上的联系。

可见我们的古人也不是那么势利眼。古往今来，有亲人的才是家。

讲了一堆字，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共识。汉字里边，象形是造字的基本方法之一，但是我们的汉语中，画不出来或者画不明白的词才是多数；汉字中，用表音或者部分表音的方式来记录汉语的，也是多数。

这个情况很早就有了，甚至我认为汉字刚形成体系的时候就必不可少了。不然的话，“我”、“今”这种最常用的字怎么画呢？

由此可以想到，世界上真的存在成体系的象形文字吗？应该是不存在的。古埃及的圣书体以往也被叫作象形文字，和对汉字的误解是一样的。因为一种文字只有把“画不出来”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真正地记录语言。

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文字创造之初的情形，它们的字形比较清楚，字音能对得上，结构能拆得开。但是实际使用汉字的人，他们真的明白这些吗？他们真的需要知道所以然吗？

不要说现在的人看不出里边的所以然，从秦汉以来，写隶楷文字的这两千年的人，除了少数学问家，绝大部分都是搞不清楚的。

大家回忆回忆，我们是怎么学字的？我们学写“我”“今”“家”字，是一笔一画死记硬背的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绝大多数汉字，对于绝大多数实际使用者而言，早已成为既不表音也不表意的、让人强制记忆的无理的记号了。

好像越说越苍白、越说越无趣了。汉字要么就是表音的，要么就是形声字，要么干脆就是记号，跟我们印象里的常识——每个汉字都有丰富的造字理据、深厚的历史内涵，传承至今，一直到当代搞简化字才破坏了——不大一样啊！

这是有点残酷，但它却是从隶楷到现在两千多年来，汉字一直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道理很简单，无趣才能稳定，稳定才能长久。世上的事大多如此。

我们设想，如果文字要有趣，一个字的造字理据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看不懂了，字形就得变。一个字的读音发生变化，形声字里的声旁跟整个字念得不一样了，那这个字也得变。变了，之前的字不认识了，汉字的传承就很容易断。正是因为两千多年来，咱们就无聊地死记硬背，它反而不爱变，才传到了现在。

所以，对于汉字的传承，对于汉字所记录的文本，包括数字文本的传承而言，没事别折腾，就是最好的。今天是这样，将来也是。

回归汉字常识

前两年我写了一本向大众普及汉字知识的书，书名叫《汉字再发现：从旧识到新知》。现在回头看觉得托大了，与其说是再发现，不如说就是发现，但是要带着科学的观念，带着考古发现的成果，带着我们的常识去发现。

今天我这个演讲的题目叫《告别汉字“常识”》，也托大了，其实哪有告别常识，就是回归常识——是带着常识、带着温情去理解我们的古人，理解汉字的历史。

最后如果要问一个终极问题，你们研究汉字的历史有什么用？这不是屠龙之术吗？

该怎么回答？往大了说，研究汉字的历史跟研究一切历史一样，理解我们的过去，也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往小了说，这只是努力突破当代人类知识边界的一种智力活动，不需要更大意义，就突出那么一点儿，还不够有意思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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