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然后计算和末日之间的距离

疫情的反复几乎令人精疲力竭，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都回不去了。

加缪在《鼠疫》中曾写下这样几段话：“从这时候起，我们才算回过头来，安于我们这种囚徒般的生活状况，一头扎进我们的过去。”

“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忍耐力，就会訇然坍塌，他们觉得掉进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结果他们势必强制自己，再也不面向未来，可以说是一直低垂着眼睛过日子了。”

疫情如同鼠疫，来得“毫无道理”，却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与心灵。加缪在书中呈现出了不同人面对灾难时的不同选择，现在读来仍有先见性。

或许，人类有某种需要面对的永恒命题，要怎样在无常、无意义，甚至荒谬的人生里，挖掘出值得我们坚持活下去的部分？

没有唯一的答案，但加缪的态度是，“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

讲述 | 云也退，文学评论家、书评人

来源 | 看理想节目《作家酒馆》

01.

独处于一切之外

阿尔贝·加缪（法语：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蒙多维城，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其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那些景象是关于贫穷的，也是关于富有的，是关于沉默的，也是关于喧嚣的。贫穷的是他的家和所处的社区，富有的则是无边的自然风光和古代希腊人留在这里的陈年古迹。沉默的是祖母和妈妈，喧嚣的是热气腾腾的城市，那里，人在宣泄爱欲，感受身体的生机。

加缪说，只要你像他一样，常年生活在北非的阿尔及尔，就会知道，自然的恩赐多么丰盛，而且那里的海滩、海水、棕榈树，并不是像现在的度假胜地一样，最好的被少数有钱人所圈起来独享，而是一视同仁地既滋养荣华，也滋养穷困。

在这里，不管你是高官子弟还是一文不名的贫家儿女，是白人、黑人还是黑白混血，只要是小伙子，都会脱得赤条条地，去领取免费的日光和空气。海滩上，还有舞厅，在加缪的记忆里，是标准海景舞厅，穷人家的街坊儿女可以在那里尽欢半日，直到华灯初上。

加缪所生长的地方，主要是北非的阿尔及尔和奥兰这两个城市。在阿尔及尔，他家所在的社区名叫贝勒库，这里的人很穷，而且人种复杂。虽然在白天，他可以欣赏海边的喧闹和迷人的自然风光，但到了晚上，他不愿回到自家的公寓房，而是去到一家空无一人的阿拉伯咖啡馆里，长久地静坐。

当他回家睡觉时，他不用开灯就能摸着黑上楼，他的鼻子里灌入了淡淡的臭味，他把每一步都抬得很高，避免绊倒，他的手从来不敢碰栏杆，以免摸到过路的蟑螂。

对贫穷的直接体验，总是会与自然景观和那些赤裸的肉体呈现的美同在。还有一种组合，让加缪刻骨难忘：那就是，有一座面对阿尔及尔最美丽风景的墓园。加缪觉得，那坟墓里升起了一股浓重的忧郁，那里栖息的群鸟，如同死一般的茂密。

在那里的墓碑上，加缪曾读到这样一行墓志铭：您坟上的鲜花将永不匮乏。可是，在这墓碑周围生长的，却是一种名叫“山鼠曲草”的植物，这个植物，在法文里叫immorteues，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朽的。这种草即使枯萎，也像它在活着的时候那样色泽新鲜，十分之诡异。

加缪，在这些无处不在的对立统一面前陷入了沉思。他思考什么？不是思考自己为何家境贫寒，或者，思考如何脱离这块穷乡僻壤；他想的是，自己置身这样一个处境，难道不是一种天意的安排？

天意在这片残破法国殖民地上，安放了这样一群富于野性的少年人，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不仅如此，他还仿佛受到天意的垂青，被它点化，从而意识到，在匮乏与丰富的神奇并存之中，存在着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

他看这城市里，到处是灵光，有一天，他看到一辆从殡仪馆开出的灵车，司机朝着过路的女孩嚷着“搭车吗，小妞？”，加缪并不觉得这司机太无礼，爱搞怪，他想到的是，死亡和生命活力的关联，不正是被这样一幅画面所象征吗？

他必须相信自己是负有使命的人。

夜晚，在他的身后，公寓走廊里，各种垃圾和食物残渣在高温中腐烂，那臭气经过他的身边，飘出窗外，飘向了他正出神凝望的、那默不做声的漫天的星斗。对地上的一切，他都那么敏感，可又独处于一切之外。

02.

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

后来加缪长大了，作为一个生在法属北非殖民地的法国人，他去到了巴黎，这如同是一种“归位”，因为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在巴黎，巴黎是欧洲的枢纽，它最起码是个扩音器，能把麻雀的啁啾扩大成凤凰的啼鸣。

在那里，加缪也收获了友情，有人赏识他，有人深爱他。他患有先天的肺结核，经常会感到疲劳、需要静养，可是他的长相太符合那个年代对美男的认知了，人们看到他，就会想起那时的大牌演员、硬汉巨星亨弗莱·鲍嘉。更不用说他是真的有才，落笔成文，言辞慷慨。

加缪在1942年发表了成名作小说《局外人》，书中写的是他最熟悉的景象：北非。那里有炽热的阳光，海水，有沙漠和阿拉伯人。不过，他可不是在向巴黎读者兜售家乡的异域风情。在那个小说里，北非见证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杀人事件，在阳光的照射下，小说的主角默尔索，一枪打死了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阿拉伯人，随后遭到逮捕和审判。

在法庭上，默尔索孤身一人，听着众人对他的各种分析和指控，说他是个日常生活中就非常冷血的人。他被推入死囚牢，独自在长夜里等待枪决时刻的来到。

不管加缪风华正茂，收获了多少爱慕，也不管《局外人》在出版后引来多少掌声和赞美，加缪用默尔索这个近似孤家寡人一般的人物，来确立自己的形象，当然是很酷的。然而，他最酷的地方在于，那些被他反复咀嚼过的家乡景象，那种美和肮脏，充满和匮乏，死和生，在默尔索的故事里都退得远远的，成了一片模糊的、与人无关的背景板。

这是因为加缪对家乡失去了兴趣吗？还是因为成功的诱惑在前，促使他把故乡写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从而引起巴黎人的好奇？

都不是。加缪随时可以回到他写《局外人》的时刻，而在写局外人时，他又随时可以回到北非的阳光下。他在另一本书《西西弗的神话》中暗示，要做一个演员，让各种灵魂在自己的肉身中搏斗，因为他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而一个好的演员，能够一低头一抬首，就切换进另一个时空。每一桩个人的体验，在他这里都是相邻的舞台，任他来回进出，而在演员之中，又有谁能与他比拼专注力呢？

他始终在专心求解那个早早就埋在心间的谜题：我被抛在这里，是出于怎样的天意？

在《局外人》中，他开始探索风景环境和个人之间的一种极端的关系。他称之为荒谬。风景或许是美的，但它因为对人的呼唤、人的挣扎毫无反应而变得单调、冷漠，人或许是热爱风景的，但他因为无法与环境沟通而逐渐沉默寡言。

于是，人会关闭感官，退回惯性之中，循着人类社会的日常节奏，周而复始地度日。但假如他始终拒绝这样做，他就会努力地深入他的存在之中，企图让那个一向不曾回应的世界给自己一个回应。

默尔索的持续努力就这样来到了一个临界时刻。他爆发了，开枪是一种个人宣泄，更是对于人的存在本身发出的咆哮。

这些隐秘的追寻，是没有人懂的。反过来，世人能够理解的，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国家公诉人的态度，就是根据人的外在行为来判断他的人性善恶。这是简单而傲慢的做法，在加缪的刻画中，它为已经存在的荒谬添火加柴，让人越发远离对于存在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

加缪相信，自己既然领悟到了这些，就有义务采用最理想的形式去表达它，让它灼痛人心。于是，就在《局外人》发表后的第五年，他拿出了一本更长的小说：《鼠疫》。

03.

永远处于绷紧状态

《鼠疫》里有一个人，塔鲁，他跟他的朋友里厄医生说，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检察官。

塔鲁说，他一直很崇拜父亲，直到17岁那一年，父亲带他去旁听一次刑事审判。父亲滔滔不绝地描绘被告人是个怎样的恶魔，要求法庭砍掉他的脑袋，但塔鲁却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被告站在被告席上，像一只被强光照射的猫头鹰，魂不附体，他的领结歪在了一边，机械地啃着一只手的手指甲。

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塔鲁无法再面对父亲。他觉得父亲一直在参与谋杀；他也知晓了母亲和父亲之间没有任何感情，贫穷使得母亲早就习惯了逆来顺受。塔鲁离家出走了，孤身流浪四方。他明白，自己这一番执念，世上是无人能懂的，直到他遇到了同样孤独的里厄医生，他们两个人，在一场可怕的鼠疫期间负起了拯救城市的责任。

那天，他们结束了巡逻之后，并肩坐在一个高处的平台上，俯瞰着漆黑死寂、连银河都无法照亮的城市，然后，他们谈起了友情。

在《局外人》中，加缪已经妖魔化过一次北非了——这个妖魔化当然是加引号的；来到《鼠疫》里，他对他心爱的故土城市，又执行了一次恐怖想象。加缪在童年时代就熟悉瘟疫，就像熟悉贫穷一样，而他自身的肺结核病，也让他不仅关注那些健康的身体，而且对畸形、病痛和厄运有着极大的共情能力。

活力和生机一向注视着死灭，正如北非的海从来就注视着太阳。在对立统一中苦寻意义的加缪，这时狠下心来，将《局外人》中，人与自然的冷漠对立，升级为《鼠疫》之中，鼠疫对人的无情碾压，这碾压不仅意味着夺走人的生命，更剥掉了生活丰富的外在色彩，暴露出活着的真相，其实不过就是一成不变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在鼠疫之中，城市被隔绝于外界，政府濒临瘫痪，普通人什么也做不了，顶多只是收集消息，估计前景，计算和末日之间的距离。

故事里有一个患有气喘病的西班牙老头，他面前有两口锅，他把鹰嘴豆从一只锅里拿出来，放进另一只，放到不能再放了，再从那只锅里把豆子一个个拿回来，堆满第一只锅。就这样循环往复。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以此为乐，倒是显得置生死于度外。他从不与他人的生死共情，他的口头禅就是：生活嘛，总会有人死掉的。

鼠疫的从天而降，是毫无道理的，经历了鼠疫的人，大多数学会的是虚无、悲观和及时行乐，他们的生活都成了浮在表面的一个个泡沫，随时都会碎掉。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不同。主人公并不是默尔索那样的独行者，而是有了两个人：塔鲁，和里厄医生，塔鲁是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即便恶是无法对抗的，对抗恶这件行为本身也具有价值，里厄医生则是沉默的行动者，做该做的事，尽己所能。

他们各自沉入了关于人之存在的追问，当别人顶多只是同病相怜的时候，这两个人的痛苦追问却促发了高级的友谊。他们互相叙说自己从何而来，从鼠疫中学到了什么。

塔鲁说，他一直感到自己因为跟了一位检察官父亲而失去了道德清白，所以他将在余生中避免再犯下过失。他说，我们大家都是鼠疫患者，而所谓好人，只是比别人更加小心，不会传染病毒。但这需要人有极强的意志力，需要永远处于紧张的状态。

这思想简直太高贵了。但加缪就是这样做的，他一直是绷紧的，努力让说出和写下的每一句话都精炼而不流俗。他在指出了荒谬的存在时，不让人停下反对荒谬的脚步。所以《鼠疫》显得比《局外人》更酷，因为与孤独的杀人犯默尔索不同，塔鲁明明是个勇士和义人，也是鼠疫的受害者之一，却慷慨地承认说，自己是犯有罪错的。

04.

用交流来表达沉默

加缪的书是能让人死心塌地地奔着一种高贵去生活的，人会相信高贵的人格真的存在，而且并不难企及。可是，追求高贵和完美，也有另一重意味。当加缪在用他精准的用词、诗意的表述和高出一般人的道德修养吸引读者的时候，他也感到一种真正的孤独。

因为在很多事情上，崇高的道德境界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加缪在1940年代这个时间段写出了正确的作品，法国人和欧洲人对二战记忆犹新，而冷战的格局还没有问世，但十年过去，情况就变了。名气给加缪带来了他无法预估的后果：他必须从道德的云端下降，去谈论政治，去当好一个意见领袖。特别是，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谈论他家乡的事。

他的北非故乡，阿尔及利亚，本来只是为他的小说担任背景，为他对荒谬世界的思想添加证据；然而现在，阿尔及利亚要脱离法国，成为独立的国家。加缪在那里有亲属和朋友，可他自己又是法国人，他无法完全效忠于任何一边，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殖民地发生骚乱的时候，及时地去谴责暴力。

他在两边之间的竭力奔走、促进和解，真正把他锤炼成了一个接地气的人道主义者。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可能是一百二十年来所有授奖词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其中说，这个奖授予加缪，是因为“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

但是，前往瑞典领奖的加缪，心里却是极度恐惧的，因为他知道，领奖不是一个文学的时刻，而是一个政治时刻，多少媒体和观众，都会过来听他表明政治上的立场。

他的恐惧并不是矫情。《鼠疫》之后，他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了，然而他一直是人们口中的道德上的表率人物，是可以信赖的时代良心。他们在他身上寄予了太多与文学艺术无关的期待。

在1957年12月的斯德哥尔摩，一家报纸送上了加缪最不愿回答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你是时代的良心，可你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为什么一直就不表态呢？在加缪演讲的时候，一个穆斯林学生站起来说：你经常谴责在苏联和东欧发生的暴行，可你为什么不谴责一下阿尔及利亚的事情，那里的阿拉伯人正在被杀，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们不必去关心加缪的回答。无论他答什么，只要他力图做到公平，强调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的利益同样重要，他都会同时被两头的人所憎恨，而那些久经沙场的政治观察家，则会嘲笑说，加缪的这股子文艺腔真是太蠢了。

说到底，对荒谬的思考，对人的存在的困境的思考，难道是大多数人的心智都能担负的工作吗？它们真的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为了刻意从生活中榨取出意义，而策划的头脑风暴吗？

加缪最后的选择，是脱离所有这些纷扰，彻底在公众舆论中销声匿迹。他为此付出了名声一落千丈的代价。他被遗忘了很久，早年的帅气渐渐散入了一阵苍凉之中。

加缪不是为了打破沉默而需要交流，而是用交流来表达沉默。

*本文摘选自看理想App节目《作家酒馆》，内容有删减和调整，小标题由编辑添加。完整观点和讲述请移步至相关节目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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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大壹

微信内容编辑：汁儿

监制：猫爷

配图：《海边的曼彻斯特》《美丽心灵》

《野梨树》《超脱》