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导致多文明世界不稳定的唯一危险因素？——巴以冲突探源

作者：刘胜军

来源：刘胜军大局观

当前在穆斯林中，被引述最频繁的反美情绪的原因，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这些外国人、异教徒和难以理解的力量，颠覆了穆斯林的统治地位，扰乱了伊斯兰社会，最终侵犯了他们的圣所家园；因此，穆斯林愤怒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地，这种愤怒应该主要针对他们千年以来的敌人，并应从古老的信仰和忠诚中汲取力量。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种情绪和运动，它已经远远超越了问题、政策以及政府的层面。这是一场文明的冲突——这个古老对手的或许非理性但显然是历史性的反应，其针对的是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权威伊斯兰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

巴以冲突，乃亨廷顿所谓“断层线战争”的典型案例。断层线战争是指发生在不同文明的身分群体（通常是宗教或种族）之间的战争，通常比正规战争更长、更难解决、更易反复。在断层线战争中，双方都努力诋毁对方，甚至把对方形容成恶魔。90年代，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谈到车臣游击队时曾说，“疯狗必须处死”。

最近，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说，“我们正在与人形动物作战，我们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是巴以局势走向失控的预兆。1968年一位美国陆军少校在越南说：“有必要通过摧毁这个城镇来拯救它。” 作为拥有压倒性优势的一方，以色列的“强者思维”有可能让其重蹈美国在越南的覆辙。

以强硬闻名的内塔尼亚胡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有句话说的好，“往事并不如烟”。评判巴以冲突，倘若仅仅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开始算起，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这场冲突，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善与恶、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来简单区分。关于巴以冲突，普利策奖得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说得好：“如果你的道德指南针只适用于一方的痛苦，那么你的指南针已经失灵，你的人性亦然”。因此，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心急火燎敦促沙特谴责哈马斯袭击的时候，被沙特拒绝了，沙特方面还让布林肯等了数小时才会面。在中东，沙特算是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其他国家态度更可想而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警告说：“如果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以色列）决定进入加沙，抵抗组织领导人将把那里变成占领军的坟场。”

巴以冲突，从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开始至今，已经76年，依然是“山穷水复疑无路”。巴以冲突，不仅仅是领土之争，也穿插了阿拉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以及伊斯兰、基督教、犹太教三大宗教的恩怨。在这76年期间，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1947-1982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五次中东战争；

• 1979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

• 1987、2000年两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反抗以色列的占领；

• 1990年、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两次海湾战争；

•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

• 2001-2021年阿富汗战争；

• 2020年，“中东谍王”、伊朗军方重要领导人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美军三枚导弹袭击丧生；

.......

2023年10月，“赎罪日战争”50周年之际，新一轮冲突爆发。加沙，以色列大军压境，大战一触即发。以色列要求110万巴勒斯坦人迁移至加沙南部, 遭遇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一片谴责。就连以色列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国总统拜登也警告：以色列如借机再度占领加沙地带将“铸成大错”。

伊朗等中东多个国家数以万计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和美国。军事实力远超哈马斯的黎巴嫩真主党宣布：“时机成熟时，我们将会采取行动。”

在英国，多所犹太学校因安全原因不得不暂时关闭。

法国尤其紧张。法国政府宣布全面禁止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前几年，围绕漫画风波，法国先后发生过《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历史老师街头被斩首等事件。法国有近50万犹太人口，是欧洲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欧洲穆斯林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500万穆斯林。

为什么巴以冲突的“结”如此难以解开？还是历史学家克罗齐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历史太沉重，以至于后人必须负重蹒跚而行。

宗教与文明的冲突

韦伯认为，有五大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和佛教。其中，前面四大宗教都与相应的文明结合在一起，唯独佛教例外，佛教兴于印度，却已经在印度绝迹，而在中国、日本、东南亚生根。因此，佛教并不构成一个文明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是一神教，与儒家的“和而不同”、佛教的“四大皆空”大相径庭。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

犹太教与基督教都奉《旧约》为共同的圣经，所以两大宗教本质上一脉相承。1939年，《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提出“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体系”（the Judaeo-Christian scheme of morals）。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首次总统就职演说（即说出“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名言的那次演说）中，尽管没有直接使用“犹太教-基督教”的表述，但演说与流行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相一致。1952年，艾森豪威尔在发表总统就职演讲的前一个月，明确说，“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由他们的造物主创造的……我们的政府形式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宗教信仰上，就没有意义，我不在乎是什么宗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概念，但它必须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宗教。”

文明本应百花齐放、美美与共，但问题是：每个文明都习惯于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西方文明尤其如此。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

亨廷顿以一个学者特有的理性，深刻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根源在于：1）对人民、财富、资源、领土的控制；2）将自己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人的能力；3）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

福山的导师亨廷顿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独霸全球。西方扩张的直接驱动因素有两个：一是航运的进步足以到达遥远的国度；二是压倒性的军事技术。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而是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忘记这一点，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国庆74周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沙特一位高级官员曾说，“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人想要现代化，但不一定要西方化。”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欧美应放下“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不同的文明，其结构不同。例如，西方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有一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日本文明则是一个孤独的文明。伊斯兰文明最大的弱点，在于缺乏核心国家。埃及、伊朗、沙特、印尼、土耳其等有潜力，但也都难以成为足以服众的核心。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虚弱的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

理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必须记住一点：穆斯林的忠诚结构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民族国家是政治忠诚的顶点。在伊斯兰国家，部落一直是政治中心，许多国家不过是“有旗帜的部落”。在伊斯兰世界，小集团（部落）和大信仰（伊斯兰教）是忠诚和义务的核心，国家则不太重要。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很多人忽视了20世纪末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影响。

自19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开始兴起，其动机在于渴望“在一个远离真主的世界中恢复伊斯兰教的支配地位”。穆斯林相信，在历史上每百年会出现一个小复兴者，每千年则有一个大复兴者。复兴的目标，就是回复到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时的原初状态。

70年代的石油繁荣刺激了伊斯兰复兴。人口增长是另一个关键动力。穆斯林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宗教群体。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报告，截至2010年，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多人信奉的宗教，全球有22亿信徒，占世界69亿人口的约31%；而穆斯林人口居次，全球信徒达16亿，或占全球人口约23%。

西方人担心，“他们不是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移民的入侵。”90年代初，欧洲移民中穆斯林占2/3，阿拉伯人占布鲁塞尔出生人口的50%。在西欧，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义，已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反犹主义。欧洲认为移民威胁主要来自穆斯林，美国的移民威胁主要来自墨西哥。

伊斯兰教近几十年中在全球发展迅速，无论是在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国，伊斯兰教信仰者的人数都在快速增长。根据美国皮尤调查公司“绘制全球穆斯林人口地图”项目的数据，2009年穆斯林人口已有16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全球有57个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为穆斯林（即所谓“穆斯林多数国家”）。在传统上没有穆斯林人口、或者是穆斯林人口比例极小的多个欧洲国家里，伊斯兰教都已经成为基督教之后的第二大信仰。欧洲人开始担心穆斯林会把伦敦变成“伦敦斯坦”（Londonistan），把欧洲改造成“欧拉比亚”（Eurabia）。

当代伊斯兰复兴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1979年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趋势似乎已经势不可挡。孰料一夜之间，被美国视为海湾宪兵的伊朗政府，被一场以宗教为旗帜、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士兵的革命推翻了。戴着缠头的霍梅尼取代了西方做派的巴列维国王，成为伊朗的掌舵人。伊斯兰教权威学者伯纳德·刘易斯甚至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同样重要。霍梅尼曾说过，“伊朗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

霍梅尼（1900-1989）

穆斯林的愤怒

一些西方人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分子（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1400多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明。伊斯兰是唯一使西方文明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文明，而且发生过两次。历史上的9次十字军东征，可谓最为激烈的宗教冲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只要伊斯兰还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将继续定义它们的关系。伊斯兰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这一点比基督教更甚。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都要更为容易。

被视为最后一个“萨拉丁”（对抗十字军东征的阿拉伯英雄）的萨达姆的迅速溃败，令伊斯兰世界更具挫败感。老布什总统经常以美国的名义祈祷上帝，散发出“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臭味”，更加强了阿拉伯人“这是一场宗教战争”的看法。

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东方学家”、在西方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1990年发表了引发轰动的“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为何这么多穆斯林如此憎恨西方，为何他们的苦难不会轻易平息？”一文，为我们理解伊斯兰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

刘易斯与基辛格：两位研究文明冲突的大师

• 基督徒被告诫：“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然而，有一种宗教传统，无论是分布范围、持久性的活力还是普世救赎的抱负(universalist aspirations)，都可以与基督教相提并论——它就是伊斯兰教。

• 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伊斯兰教给无数的信徒带来了慰藉和平静。它赋予了单调而贫穷的生活以尊严和意义。它教会了不同种族的人们如兄弟般地一起生活，也教会了不同信仰的人们适度包容地共同生活。

• 就像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所有其他文明一样，穆斯林世界在其全盛时期将自己视为真理和文明的中心，而周围的异教徒野蛮人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被启蒙和开化。

• 在北方和西方，穆斯林很早就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普世宗教，一个由这种宗教所激发的独特文明，以及一个尽管比他们的小得多、但其野心和抱负完全不逊于他们的帝国——基督教世界。

• 这些敌对信仰体系之间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四个世纪。它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包括了一连串的攻击和反击，圣战和十字军，征服和再征服。

• 由于在首个千年里伊斯兰教不断前进，基督教因而处在后退和威胁之下。十字军试图收复东方的基督教失地，但被阻止和挫败。伊斯兰教曾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

• 在过去的300年里，自从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的失败和欧洲殖民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崛起以来，伊斯兰教则一直处于守势；并且，欧洲的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文明和她的儿女们，已经把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纳入其势力范围。

• 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对抗西方至上的浪潮不断高涨，并渴望重新树立穆斯林的价值观，恢复穆斯林的伟大。穆斯林已经遭受了连续的失败。第一次是，相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势力的强大，他们失去了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第二次是，由于外国的思想、法律和生活方式，以及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殖民者的入侵，他们在本国的权威遭到了削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则是他们对本国的控制权，面临着来自于那些被解放的妇女和叛逆的青年的挑战。这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这些外国人、异教徒和难以理解的力量，颠覆了穆斯林的统治地位，扰乱了伊斯兰社会，最终侵犯了他们的圣所家园；因此，穆斯林愤怒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地，这种愤怒应该主要针对他们千年以来的敌人，并应从古老的信仰和忠诚中汲取力量。

• 在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德国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在阿拉伯世界和其他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而反美主义思想就是这种思潮的一部分。在这种看法中，美国是一种没文化的文明的极端例证: 富裕舒适、物质先进，但却呆板无聊；人为制造的或最多也只是建构的，而非生成的；机械的而非有机的；技术精巧复杂，但却缺乏那种源远流长的、人文的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和活力。

• 全新而神秘的第三世界主义，源自于西欧特别是法国。在那里，非西方的亚当和夏娃的纯真被西方的毒蛇毁掉了。该观点把东方的善良纯洁和西方的邪恶这一判断奉为圭臬，并形成一条从西欧到美国的邪恶指数曲线。

刘易斯与小布什夫妇

• 当前在穆斯林中，被引述最频繁的反美情绪的原因，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随着亲密程度和涉入深度的增加，这种支持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者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表达了立场坚定和毫不妥协的谴责。

刘易斯与内塔尼亚胡

• 我们西方人被指责为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而这些又在父权制和奴隶制、暴政和剥削之中被制度化。面对这些指控和其他可憎的罪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认罪——不是作为美国人，也不是作为西方人，而不过是作为人类，作为人类的一员。在这些罪恶中，我们不是唯一的罪人；而在其中，我们绝不是最坏的。

• 一些西方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明，无疑是罪恶的帝国主义。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只有西欧的扩张过程存在着这种道德犯罪，而在其他民族的扩张中，就没有这种道德犯罪吗？比如，那些较早的、相对原始的扩张——阿拉伯人、蒙古人或奥斯曼人进行的扩张。通过践行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只是遵循了人类历史上数千年来共同的惯常做法。而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就在于，西方文明正在不断辨识、命名和尝试来医治这些历史性疾病——况且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功。

• 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真实和有吸引力的替代物。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们并没有看错：西方文明，正是那些他们所希望为人民保留或恢复的生活方式的最大挑战。

• 起初，穆斯林对西方文明的反应，是一种羡慕和效仿——对西方的成就给予极大尊重，并渴望模仿和接受。这种渴望，源自于一种对伊斯兰世界——与发达的西方相比——的贫弱落后的日益增长的敏锐洞察。数代改革家和现代化推动者试图将这些要素引入并使之适应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希望以此就能实现与西方的平等，也许还能恢复他们丧失的优势。

土耳其现代化之父凯末尔

•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羡慕和效仿西方的情绪，在许多穆斯林人当中，已经让位给了对西方的敌视和拒斥。可以肯定的说，这种情绪部分地来自于一种屈辱感——他们越发地意识到：作为一种古老的、自豪的和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文明的继承人，他们却被那些(在他们看来的)劣等人所超越、压倒和征服。此外，这种情绪还部分地源于西方世界本身的事件。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是造成西方文明自身分裂的两次自杀式世界大战的影响，给他们自己和其他民族造成了无尽的破坏。

• 他们所批判的，不是这些制度的西方原版，而是由激情的穆斯林改革者在本国推行的仿制品。这些制度，在超出他们控制的情况下运行，并采用了他们没有完全理解的、不合国情的引进模式，因而无法应对迅速发展的危机，并被逐一推翻。对于大多数中东人来说，西方式的经济手段带来了贫困，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带来了暴政，甚至西方式的战争也带来了失败。因此，这么多的人愿意听到这些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老的伊斯兰道路是最好的，唯一的救赎是抛开改革者的异教创新，并回归到上帝为他的子民所指定的真正的道路(the True Path)上。

• 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针对两个敌人，即世俗主义和现代主义。反对世俗主义的斗争是有意识的和明确的；而且，目前已经出现一系列文学作品，旨在谴责世俗主义是现代世界的一种邪恶的新异教力量，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其归咎于犹太人、西方和美国。

• 1989年2月，在伊斯兰堡，美国新闻处(USIS)被愤怒的人群袭击，这次是为了抗议拉什迪（Salman Rushdie）《撒旦诗篇》的出版。拉什迪是一位印度出生的英国公民，其作品五个月前在英国出版。但是，究竟是什么激起了暴徒的愤怒，以及霍梅尼随后宣布对作者的死刑判决呢？——是这本书在美国的出版。

2022年拉什迪在纽约遇刺（已康复）

• 现在应该清楚的是：我们正在面临着一种情绪和运动，它已经远远超越了问题、政策以及政府的层面。这是一场文明的冲突——这个古老对手的或许非理性但显然是历史性的反应，其针对的是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 现今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唯一传统。还有其他更宽容、更开放的传统，它们有助于激发伊斯兰文明曾经的伟大成就。我们或许希望其他这些传统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占据上风。但是，在这种情况出现以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西方国家几乎无能为力。甚至，仅是尝试也会造成伤害，因为这些是必须由穆斯林自行决定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小心谨慎，以避免因分歧的加剧和古老偏见的复兴而在新时代引起一场宗教战争的危险。

西方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坚信自己文化优越性但又担心自己处于劣势的伊斯兰文明。自信且傲慢的西方，将其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才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文明冲突的根源。西方政客们应该收起“灯塔”、“普世主义”这些傲慢的词汇，拥抱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牢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那句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厉声警告：

参考文献：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伯纳德·刘易斯：“文明冲突论”前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

王宇洁，“伊斯兰复兴：谁之复兴？何种复兴？”，《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